【大纪元2019年03月03日讯】自中共成立至建立政权期间，甚至在建政之后，除了公开的中共党员外，还有一些中共“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为中共效力。“特别党员”也是秘密党员，但其与之的区别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且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
按照中共的定义，“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其入党介绍人往往由中共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自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由“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他们不编入支部，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由高层单线联系，以便于其在“特别地区”、“特别领域”，如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活动。
从业已披露的若干中共“特别党员”的经历看，他们与那些为中共效命、甚至立下汗马功劳的“秘密党员”和党员一样，在没有被利用的价值后，都被中共抛弃。即便他们为中共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人也难逃被中共迫害的命运。一句话，他们就是自取其辱。本篇就说说知名的几个人。
宋庆龄背叛孙中山 最终被中共冷落
曾被国民党人称为“国母”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临终时留下的遗言之一就是“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为什么不够格？一个原因应该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另一个应与其未能守节有关。有传闻称宋庆龄与其有妇之夫的儿子辈警卫秘书隋学芳产生了感情，并与其同居，其后秘密结婚。
早年的宋庆龄陪伴孙中山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四处奔波，不仅成为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也赢得了国民党人的尊重。由于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了得到苏联援助的孙中山，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即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违背孙中山的指令，攫取了国民党各方面的权力。国民党逐渐分裂，最终“清共”。
而同样没有认清共产党真面目的宋庆龄，在孙中山离世后，选择了站在共产党一边，并极有可能在1927年前往苏联、欧洲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其后在回国后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为共产党效力。
关于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可以从中共领导人廖承志的回忆中一窥端倪。据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的来到其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召开了反帝大会。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显然，宋庆龄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如其曾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营救在共产国际上海的间谍牛兰夫妇的命令，而且是不遗余力。但其努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明确拒绝。
宋庆龄不仅为共产国际效力，也是中共的马前卒。她帮助中共营救了若干中共要员，同时还向其秘密传递国民党的情报。当年负责其与中共联络的中共党人李云（祝秀贞）回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就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陕北，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另据中共媒体披露，曾从事中共情报工作、后负责替中共与日军秘密联络的大特务潘汉年就曾在1936年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带给宋庆龄，宋庆龄由此积极配合潘汉年与国民党的谈判。潘汉年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对于宋庆龄的通共行为，蒋介石与宋家人都是一清二楚的，但重视亲情的他们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直呼宋庆龄的名字，而非“孙夫人”或“二姐”，透露出的就是对其的厌恶。
中共建政后，宋庆龄这个“特别党员”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身上光环无数。但随着中共政权的巩固，宋庆龄的花瓶作用开始降低，其就公私合营、反右、文革等运动写信给毛表达不同的意见，都遭到了毛的不客气的批示。毛还在1959年人大会议上，在“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一事上投了反对票，毛甚至还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其父母在上海的坟墓在文革爆发后被挖、被掘，造反派还冲进宋庆龄的居所，要剪掉她的头发；孙中山在南京的铜像也被移走。
此时的她或许才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吧？可惜实在是太晚了。
周佛海儿子坐了18年中共监狱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在认清了中共后，他于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撰写了大量反共文章，也因此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叛徒”。1938年，他加入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因心脏病猝死。
自小被骂为“小汉奸”的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年轻时在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美化中共的《西行漫记》等书刊后，开始对中共抱有好感，并于1946年秘密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改名为周之友。其后，背景深厚的他接受中共特务头子之一扬帆的指令，在上海从事策反工作，而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
周之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结交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并多次暗中策反，还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中共。他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为中共顺利进入上海立下重要功劳。
中共建政后，周之友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0年。出狱后，以“反革命罪”又被判处管制3年。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83年周之友获“平反”，出狱两年后离世。其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这焉知不是助共的报应？
张学良被中共耍后终生不回大陆
因参与策动1936年西安军事叛变，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曾在口述历史中，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但对于他如何申请参加中共的，以及他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的事情，都绝口不提，而且他还绝口不提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以及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近年来披露的史料显示，当时，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三方已商议要组建一个西北国防政府，目的是联合苏联，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然后抗日。很明显，这个所谓的新政府就是“叛乱”、“叛国”。
张学良在口述中还透露，西安军事叛变中杨虎城是主角，但名义上自己是主角，因为杨的妻子和部下大多是中共党员。
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作为“中共特别党员”的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中共，自然让中共感激不尽，这也是为何中共高调宣传西安军事叛变，将张、杨视为“民族英雄”。
然而，中共建政后无论怎样邀请张学良回大陆，都遭到了婉拒。从张学良其后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人”来看，他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上了中共的大当，害惨了蒋介石，因此绝不愿再回大陆为中共涂脂抹粉。这是张一生中最为明智的决定。
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处死 妻子文革养猪
生于1888年的邵飘萍名振清，浙江人。24岁在杭州与人合办《汉民日报》，26岁赴日留学，创办东京通信社。28岁回国，被委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与李大钊等人过从甚密，并专门写书宣传列宁和苏共。其后亦多次写书、发文宣传共产主义。后来，通过李大钊等人加入中共，成为“特别党员”。除了少数几个人，很多普通中共党员并不知晓他的身份。
1926年邵飘萍被北京政府抓捕，并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的罪名被枪决。
对于邵飘萍的“特别党员”身份，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晚年在回忆中加以证实：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并且还曾“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以及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
“邵飘萍1922年以后就和党有联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并表示了入党的愿望。1924年前后，经我和守常（李大钊）介绍入党，我和守常认为像他那样的有社会影响的人，以不暴露党员身份为好，因此是秘密党员。”
邵飘萍被杀后，其夫人汤修慧继续主持《京报》。邵飘萍生前先娶了沈小乃，生了三女二子；其后在1912年娶了汤修慧，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1919年则与祝文秀同居。私生活如此混乱，正是共产党人的特色之一。
令邵飘萍大概没想到的是，自己所为之效力的中共，却在身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文革爆发后，《京报》旧址和邵飘萍家中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汤修慧按当时“地、富、反、坏、右”的原则，被遣返原籍浙江金华，种菜养猪。1979年得以回到北京。
救了多名中共党员的民国议员文革惨死
在中共“特别党员”中，有一人曾是晚清贡生、民国议员，他的名字叫刘少白。据《刘少白传》一书介绍，1883年出生的刘少白20岁参加科考，拔为贡生。辛亥革命后，他参加了反清运动；五四运动时，接触到马列主义，上了贼船。
1928年年底，刘亚雄根据中共的指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后回国。也是在这一年，刘少白担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当年9月，他举家迁往北平虎坊桥60号。不久，傅作义又邀请他担任工商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后来当了局长。
此时的虎坊桥刘少白公馆，成为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除了与中共顺直省委和北平市委地下党负责人接头外，还负责中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经费、信件。刘少白帮助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并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就有中共领导人王若飞、杨献珍等。
1931年4月，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刘亚雄等人被捕，刘公馆暴露，刘少白遂逃离北京，后在山西创办一家银行，继续地下活动，其家依旧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此时的刘少白已是中共的“特别党员”。
1938年，刘少白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毛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早听说你是秘密共产党人，我毛泽东久仰大名了。”
刘少白对中共和毛的忠心耿耿更体现在他听从毛的话，为了支持罪恶的土改，他于1946年与其弟刘像坤将自家450亩土地、一处四合院和百余棵枣树献给了中共。毛为此曾在文章中说，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给予中共多方帮助的“特别党员”，中共又是怎样对待的呢？1947年，刘少白在晋绥土改中被批斗，刘像坤被暴民活活打死。处境艰难的刘少白不得不写信向毛求助，才暂时摆脱了苦难。
中共建政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爆发后，刘少白再次受到冲击，女儿刘亚雄、刘竞雄被抓、被斗，儿子被怀疑是“苏修特务”。1968年冬，他强撑病体，拄着拐杖踟蹰街巷，要去向毛反映情况，却一头栽倒。从此一病不起，很快离世。终年86岁。临死前的他是否想明白了中共为何可以如此翻云覆雨呢？
荣毅仁隐藏党员身份 临终要求退党
2005年10月26日，曾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5年的荣毅仁去世，在他死后的讣告中披露，他早在20年前的1985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共，而十几亿国民，对他的真实政治身份居然一无所知长达20年。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居然还在建政后发展“特别党员”、“秘密党员”，并向国民保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简直不可理喻，这大概是中共自其成立起的一个怪癖。
提起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那可是赫赫有名。当年，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而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他为荣氏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利用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金融方面的间谍，搞乱了金融，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一支和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中共建政后，荣氏企业最初得到了中共的扶持，但在中共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则被迫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
为了逃避中共的政治迫害，荣毅仁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中共，但却直到1985年69岁时才被批准。原因是他“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此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荣毅仁夫妇总算保住性命，但荣毅仁却被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与他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也在1985年允许其入党，但却没有公开。
让中共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因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而被拒绝。中共自然是不敢批准。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结语
看看这些曾经在社会享有较高地位和声望，但却选择效力中共而自取其辱的下场，每一个被中共欺骗和裹挟而加入其组织的党团员，是否可以由此擦亮双眼，明白脱离如魔鬼般害人的中共才是唯一的选择呢？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