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4月09日讯】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瑞奇（Robert Reich）在二○一五年出版了《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一书， 是继其二○ ○ 七年的《超极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一书， 再度强调资本主义造成当今全球极端贫富不均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设法拯救资本主义，以免情况再恶化。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二十一世纪实质薪资倒退、高房价、百分之一高所得vs.百分之九十九低收入者的贫富极度悬殊所呈现的社会不公、不义的元凶。而这种不分地域、不分国家社会的不公不义普遍现象，比起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悲惨世界，一点都不遑多让。
重现十八世纪悲惨世界
十八世纪的悲惨世界，造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十九世纪马克斯的《资本论》吹起斗争资本家的号角，甚至演变成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受到指责、挞伐，政府中央计划保护主义、管制和干预市场成为主流。同样的故事到二十世纪末再度重演，金融风暴、金钱游戏、房地产炒作、中产阶级消失、M型社会、占领华尔街运动（即1% vs. 99%）等等鲜活贫富悬殊两极化事实，兴起一波波全球化的寻找病因好对症下药热潮。满坑满谷的研究、书本、研讨会，热闹非凡。
法国经济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在二○一四年出版了一本近七百页的砖头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wenty-Frist Century），在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 Krugman）热捧下，成为全球畅销书。该书不只传达马克斯《资本论》的相同讯息，且以三百年来的具体数据，标示两大讯息：一是除非有大规模战争和政府的介入，资本的年报酬率约为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经济年成长率仅百分之一‧五左右；二是如果一直维持“资本的年报酬率大于经济成长率”，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皮凯提和他的合作者公布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研究成果，被认为让中产阶级认清：放任式市场经济下的受惠者局限于富有的百分之十（尤其是最富的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人全是受害者。而二○○八年金融海啸，也被认为证实了金融市场有其内在的缺陷而无法自行调节，也被认为违背了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假设、进一步摧毁市场万能的神话，欧美的中产阶级因而彻底觉悟，二○一二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乃应运而生。
论者又指出，过去坚决拥护市场机制的国际组织也大幅调整态度。国际货币基金（IMF）建议中国和印度，要加税与提升基本工资，以便创造贫富均霑的发展模式，遏阻贫富差距的扩大。世界银行资深总监也呼吁各国政府，要创造工作机会并改善劳工待遇，否则“已开发国家的贫富差距将会持续增长，而阻碍消费与经济的成长”。皮凯提在其书中也提议，应对富人课百分之八十重税和高额遗产税，来消除所得分配恶化以达“经济平等”。
这些二十一世纪排山倒海的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并对自由市场和市场机能严厉抨击的舆论，终究是要让政府当救世主，要政府负起责任对市场机制作管理与规范，并以税制来落实财富重分配。平心而论，这些都是老调，也都严重扭曲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并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过度幻想，而且对贫富悬殊问题的观察失焦。
其实，历史上一直都不乏对资本主义的数落。最有名的除马克斯之外，被归为奥国学派的熊彼德（J.A. Schumpeter, 1883-1950）在一九四二年也提出，资本主义因为发展得太成功，终而产生危机而没落、毁灭。不过，尽管有关资本主义的种种众说纷纭，然而有一个关键课题却必须先澄清：大家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
尽管“资本主义”世人耳熟能详，但其意义却是众说纷纭的，全球知名的产权大师张五常教授早在一九八一年就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资本主义，它们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在以严谨著称的经济学范畴里，替这些名词所下的任何定义，也大有问题。”迄今，这个说词仍是颠扑不破的。虽然充斥着各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我们却看不到清晰的资本主义轮廓，似乎每位批判者都树立一个稻草人来挞伐。
已故自由经济学前辈夏道平先生于一九八八年就曾说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是马克斯创造出来，用以概括工业革命初期一切叫人厌恶的现象，做为攻击的总目标。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为剥削制度的代名词，一般人不懂得经济学，也不熟悉经济学，遇到诉诸感官情绪的反资本主义的宣传，他们就毫无批判地一概接受。”
反资本主义情结根深柢固
那么，既然“资本主义”这么模糊，何不设法将之定义清楚，或者干脆放弃不用，将之彻底埋葬算了。虽然后者较理想，但因“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具吸引力了，根本不可能抛弃，由“党国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超极资本主义”、“创造性资本主义”等名词的出现，都要加上“资本主义”就可见一斑。那么，既然无法放弃资本主义这个词，为免大家各说各话，还是应该将其做明确定义。
就我来看，夏道平先生说得最好，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生产与分配则由市场运作，透过价格体系来决定；政府的经济功能，只限于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构，使市场能自由顺畅地运作而不加干扰。所以我们也把资本主义叫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什么伟大人物的精心设计，它是在芸芸众生个别行为的互动中慢慢自然形成的；高明的社会哲学家只是发现它，了解它的优越，并进而发展出一套自由经济的理论体系。”
总之，“资本主义”这个迷人的名词不可能被丢弃，就应将其真义做明确的定义和说明，而“私产制度”或“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代名词。必须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千千万万活生生、有灵魂、会思考的个人，而在人类有人与人之间互动以来，为了追求生活的最大满足，致使“治理这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境界得以达成并维系，因而发现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制度。
夏先生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有这样的认知，应该得自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夏先生是知名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就在《自由中国》停刊的三年前（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乡詹绍启先生寄给他一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杂志，那一期正好介绍米塞斯的《反资本主义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这本书的摘要，就因多读了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于跟随殷海光或张佛泉两位先生走上“非理智”自由主义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义”，张先生所讲的自由是类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积极性自由主义”。而米塞斯是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第三代宗师，他们的自由主义是本于市场机能的认识的。
《反资本主义心境》中文译本一波三折
翻译了摘要后，夏先生觉得应将全书译出，乃在一九五七年秋天将这本不到一百页的小书译出，该译本的出版却出现波折，其始末夏先生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八卷第五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刊登的一则抗议启事里说得很清楚。该启事的标题是“为《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一书被擅自删改，向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抗议”，全文如下：
‘米塞斯的近着《反资本主义的心理》（The Anti-CapitalislicMentality）一书，前经本人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摘要，译载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后来印有单行本）。去年秋天，本人又将该书全都译出，书名改译为《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该译稿经取得“自由中国社”的同意，由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业委员会）接受，作为《经济丛刊》之七出版，并经商务印书馆及正中书局发售（当时工业委员会曾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不意发售数日，工业委员会经办人告诉本人，说是该书内容强调自由民主，致受外来干涉，只好停止发售，删节改版云云。至于如何删节，工业委员会事前既未商得本人同意，事后也未经本人过目。删改再印后数月，几经本人催索，直到本年二月十一日才索得该书的删改本（原译本为二十四开七十二页，删改本为五十二页）。经翻阅后，本人始知被删去的不仅是该书的本文，而且把“译者的话”也删去四段；不仅删去“译者的话”，而且在“译者的话”里，擅自增加最后一段；而所增加的，又复文句不通，不知所云。
基于以上的事实经过，本人不得不向工业委员会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抗议，和一个警告：米塞斯为一彻底反共的经济学家，他的作品译本，在反共的台湾，竟被取缔而不能自由发售，本属怪事。但近年来政府在取缔书刊方面所显出的无知与胡闹，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可是，《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一书，出版者是工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为一政府机关。政府机关所出版的书籍，为什么会因所谓外来干涉而停止发售，而删改重印？这是本人要向工业委员会提出的一个问题。
工业委员会不商得译者的同意，擅自删节书中本文，及“译者的话”，尤其以不通的文句，妄自增加在“译者的话”中，不仅侵害译者的著作权，而且也影响译者的写作名誉。这是本人要向工业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抗议。
现在，《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已有两个印本。一为原译本，一为删改本。如果工业委员会不讲是非，情愿接受所谓“外来干涉”而不再发行原译本的话，原译本的发行权，本人特声明保留；同时要向工业委员会提出一个警告：删改本不得发售，也不得赠送。’
该一抗议提出后，工业委员会的当事人曾托经济部参事高叔康先生（在南京时他和夏先生同事）向夏先生要求谅解。于是夏先生对抗议中所提的那个问题，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被诬蔑了的资本主义》这个全译本，当时只在书市的一角昙花一现就消失了，看到的人当然寥寥无几。被删改的那个本子，经夏先生抗议后也停止发售了，所以米塞斯这本书的中文全译本，到一九九一年前可说是一直没有上市过。直到一九八九年远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苏拾平两位先生提议将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译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订再行出版。校订工作理当由原译者来作，但夏先生以年岁已大作为借口，要求最新译本再现由我负责校订工作，再版书于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上市。
迄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个年头过去了，该译本已绝版，夏先生也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过世，而资本主义依然被扭曲、抹黑，反资本主义的言论及著作还是方兴未艾，很有必要再让米塞斯这本一针见血揭穿反资本主义者心境的小书中译本再度面世。说也真巧，最有资格翻译米塞斯经典的谢宗林先生，正好译完并出版米塞斯的千页钜着《人的行为》，乃央求他接续重译出这碟清粥小菜，以飨读者，尤其对有志于研读米塞斯理论的朋友，很可以拿它作为入门的阶梯。诚如夏先生在远流版〈再版译者序〉最后所言：“当读者在读本书的时候，我想，他可能是会心微笑，也可能是火冒三丈，对于这样不同的反应，我不能说谁是谁非。但我敢说这毕竟不是叫人无动于衷的一本书。”我则希望读者都能会心微笑并坚定信（正）念！
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惠林 谨识于台北市，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