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4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安平雅悉尼报导）16岁正值碧玉年华，拥有让人羡慕的青春。
每个周末，孙喆宣有件最开心的事。骑着车赶去天塔附近的一个阿姨家，去见可爱的朋友们。
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毕阿姨开了门，孙喆宣看到20、30个小伙伴将客厅围坐得满满的，他们从3岁至19岁，被大人们称为“小弟子”。
时间一到，喆宣和伙伴们拿出《转法轮》一起读了起来。读完一讲，通常小伙伴们开始分享自己这一周在学校、在家里的一些事情，说的都是觉得哪件事当时没有做好，下次会做好。
喆宣和妈妈1997年开始学法轮功，自那时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几乎每个周末风雨无阻地去那里，她很喜欢那个环境。
善与恶的首次碰撞
清明过后的天津，气候转暖。
一天晚上，喆宣接到电话说第二天小弟子们集合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次日，小伙伴们一见面，就讨论起他们在一本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报导，因为内容完全失实，大家商量着给杂志社写信，反映他们学了《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信写好后，大家都在后面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喆宣心想肯定是政府错了，她的一个小伙伴因为患白血病，是医院一看到就要急救的人，当时她的事情被报导过，市里很多人还给她捐款。她后来学了法轮功后，再去医院检查指标都正常了。
接下来的几天，得知本地和一些外地同修因为想给杂志社反应情况纷纷来到教育学院，由于喆宣的学校和天津教育学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所以，她每天上学前会早点出门，去教育学院里面看看，想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消息。中午休息和下午放学时间也会去。
她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坐在天津教育学院内的路边等待学校的回复，安安静静，没人喧哗，也没人随意走动。有的在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有的在看《转法轮》，有的在炼功。在学院大门口，也有法轮功学员在义务维持秩序，孙喆宣的妈妈也是其中一位，为外地来的同修指引方向。
4月23日，放学回家吃了晚饭的喆宣再去天津教育学院时，看到那儿周围的马路都有警察把守，不让人随便出入。大约晚七点左右，警察开始驱赶人群，并往外拖人。喆宣在现场看到四个警察抬着一个老太太，直接往马路边一扔，她听到“咚”一声，老太太直接撞在道牙边上了。
晚八点左右，夜色渐深，大约三百名防暴警察开始一片一片清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法轮功学员，警察连踢带踹，拽起来就往车上扔。人群很快的被驱散了，警察挥动着警棍，喊着，驱赶着人们。法轮功学员们默默地起身收拾随身物品，走出了教育学院，防暴警察不耐烦地叫嚣着。整个过程法轮功学员没有口号，没有反抗。
喆宣看到自己认识的叔叔也被抓了。后来听大人们说，是中共天津市委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的，大约有四五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政府的人还一再强调这是上级的命令，这里解决不了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去找上级部门反映，去北京吧。
很多被清场出教育学院的法轮功学员，自发有序地步行朝天津市委方向而去，沿途学员们自觉地走人行道，不堵塞马路，没有人喧哗，都默默地行走。
那晚，喆宣和妈妈也汇入了这股人流。
当晚，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被抓的人仍未被释放。一些法轮功学员按照天津市委所说的，准备去北京。
“平和中的震撼”
4月25日，北京。
正在王府饭店上班的陈京晓，下午因为有其它事情和一位阿姨通了电话，挂电话前，阿姨跟京晓说，府佑街那边好像有事情，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那里。
稍后，京晓做了个决定。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决定提早下班的京晓穿着正装制服，骑上自行车往府佑街方向去。
“我觉得应该去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但心情还是有些紧张的，尤其是骑到了府佑街的时候，因为府佑街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比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更敏感，因为是它中央机关所在地，大家都很清楚那条街的特殊性。我快到那时，就看到几个警察站在路口，就是长安街和府佑街交界处，我就没有进府佑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她继续讲到，“我看到路口处的电报大楼前面也有法轮功学员，大家都很安静，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我也加入其中。我问了旁边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是天津抓了人，因为天津政府说解决不了，让大家来北京，说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京晓说自己在现场时还是感受到压力。“因为我上高中时经历了六四。六四初期，并没有想到后来的惨烈结局，我母亲曾提醒当时在北航上大学的我的表哥说，‘共产党是从来不会认错的’，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
“从我父母家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大概有12分钟的距离，6月3日晚上我们听到枪声，响了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整个家属院的人被坦克的轰鸣声吵醒，当时并不知道是过坦克，整个大院的人都跑出去看，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坦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后面还有一辆接一辆的军车，就这么过了至少一个来小时，往天安门广场的方向开。马路这边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有学生头上绑着绷带，衣服上沾着血，招呼我们这群人上车去帮忙救学生，但没有人敢上车。”她回忆到。
六四给京晓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想起那时的那些场景，她都会感受到被一股巨大的压力包围。
所以她说，当我那天去府佑街时，还是有些紧张。你开了头，但不知道当天会如何结束。我心里是会有担心的。但因为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两三年了，我知道我应该去做这件事。
那时我的儿子只有一岁多，因为要到他睡觉的时间了，我需要赶回家，准备让他睡着后我再赶回来。因为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应该待在这里。
我和先生的家在朝阳区，骑车大概要半个小时。傍晚六七点时，我骑车离开，从电报大楼这一边往府佑街的另一边骑，府佑街另一头一直到北海的金水桥上都是法轮功学员。当时的情景让我非常震撼，平和中的一种震撼，大家都特别的安静，让出盲道，秩序井然，丝毫未阻碍交通。
京晓往家骑的时候，天色慢慢暗下来了，“夜幕降临让我感到有些紧张，我感觉有事情将要发生，而且是很可怕的事情。六四血案就是发生在晚上，在我的印象中，中共就是在晚上肆无忌惮地干一些它想干的事。等我7点左右到家时，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恐惧。但是哄儿子睡着后，我骑车准备再回去府佑街，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和道义。因为无论怎么恐惧，我还是应该回到我应该回到的地方。”
京晓再次回到府佑街时，法轮功学员们正在离开。听说时任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下令天津释放抓捕的法轮功学员。
但是，就在三个月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20年前的那个四月，从天津到北京，从花季少女到年轻的母亲，她们与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用善良、真诚面对着所有不公正待遇。20年来，面对中共从未停止的迫害，她们与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用 “真善忍” 实践着自己的信仰，延续着四二五精神。法轮功学员也愈加成熟、理性与平和。#
责任编辑：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