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12日讯】（接上文）
1.2.2 《古文四声韵》
成书于北宋，继《汗简》之后。作者夏竦，博学而有文武才，是北宋名臣。他对当时各地所献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十分痴迷，经常钻研。《古文四声韵》汇总、考订了《汉简》、碑文、传世古书、宋时出土文字等等各方资料，以字音（声韵）分类。书中逐字标明了出处。
由于该书的目录是隶书字，我们仅将正文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字与民国出土三字石经古文比较，并列表示例如下。
统计结果：《古文四声韵》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共102字，其中重见于民国出土残碑的35字，这35字中，写法依然相同的7字（包括勉强相同的3字）、不同的28字。也就是说，《古文四声韵》中的石经古文，传抄后最终没有变形的不到四分之一。
《古文四声韵》的统计结果与《汉简》大同小异，从三字石经刊刻时算起，或者从碑拓技术产生、成熟时的南朝、隋唐算起，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辗转传抄之后，能保持不变的古文衹有不到三分之一。
1.2.3 《隶续》
成书于南宋。作者洪适，南宋大臣，官至宰相，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金石三大家。学术成就主要是金石学、训诂学，对后世影响很大，诗文也有遗世。《隶续》先列碑文描摹图，再予以注释，开体例之端，一直沿用到今天。《隶续》所描摹的内容为《春秋左氏传》，但不是原碑，而是描摹宋朝人的翻刻新碑，几经辗转，失真较大。史载《春秋左氏传》不是孔府壁中书所见，而是民间献书，但作者左丘明同为鲁国孔子同时代的人，亦精通古文，既然为《春秋》作传，其最原始的版本所用古文与壁中书古文当是一样的，可以和出土三字石经古文对等比较。对比统计的示例如下表。
《隶续》统计结果：难以区分的有270字，重见于出土石经的大约86字，其中确认错误的有45字，正确的19字，勉强正确的12字。四库全书版《隶续》的问题在于所描摹的碑文并不是照样翻刻汉魏原碑，而是挑选原碑拓本清楚的字翻刻，这意味着原碑直下三字式，但由于残缺，剩余清晰的字五花八门，集清晰字翻刻的方法严重破坏了原碑的布局，加上描摹失真，甚至搞不清某字是古文还是小篆。而且碑文中很多重复字因描摹走形而互为异体，区分辨别非常困难，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按照重见于石经的86字计算，正确率略超过三分之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以往忽视的事实：三字石经原刻古文是《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标明出处为石经的古文母本，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辗转传抄，字形不变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错误而字理不通的讹字，它们才是真正的传抄古文，具足传抄文字的一切特征。历来用这样的文字作为古文的标准，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不仅研究的结论不可靠，还反过来将传抄文字的错讹属性贴在了石经原刻古文的头上。
1.3 将《汉简》等传抄古文与出土石经原刻古文混合研究是错误的方法
近现代对三字石经古文的研究，普遍是将出土原刻古文和《汗简》等传抄古文混合在一起统计、研究的。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刻古文传抄到今天，整体的正确率不到三分之一，将正字与错字、错字与错字混合研究，会“污染”正字、大大提高异体字的比例，得出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
清末和民国出土的三字石经原刻古文共有不重复的单字440个左右，但目前一般的研究，总字头有550个左右。这多出来的110个古文主要来自于《汉简》、《古文四声韵》、《隶续》等等，但这110字的正确率是非常低的，大多是错字。更为严重的是，实际混合进来的传抄字更多，超过了200字（不同研究者的入选数量有差别，但是多没有按照“书中标明出处为石经且又见于出土原刻的才入选”这一标准），它们一部分成为原刻没有的新字头（即多出来110个字），一部分作为异体字和原刻正字并列，一部分传抄跟传抄互相成为异体并列，最终显示出来的异体字比率高的吓人！一下子就让石经古文“具备”了传抄字的典型特征——超高的异体、错讹比例。这相当于纯净的水源被污染，总体评估的结果实际上衹反映了污染物的特征。显然，这种错误的方法会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这直接导致了珍贵的三字石经古文被忽视、搁置。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先单一研究原刻古文本身，回过头来再比较各种传世的古文遗字。三字石经的刊刻特点是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对照，而且刊刻的文章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不仅有字形，还有上下文的语境参照理解，还有不同阶段汉字字体对照，是一个最理想的文字材料。
剔除了混入的《汉简》等传抄错讹字，我们很容易发现，三字石经原刻古文是一个精密完善的系统，异体字数量很少，总共衹有：元、帝、介、尃/敷、其、其、常、同、保、获、女、孙、力、吾、所共14个字。详见下表。
判断异体字的方法是兼顾出现的频次和字理，正字出现频次高、字理更清晰些，还可以得到更多种类文字的印证。我们的收字范围主要是：孙海波着《魏三字石经集录》、顾颉刚顾廷龙着《尚书文字合编》、西安残石、和民间收藏的《春秋‧定公-哀公》大段残碑拓字，总共有古文约1400字，不重复的有约440字。
除了上述的异体字，出土石经古文中还有被近现代研究认为是异体字但实际上并不是的，需要特别说明如下：
－“隧”是古文错写字（少了一短横），“兄”有两处应该用“允”、为古文错用字；
－古文实为同一个字，小篆隶定成两个字：龚/恭；
－小篆隶定不当：并，被隶定为“屏”；
－古文本为不同的字，现在被错认为是异体的：宝、保，吊、弟，泽、释，及、乁、秉；
－写手笔画不到位、笔势不同造成的差异：朝、马、至、杀；
－石碑风化、磨损导致的模糊难认：信、庶、陟、乙；
－著名的“文、宁”之辨(下一节详细论述)。
详见下表。
经过全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抄文字的最大特征——异体、错讹字多，出土三字石经古文并不具备。在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今天，人们对三字石经的误解很深，除了前面所说的研究方法错误，还有其他的原因。
讲到对三字石经的误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典型字例：“文王、宁王”之辨。
“文王、 宁王”之辨
近现代认为三字石经古文是传抄集字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尚书》中《君奭》篇的 “文王、宁王”之辨。
《尚书》是孔子所编纂的上古帝王、重臣的言论文集，上起尧帝，下至秦，时间跨度约一千五百年。《尚书》的传世文本定稿于唐朝，综合了流传到汉以后的古文底本《尚书》和隶书写的今文底本《尚书》，近现代一般是以《十三经注疏》版本为准。
《尚书》中有很多周朝的文诰，其中大量提到了周文王，有疑问的集中于两篇；《大诰》和《君奭》。《大诰》中凡提到周文王的地方都写成“宁王”，而《君奭》中则“宁王、文王”并存，其中“宁王”的称呼显得费解，《尚书》中其他的周朝文诰都没有这个问题。这本是一个流传中正常的文字差错问题，历史上有种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文献传承过程，一件没有被记载入史册的行为可能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因为《尚书》是中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经典文献，学者们都很关注出土文字对尚书的印证细节。
晚清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周青铜器出土，金石学家、文字学者们发现，出土金文中，“文考”、“文人”中的”文”在金文中大多写作：
或 
也就是【文＋心】（心位于当中）。晚清学者们认为，这个字与“文”是异体字，也就是读音含义都一样、仅仅写法不同的字。对照流传到晚清的《隶续》等书中的石经遗字“宁”，他们认为汉朝学者得到孔府壁中书后，将古文转写为隶书的过程中，用字错误，本应转写为隶书“文”却搞错写成了“宁”字，其原因在于古文“宁”和周金文【文+心】的相似性。图示如下。
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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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晚清学者认为壁中书上的字就是西周金文的字，他们把古文这一特定字体等同于成了西周金文。他们认为，虽然汉朝人在转写时犯了用字错误的毛病，但这种错误恰恰说明他们遵照的是真的古文底本，不是杜撰的古文底本。当时商甲骨文、三字石经残碑还未出土。
接着我们来看近现代对“文王、宁王”之辨的意见。
三字石经残碑最大的一块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出土，残碑上古文字数最多的章句正好集中于《尚书。君奭》篇，虽然断断续续，但正好包括了 “文”、宁”之辨的例句。详下图。其中{}中的字原碑残缺，据《尚书》补上。
其中，第一句用“宁”是正常的，整句意为“我不敢安于上帝赋予我朝的天命”，这是周公吸取前朝商纣王的教训、自勉要勤政爱民的句子，这里“宁”是“安于”的意思。第二句整句意思为“我所遵循的唯有延续文王的德行”，意即行文王那样的德政，这里用“宁王”就显得突兀。更为重要的是，《君奭》篇中还有“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这里原刻用的是“文王”而不是“宁王”，见下图。
近现代学者认为，同一篇中既有“文王”又有“宁王”，本是传世的今文隶书版《尚书》的“毛病”，而现在古文《尚书》出现了同样的“毛病”，说明古文底本不可靠，是汉朝人按照今文隶书底本倒过来集字的。这个结论与晚清学者因文字错位而相信石经源自壁中书完全不同，这源于近代“古史辨”运动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怀疑，近现代“定论”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十六篇是晋朝人编造出来的伪书，顺带怀疑汉朝人，怀疑其他古文《尚书》。
且不说因文字错位就否定《尚书》古文底本从逻辑上能否成立，先看看近现代对今文隶书版《尚书》的“毛病”如何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讹变”，“讹变”的大致路线：
这是近现代对待传统历史文化的诸多案例中，面对悬疑，以新理论行否定之实的典型，仓促武断，太多推敲不通的地方，却堵住了探知真相的路。
请注意到关键的一点，近现代的“讹变”说和晚清学者有着一样的问题：周金文【文+心】和“寍”、古文“宁” 之间，字形差异巨大，周朝人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汉朝人是如何将他们混为一谈的呢？轻易地就将【文+心】和“文”说成是异体字，不考察历史上这两个字具体的使用情况，是不是太轻率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字形。
“宁”的古文写法：衣＋心，心有所依的意思，这是古文的字源意。但是这种写法没有被小篆继承下来。
小篆继承的是“宁”的两种西周金文写法：
《说文解字》：“宁，愿词也”。也就是“宁可”的意思，这里没有直接分析字形，是用字法的说明。 另一个字“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饮食器，所以安人”，这是“安宁”意义所对应的的本字。后来，这两个字因为形近归并，渐渐的弃“寍”用“宁”，“宁”集诸义于一身了。
古文“宁”的构字是【衣＋心】，而小篆“寍”的构字是【皿＋盖子＋心】，这实际上是不同的造字路线，一条路是“心有所依”，一条路是“心有所置（置于皿中）”，最终殊途同归，都表达了“安宁”之意，是属于六书造字法中的“会意”。可见古文和西周金文是两个不同的文字体系，差异是造字时就确定的，和各体系的字根序列、构字思维密切相关。如此字形差异明显、构造不同的字，用偶发性的视觉“错用”、“混同”是说不通的，试想，近现代学者对待文字就这么马虎吗？为什么就这么低看古人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轻易的将西周金文【文+心】和“文”字说成是一字多写的异体，其实不是的，这是“文、宁”之辨的真正缘起。近现代的文字学理论认为，异体字是古人原始落后、文字随意而不规范的产物，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文字的体现”。受其影响，人们遇到字形相近的古字，不经意间就会判定为一个字，却没有想到异体字很可能原本就是不同的字，有运用场合的区别，是朝代更替文化变迁、文字变革之后，后世不别而已。我们来看一看古人是怎样用【文+心】、“文”的。
先看古文的“文”字形。
《说文解字》释“文”： 错画也，像交文。小篆字形如下，完全继承了古文。仔细看古文的笔势、字形，不仅仅是交叉那麽简单，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有“天覆地载”的意味。古代对去世的天子、王的称呼有 “谥号”，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武帝等等，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对照字形，是非常有道理的。
传世文献中常见“文考”这样的称呼，研究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我们知道，“考”是周朝对过世父辈的专称，“文考”好比“先父”、“慈父”一样，“文”添加了美好的修饰意义，多见于周朝金文。还有就是“前文人”、“文人”这样的词汇，《尚书。文侯之命》就有“追孝于前文人”的句子，周朝的诗歌集《诗经。江汉》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的句子。那麽，“文考”、“文人”所对应着的西周金文又是怎么写的呢？
【文+心】在整个西周时期的出土金文中很常见，多用于对逝去父辈的称呼，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文考”。还有类似的【文+V】、【文+U】、【文+·】写法，其实是一回事，由于金文是模具铸造的，字小或者工艺达不到那麽精细，字的中心就会呈现出U、V形状或者是仅仅一点。下图例举几个例子。
但是，我们在西周各期金文上也发现了，同样“文考”的上下文，也有用普通不加心的“文”。请看下图。
2、文武耿光 (西周晚期毛公鼎)
说明：“文武”指去世的周文王、周武王，但整篇毛公鼎用普通的“文”字。此外，铭文中有“寍”，可以用来比较西周各个时期【文+心】的写法，差异明显。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对于逝去父辈、先王的尊称，整个西周时期“文”、【文+心】混用。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文＋心】王、文王并见，见下图。
说明：文、【文+心】并存，都是指周文王。
天亡簋真实的再现了三字石经原刻《君奭》篇中“文王”、“宁王”并存的周原始文本状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朝史官所记载的君王言论、诰命，是用周朝的文字书写的，孔子作《尚书》，是用古文整理这些一手史料，这就面临一个不同文字之间的转写问题。对于周文字【文+心】，用哪个古文替代？用古文“宁”替代。“我迪惟宁王德{延}”中“宁”所对应的周朝原始文本，很可能就是【文＋心】。换句话说，《大诰》的原始文字记录就都是“【文+心】王”，而《君奭》的一手史料就是“【文+心】王”、“文王”并存。孔子衹是转写成古文文本时，将金文【文+心】翻译成古文“宁”。
从字理上看，称呼逝去的先王，古人可以说“先王”、“故王”，在周朝就称为“宁王”，已亡人也可以说成“宁人”，就是已经安息了的人。用古文转写周文字的时候，不是孔子马虎或者其他学者的不加分辨，而是做了类似我们今天叫做“隶定”的工作，而且判断正确。真正的问题在于周朝用“文”、【文＋心】的混乱，其实也不是混乱，是文字的继承与变迁的现象，周朝经历了用“文”弃【文＋心】的过程。【文＋心】这个字其实来源于更古老的商朝。有一块非常著名的商朝鹿头甲骨，上面就刻有“【文＋心】武丁”，是后辈祭祀他们伟大的先王武丁所用。
节译：【文＋心】武丁 商甲骨文 合３６５３４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悬疑，能否解开悬疑固然是一种理论的试金石，但文明之浩瀚漫长、成史过程之曲折，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动辄怀疑古人造假是不可取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为什么《尚书》仅这两篇有“文王、宁王”之辨，而同时期或者前后的其他篇章没有呢？是孔子之后的其他人又整理了一遍《尚书》而把“宁王”都统一改成“文王”了吗？为什么独独这两篇仍留存真容呢？这些都是有待今后去解开的。
（待续）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