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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至亲频遭骚扰 天安门母亲艰难走过30年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死难者母亲成立的团体,图为成员举行追思。(天安门母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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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5月05日讯】痛失至亲、没了工作、骚扰监视、无理拘禁,这是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成员30年来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些人已辞世,活着的也70、80岁。

台湾中央社5月4日报导,今年清明节,“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一如既往地在便衣的陪同中,前往万安公墓悼念在六四事件死去的儿子王楠。监视下的扫墓,在自由社会难以想像,更难理解的是,这样的自由在中国竟也要努力争取而得。

中共公安过去曾以墓园有大学生混入制造混乱为由,禁止张先玲及其他六四难属到墓园。即使现在可以扫墓了,往往也得在监视之下,并比一般人提早几天,以便错开扫墓高峰,避免引人注意。

“天安门母亲”是六四难属组成的群体,形成于1989年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一开始的成员包括丁子霖、张先玲、尤维洁。随着难属的自愿加入,“天安门母亲”成员最多时一度近200人。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她与先生蒋培坤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9年6月3日夜里,两人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被枪杀在北京木樨地。遭遇丧子之痛后,丁子霖等一行人踏上寻访、救助难属的道路。

六四死难者人数说法不一,从几千人至上万人都有,广场上的学生、社会人士来自各地,“天安门母亲”寻访难属的足迹因此不限于北京,最北自内蒙古,往南至四川、两广,最终建立了一份202人的遇难者名单。

1995年以来,他们每年都向中共领导人及“两会”发表公开信要求对话,并藉由出版图书盼中共当局为六四正名、还家属公道,在寻访难属过程中,也透过文字、影像一一记录下对六四大屠杀的证词。

只是六四至今仍是中共的大忌,为六四发声动辄成为当局眼中钉。在这30年来,除了丧子之痛,丁子霖还因为接受外媒访问而被扣上“卖国”、“挟洋自重”的帽子,不仅被党内除名,人大教职也沦为有名无实。

便衣24小时盯哨已是家常便饭,丁子霖与蒋培坤也曾被骗往黑监狱秘密关押、审讯。蒋培坤1996年还遭校方要求提前4年退休。2015年9月27日,蒋培坤在江苏无锡市郊的老家中因心脏病去世。

“天安门母亲”走过六四30年,诉求当局公开“六四”真相,追究屠杀责任,迄今中共历经了数名领导人,从一开始将六四定调为“反革命暴动”,如今改称“政治风波”,而真相、问责同样阙如,难属无法心服。

六四30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于3月7日再度发表公开信。他们呼吁,为“六四”英灵正名,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定“六四”为国殇日,建立“六四”纪念碑及“六四”陵园,让英灵早日入土为安。

这封公开信共127名六四罹难者家属连署,其中包括已经去世的55名“天安门母亲”成员。而今,健在成员的年事已高,在这敏感年、敏感时刻,他们受到的监控更甚以往。

“天安门母亲”年年发公开信,但都石沉大海,以母爱为本的坚定信念,努力30年得到的只是当局一贯傲慢、无理的对待。在中共以“经济成就高于一切”为借口合理化镇压暴行的状况下,六四平反之路仍艰难地走着。

责任编辑:文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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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5 7: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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