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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返还亚当.史密斯的世界——找回经济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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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4月20日讯】进入21新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的“天灾人祸”不但没减缓,还更广更频繁。在AI高科技日新月异的E时代,这不但是讽刺,更凸显出人类能力的渺小。

对于天灾的层出不穷,人类也早已开始反省,由“天灾人祸”这个长久以来的惯用词可知一斑,因其明示“天灾”是“人”惹出的祸,而1970年代环境保护萌芽,“地球只有一个”生动口号、耳熟能详,也可得知人类并非无知。及至20世纪末,“永续发展”又成全球追求标的,或许也印证维护环境是“知易行难”,因为40年的环保运动几无成效,资源耗用、环境污染愈见严重。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停不下来,这与各国政府带头追求“经济成长”,迄21世纪的现时仍是主流,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经济成长的追求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热潮,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理论也成为显学,而1940年代出现的“国民所得”及其账目计算方式,可说扮演推波助流角色,有必要予以严肃检视、探索。同时,国民所得的概念正是“总体经济学”的根本,而凯因斯理论又是总体经济学的支柱,也当然需加以检讨。此外,当代基础经济学开宗明义“人的欲望无穷”、“人是理性自利”,由而对物质的追求无止境,进而演变至“无所不用其极追求私利”、“利益摆中间、诚信放两旁”,甚至于将“诚信”自经济学里挖走,而“市场竞争”被扭曲为“斗争”、“商战”也都助长人心沈沦。以致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也都有必要重新检视、俾寻回经济学的本质,如此,号称“社会科学之后”的经济学,才能扮演造福人群的正面功能。

经济成长应有限制

关于经济成长,有几个主要的论点,一是被用为指标的“经济成长率”,其计算基础是“国民所得”,当今全球通用的是“国内生产毛额”(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最一般性的定义是“一国在某一段期间(一年、一季)内住民们(不论国籍)或该国‘国内’所生产出来,供‘最终用途’的物品与劳务之‘市场价值’。”很明显的,它是“量化的”,而且重视的是“物质面”(或是有形的),难以量化的“精神面”(无形、主观的)几乎没涵括在内,因而无法充分反映人的“福祉”。二是物品和劳务的生产必须有投入,这也是“有得必有失”、“天下没有白吃午餐”的道理,虽然古人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生生不息方法,但为让生产增加,人类往往将资源过度使用,基本经济学里强调的“求取极大值”、“欲望无穷”观念就难辞其咎。连在讲求“效率”的自由民主、自由经济体制社会都无法避免浪费、耗用资源了,遑论共产极权不讲成本的社会!195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末开始改革开放,却一直不放弃共党专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例子。三是自由世界里经济成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这个因素加入,以为可解决耗用资源难题,但1990年代“新经济还是难逃报酬递减宿命”已作“不可能”的注解,何况科技还会衍生出不可知的可怕后遗症呢!

尽管有识者对这个课题早有严肃讨论,奈何追求经济成长仍是21新世纪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也还是媒体和一般民众所深切盼望的。借着大伙热衷追求“永续发展”的机会,应是再提出“简朴生活才是永续发展正途”的良机。

毕竟人类自1970年代以来就愈来愈感受到资源的相对贫困。可是,为何“节约”、“安贫乐道”等等口号喊的喧天价响,收效依旧有限呢?我们但见崇尚名牌、炫耀性消费依然是时尚,而多年前在台湾掀起的“卡债、卡奴”问题,其中有部分就是消费至上,甚至是“享受至上”行为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必须严肃的提醒,“强调消费、鼓励消费”的凯因斯理论,以至于总体经济中“以消费提升经济成长率”的理念和政策,都应重新思考。此外,当代基本经济学以“自利”作为“行为动机”和“极大化生产和欲望”为基本原则,甚至于将“技术进步”、“创新”作为永续发展万能丹的观念,也都必须重新检视。

天灾多是人祸引起的

这几年,全球的天灾愈来愈频、愈来愈烈,每次出现总伴随着感人的救援行动,但在发挥爱心之余也实在应该实质的、冷静的检讨,为何近期全球的天灾人祸此起彼落?而且似乎愈来愈大。总不能每次都等灾难发生再发挥“短暂”爱心去救苦救难,事后又船过水无痕,没多久又来一次,这样子的循环不已,不但会因疲于奔命而逐渐呈现力不从心,而且递减定律也将使爱心削弱,救援资源也会愈来愈短绌。更重要的是,或许让人类养成“反正都会有救援乃疏于未雨绸缪”的习性,而且爱心和救援也可能变成政客们和趁火打劫者作秀和揩油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痛定思痛,跳离浮面思考,往深层的根本内涵去寻根,而后才可能刨根。

首先,世人应已都有所体认,说是天灾,其实是人祸。以2004年12月底那次南亚天灾来说,表面祸源是地震、海啸,但为何会有地震、海啸的出现?虽然现代自然科学对这些所谓的“自然现象”多所研究,也有各门学问作专门探讨。遗憾的是,似乎愈探讨,“自然”愈显得神秘,毕竟已经被称为“自然”,就是“自自然然”,亦即“先天就是如此”。虽然每年的诺贝尔奖都在肯定科学家的突破,但也只是一点一滴的突破,浩瀚的宇宙似乎愈钻研愈神秘迷离。由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最后也都走入宗教,在宗教中寻求寄托和最后归宿,其实已然告诉世人,“人是多么渺小”,“敬天敬神是必要的”,“无神论”根本就是邪门歪说,古人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才是明训。

其次,大自然为何反扑?是不是人类将和谐关系破坏了?现代人不是一直宣扬永续发展吗?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不是鲜活点出了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体的生生不息,不就是永续发展的真义吗?人与各类生物,以及大自然所涵括的无数“无形”生命在内的生物,彼此不是应该共存共荣吗?不是应该发展出足以共存共容的适当“生存法则”吗?达尔文的“弱肉强食”是对的吗?还是“自我设限、自我节制、知所局限”才是对的呢?古人“仁民爱物”不是顶有道理的吗?为何人间如今充塞着自私自利的“贪心鬼”呢?古圣贤不是也告诫我们“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人与大自然生生不息和谐共存”的基本道理吗?

人类力量只能到某种程度

直到现在,全球各地还都是高分贝追求“高经济成长率”,而且也都以敦促政府带头拼的“强力追求”方式猛力干,是否因此而导致“滥用”大自然,也成为大自然反扑的原因呢?另类经济学者修马克(E. F. Schumacher)在1973年问世,2000年9月中译本在台湾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这本书正可作为参酌。修马克在四十多年前就大声疾呼“经济发展只能‘到某种程度’;生命只能复杂‘到某种程度’;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只能‘到某种程度’;使用无法再利用的资源只能‘到某种程度’;完整人性对细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种程度’;以‘科学方法’代替一般常识只能‘到某种程度’。”因而提倡“小即是美”、“少即是多”的观念,此与当代经济学开宗明义的“极大化”完全相反,也与当前被认同的“追求私利人性”迥异。那么,这种观念可能被已经是短视近利的“现代人”接受、进而身体力行吗?当然可能!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典范。

爱因斯坦的简单、恬淡、纯真人生

话说1930年时,美国百货业钜子Louis Bamberger和其妹Mrs. Felix Fuld出资请教育家Abraham Flexner帮忙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Flexner觉得美国一般的研究所已有许多,乃建议创办一所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世界一流的学者作研究,而且要让这些学者们有百分百的独立与自由,没有任何教学、行政等任务,要作什么研究也是研究者自行决定,研究所只负责提供足够的经费。这所研究机构就是后来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有人向Flexner建议聘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Flexner抱着姑且一试心理亲赴加州理工学院,当面向在该处讲学的爱因斯坦说明该研究所的种种,爱因斯坦很感兴趣而于1933年接受邀请。Flexner赶忙请教爱因斯坦有何要求,爱因斯坦共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必须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且给予正式职位;二是爱因斯坦个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顿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还可以再低”。对于这两个要求,Flexner颇感为难,因为第一个要求完全没问题可以照办,但第二个要求却完全违背常理,一般人往往是“多多益善”,能得到的报酬是愈多愈好,怎会有反其道而行的呢?

Flexner的苦恼,不只是觉得如此低薪实在是亏待爱因斯坦,而且对其他职员又该如何比照呢?于是Flexner一次又一次要求爱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后还几乎是恳求,才好不容易说服爱因斯坦接受一万六千美元的年薪。三千和一万六千美元,相差五倍多,可见爱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么低,而这应就是爱因斯坦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觉得这些数目的金钱已能好好过日子了,这也可看出爱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俭朴、简单,更是典型的“少就是多、小就是美”奉行者。(这里描述的爱因斯坦故事系参考自2004年8月6日《自由时报》,由台北荣民总医院郭正典前主任撰写的〈爱因斯坦的风范〉一文)

要跟上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应该非常之难,但学习爱因斯坦“生活过得去就好”的“清心寡欲”应该不是难事吧?这种俭朴、克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当下世人追求并琅琅上口的“永续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吗?

我们知道永续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正向关系被大力强调,当“知识经济”兴起,创新和创意又被重新体认,加上电脑、网际网路的日新月异、无远弗届,更让不少人对现代高科技的无所不能有着高度信心。不过,该问的是:将知识导向现代科技和物质面向,对于人类的福祉真有正面效益吗?关于这个严肃、重要的课题,在一面倒向正面评价的现时,其实无论中外都出现一小股反向思考,其能否发展成潮流,关乎人类的能否真的“永续发展”。关于“永续发展”这个名词,尽管风行全球,也有不少形诸文字的定义,但“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却鲜活地道出其精髓,它言简意赅地指明“人”在宇宙内,不但生命要生生不息,而且所有生命(人)的生活也是不断地增进。可是,知识经济下的发展会是这样的景况吗?

不可否认的,物质财货的量大、品质优,以及种类多,已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追求标的,而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也无疑是绝大多数人活生生的写照。在新兴的“知识经济”流行潮带动下,这现象是否又再更一层的强化、甚至让投机、贪婪,以及物化、机械化了的人,更进一步被现代科技无情的摧残?

让经济学回归“人性”本质

为何这一股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潮会延烧不止?即使在心灵空虚已明显侵占现代人的此刻,为何世人还是无奈地随波逐流?“自我的失落”,以及“观念的失根”恐怕是关键。而特别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居于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也需担负重大责任。在当代经济学里,“欲望无穷”被当成不可怀疑的人性,且积极地以科技进步来使用自然资源、以生产更多物质来满足永不餍足的欲求,一直以来都被当成天经地义的“福祉增进”。“非物质”或“精神”逐渐被抽离,迄今可说已荡然无存。其间虽也出现一些反省,但往往沦为“异端”、甚至被打成邪说,或者被归为哲学范畴,而徘徊在经济殿堂之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就在他2012年出版的《克鲁曼观点-拼有感经济》(End This Depression Now!)这本书中,大刺刺的说“经济学不讲道德”。虽然环境问题的现实面,迫使主流经济学思索永续发展,到头来仍是坚信科技进步是解决良方,仍然未能回归人性和心灵层面。

1949年奥国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巨著(无论是质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第235页里有这么一句话:“当今大多数的大学以‘经济学’这个名目讲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否定。”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再读这句话,不但不觉得失效,反而更凸显其真确性。正如1995年底故世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先生所言:最近这几十年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属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工具,确是愈来愈多,但在这门学科的认识上,始终欠缺清醒的社会哲学作基础。说得具体一点,也即对人性以及人的社会始终欠缺基本的正确认识。

那么,真正的经济学是什么呢?我们在此还是再重复引用夏先生的说法: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但是,问题的发生,是在这句话的那个“人”字的正确概念,没有被所有念经济学的人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经济学家所必须了解的“人”,与生物学或动物学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样。经济学家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

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在种种限制。于是在要求满足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渐渐学习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这个方法是要不妨害别人也能争取,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这个认知,截至现在,虽还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认知的深度都一样;但可确信的,只有“人”才会往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蜂蚁社会。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决不是少许几个人,更不是像孟轲所称为“独夫”那样的一个人。其互动也是在其独特的环境,各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为,而互动,决不是靠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为。

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正是有些人所说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团队的行为是受制于这个团队主宰者个人的知识,即令他有所谓“智囊团”的帮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数人。至于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当然不能与任何专家系统知识同年而语。但是那些散在社会的知识之总合,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即令在将来更高科技时代的电脑也不能纳入那些知识的总合。此所以非团队行为的行为不仅未造成混乱,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所赖以扩大的基础。用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话讲,这是“无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F. A.Hayek)的话讲,是“长成的社会秩序”。

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长成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我们用“重视”、“尊重”这样的字眼,是要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长成的社会秩序,只要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以上两段叙述所谈的就是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由市场就是所谓的长成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会秩序之建立者。政府与市场之问的关系,必须是前者对于后者的运作,只可维护或给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扰或阻挠。

对经济学的此种认识,正是奥国学派的精髓所在,也是将人当人看待,由人的自身由衷地遵行“长成的秩序”,在和谐地分工合作方式下与自然界共存共荣。因此,真正的经济学当然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以及对市场机能和市场竞争也由衷地遵循。奈何采这种观点的奥国学派在当今的经济学领域里没有地位,而强调数理和数量化、将人机械化了的经济学居主流。如今在人心极度沈沦下奥国学派虽然偶而被提及,但海耶克等人的著作并不好读,所谓的专业人士都有此感受了,何况对一般凡夫俗子!那么,到那里去找类似正确理念,且足以担当唤醒心灵,并植根正确观念的通俗著作呢?上文已提及的修马克的《小即是美》应该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当前市面上也有一些通俗性的自由经济著作和翻译。而亚当.史密斯的《原富》和《道德情操论》两本经典更是需要参读的著作。

找回“诚信”这种交易伦理

由上文分析可知经济学这门学问,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是以“人”作为关切焦点,亚当.史密斯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他强调“同理心”、“同情”,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由理智所指导。无非希望所有降生在凡间的平常人,都能幸福快乐地过活。推而广之,所关切的人,不只是这一代的人,更扩及世世代代无穷尽的未来,而且还希望未来的人生更为幸福、美满。因此,真正的经济学当然是生活化的,一切都围绕在活生生的人之周围。

鲁宾逊漂流荒岛的故事时常被经济学当作例子,先是孤独一人如何过日子,再加入“星期五”这个土着。这个故事鲜活生动地描绘出人类不是独居,而是“群居”的特性。既然是群居,“人际往来”或“人际关系”很自然地出现,人际之间如何做为,当然直接影响“行为者”的生活福祉,于是乎奥国学派的米塞斯就直截了当地将经济学定义作“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

打从亚当.史密斯的《原富》开始,就很明确地点出“分工”、“专业化”是增进财富、促进人的福祉的人际关系,史密斯说:“劳动分工的发展是所有国家富裕起来的原因,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和促进分工的有效手段。”虽然如今我们都强调分工的功能,但分工并非人“刻意”发明的,诚如史密斯所言:“产生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形态,原非任何人类智慧的结果,亦即,不是有哪一个人预见并且蓄意追求它所产生的富裕,而才从事分工的……。分工,是人类相互以物易物的行为性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虽有这种性向,但没料到分工会有如此广泛的功效。”这点明了分工不是人类“明显的主观意图”由而“人为刻意”造作的东西,而是一种“意想之外的”社会(或互动)行为秩序,亦即,是人类宛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所促成的。

因此,亚当.史密斯创造出来的著名“看不见的手”一词,的确是用来表达“势所必至”和“非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情况发展,不单指价格系统,而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分析通则。此种意想之外的行为秩序,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称为“自发的秩序”,它是人们事实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为原则,而于无意间造成的结果。当前表面上被人广为引用、歌颂的“价格机能”、“市场机能”,也当然是自发性的秩序。

看不见的手所创造出来的市场,是分工、专业化得以显现成效的场所,其中必然有“交易行为”的发生。交易进行得愈顺利,分工、专业化就可愈缜密,人类的福祉也得以愈精进。交易的顺利需靠交易者遵循着交易秩序或规则,由于特质的差异,不同的市场各有其规则,但行为者却同样也都是“人”。不论是什么市场的什么样的规则,行为人必须具备一种“最起码”的伦理,这就是“信用”,或者是当前台湾社会惯称的“信任”、“诚信”。

交易行为人何其多,不论相识或陌生,在互信基础上才可能顺畅地进行交易。试想一个人人相互猜疑、互相不信任的社会,怎可能有顺畅的交易?怎可能有缜密频繁的分工呢?而人民的生活福祉又怎能增进呢?

当今经济学虽尊崇市场,也强调价格机能,却将最重要的“诚信”完全抛弃,而被尊为“经济学始祖”的亚当.史密斯,其实是伦理学教授,对“诚信”的看重不言而谕。因此,将诚信找回来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才可能返还经济学的本质!让我们重返亚当.史密斯的世界吧!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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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0 5: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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