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6月17日讯】
前言 如何衡量文化系统的先进性
在我们衡量一种文化的级别之前，我们需要给出评定文化系统优越性的指标。一个事物的优越性往往是从该事物所具备的功能来体现的。同样，我们要衡量一种文化系统的优越性，也是从该文化系统所展现出的功能来判断和识别的。
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待文化，文化有两大功能，一个是规范人类的行为准则，另一个是规范人类的认知规律。前者涵盖的人类社会领域包涵道德、伦理、法律、政治、经济，后者涵盖的人类社会领域包括修炼、宗教、逻辑、哲学、科学（这里指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体系）。。前者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表现为价值观以及社会在各个层面的制度设计，后者为人类理解和认知世界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表现为认识论和各类知识体系。
如果把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涵行为和认知等所有领域）看作是一个硬件系统，那么文化就是这套硬件系统的软件系统，为这套硬件的运作提供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包括提供道德来源、价值判断、认知原理和认知规律。
我们知道，衡量一套软件系统的优劣，首先要看这套软件系统是否有漏洞；其次看软件在运作中是否能正确的操作硬件，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效率有多高；最后还可以看看这套软件是否可以升级为更高级的版本。其实，我们衡量一套文化系统的优劣，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本文将从认知逻辑是否严谨和完善，社会功能是否有效和可靠，以及文化的导向是否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等三个方面来对比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从中证实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中一种先进和高级的文化系统。
第一章 中西方文化的认知体系
在人类历史中，最庞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体系分别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化在认知体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论、价值观以及社会实践。认知体系是一套文化系统的起源，也决定着一套文化系统的功能和效力。认知体系表现为人们所说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和历史观，一种文化系统对世界（或宇宙）的看法和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了这种文化系统在认知上的基本架构。
第一节 认知四大问题与中西方文化的世界观
在认知体系中，西方文化产生了四大问题，分别是有限和无限的问题、一元和二元的问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以及理性和信仰的问题。而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正好可以解决这四大问题，这说明中华文化在认知领域逻辑更缜密、体系更完备。
一、有限和无限的问题
在认知世界时，人类很容易陷入无限思维的陷阱，从而产生二律背反问题。西方文化在体系上的第一个大漏洞正是陷入了这个二律背反的陷阱。无限思维的表现很多，但是归根结底都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其一、这个世界（或者宇宙）在时间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初的起点？其二、这个世界在空间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本源物质（或者始基物质）？
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是这么展开的：假设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起源的？如果这个起点之前还有起点，那么，它就不是起点。这样一思考，这个起点是有也不行，没有也不行，真是让人烧脑的无解问题，这就是二律背反。空间上的问题也是如此：假设世界存在一个本源物质，世界是由这个本源物质层层构筑起来的，但是这个本源物质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如果这个本源物质也有构成成分，那么它就不是本源物质了，因为作为哲学概念的所谓“本源物质”一定是没有构成成分的，那么它应该是“无”、是“没有”，但是“无”和“没有”又怎么能被称为“本源物质”呢？ 因为既然是“物质”，它就一定是“有”|、是“存在”。所以，西方文化从思维上无法解决这个二律背反问题，这是西方文化这套软件系统中的第一个大bug。
西方文化之所以在思维上产生二律背反的现象，就是没有意识到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思维要进行正确的运算，必须是在一个确定的有限时空范围内进行。而以上的二律背反问题，实际上是把有限的思维能力拿到无限制的时空长河中去运算，这使得思维在有限时空范围内的规律就不起作用了，就出现了思维紊乱。
西方文化本身就带有一种“无限情结”，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之一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是“无限”组成的，虽然他的“无限”在表现方面倒有点类似于中华文化的“道”，但却使用了“无限”这个词，由此也可窥见西方人思维中的“无限情结”由来已久，后来 西方哲学追究世界的终极原因、探求始基物质、原子（不可分割的意思）等等，无不是这种“无限情结”在思考世界时的潜意识反映。所谓的“无限情结”就是在思维中总喜欢把事物放在无限的时空里去思考，而不是在有限的层次内去理解，最终导致思维逻辑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潜在的逻辑混乱、到了康德时代就表现为著名的四个“二律背反”，这也算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中“无限情结”的一种正式而无奈的反思吧！在西方的中世纪，无限思维导致的二律背反一度还被用来证明神并不存在，如所谓的“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连自己都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一个典型的无限思维导致的思维混乱问题，它背后的逻辑其实这样的：“一个‘无所不能’中能不能产生一个‘有所不能’”，这是西方人自己造出的思维紊乱问题，与神和上帝的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中华文化没有“无限情结”，也从来不在无限时空中去思考问题。在中华文化中，宇宙是作为认识对象中的一个有确定时空范围的宇宙（在这一点上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是相同的），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现实中的宇宙，而不是无限思维中的那种“不可限定的事物”。现实中的宇宙对中国古人来讲，又是分层次存在的，比如中国人讲“天”这个概念，中国人的“天”是分层次的，有很多层次的“天”，每个层次的“天”上的生命的等级都不一样，而人类则可以通过修炼或者修道、修佛来提升生命的境界，从而可以抵达不同层次的“天”以及把握那一层次的“天道”（那一层次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世界观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层次性宇宙观，认为宇宙和生命是分层次存在的，生命的认知能力与其所处的生命层次有关。
中华文化对宇宙以及对宇宙中的更高级生命佛道神的认识都一直渗透着清醒的层次性意识。比如，中华文化认为，神佛道虽然高于人类但其本身也有局限性，释迦牟尼佛达到了如来的层次（老子和耶稣也应该是这样的层次），对普通人类来讲，这样的层次近乎于不可知的范围，但是释迦牟尼佛对弟子讲法时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是唯一的、最高的，而是承认自己之前也有佛，自己之后也有佛，自己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宇宙中有自己看不到和悟不透的更深层次的存在和真理。
释迦牟尼佛的故事说明了佛法（宇宙的真理）的真理性与一定的时空范围有关，同时也表明了高级生命的认识局限性，即一定层次的神佛也只能理解一定层次的宇宙真理，揭示出认知结果是与认知主体（人类或者神佛）的层次有关的，宇宙真理随着认知主体层次的提升而展现出更高的内涵（层次性的真理观）。
中华文化的层次性思维意识在中华民族日常生活观念中也比比皆是，如我们经常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等等，都是这种层次性宇宙观在人事应用上的反映。中华文化不讲究“最”、不追求“无限”，只在具体的时空层次内去理解宇宙与生命、物质与空间、人与天地、神与世界等等人类真正需要面对的各类复杂现实问题，并探究其中的奥秘，解答其中的疑惑。相对于西方文化的“无限情结”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扎实的探索。在具体世界中思考问题，在有限层次内寻求现实的真理与道路，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显着特色之一！
有限和无限的问题，是所有认知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元问题，人类如果不知道自己逻辑思维的限度在哪里，在认知领域就会落陷入自设的逻辑陷阱而不能自拔。
二、一元和二元的问题
在解决有限和无限的问题后，当人类正常的思考世界时，人类又会面临一个认知难题，那就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物质一体的？西方文化在探索这个问题时陷入了二元分化所导致的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辩之中。
在思考“存在”现象时，我们这里先说说什么是二元思维。所谓的二元思维，就是思维中对世界的二元分化，就是把“存在”（世界）分为精神和物质（或者是分为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来理解，然后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化的世界观在思维模式上体现为以上这种二元分化，所以，西方哲学交织着唯物和唯心的分野、经验和理性的纠缠、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现象和本质的隔离等等，这种二元思维也影响到宗教和神学领域，造成信仰和理性的分离，为西方的无神论留下了逻辑空间。
翻开一部西方哲学史，里面的争争吵吵很是很热闹，也很混乱，逻辑线索千头万绪，枝枝杈杈盘根错节，就是专业研究者看了也会头疼，何况普通读者呢？本文这里不去具体的涉及西方哲学的这些争辩，而只是宏观的指出，除了二律背反是由无限思维引发的之外，西方哲学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由二元思维引发的。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华文化，就会发现所有西方哲学的以上二元思维产生的争论，在中华文化中都不存在，因为中华文化是用一元思维来看待世界的。
中华文化从来没有把世界分为精神和物质，或者主体和客体，在中华文化中，精神和物质是一回事，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灵），是一个生命体，而且中华文化认为“万物都有灵（灵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天地万物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都是生命，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在中华文化中，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天人合一”的关系。
在中华文化中，人和天地既然都是灵，都是生命体，不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分野，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那么这些本质相同的生命体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就只能是层次高低的关系了，这与前面讲的中华文化层次性宇宙观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中，宇宙既是有限的，也是一元的（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
在一元的世界里，中华文化探索世界的眼光摆脱了物质和精神现象所制造出的二元假象，而将眼光仰望星空，去探究天人关系。在中华文化中，所有生命体（万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属于不同层次的天道的一部分，高层次的理制约着低层次的理，低层次的生命要服从更高层次的生命的安排，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叫做逆天叛道，是要遭天惩的。而人生在世，所要解决的基本关系就是天人关系，就是要敬畏天地、效法天地，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要同化天道，达成“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
在“天人合一”的一元思维模式下，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中没有西方文化二元分化后的各种思想和逻辑纷争，中华文化是在一种出发点正确的地方开始了她的伟大认知历程。西方文化直到近代的现象学出现后，才认识到二元分化是错误的，认识到主客体是不可分割，但是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一元思维模式下的认知体系。在西方哲学史上，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是一元思维模式下的哲学体系，不过黑格尔的一元思维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原因是西方文化在整体上都是二元思维。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
西方文化的第三个认知问题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认知领域来讲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形而上就是无形的法则和规律，形而下就是具体有形的事物，在人类的认知领域，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表现为“认知体系”（无形）与“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有形）的关系。而在认知的最低层面，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我们先讲讲中华文化中有关这个领域的表现。中国人讲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道就是天道和宇宙规律，而器就是道所生成的器物，包括有形的天地万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在中华文化中就是道和器的关系，就是天道与万物的生成和运行之间的关系，在认知领域就表现为“知行合一”。
这里的“知”是指对形而上的道和法则的了解和把握，“行”是指人类的行为对天道的符合（行为符合天道可称为德），中华文化中认知的目的是认识天道，从而顺从天道，重德修身，最终同化天道，达到“天人合一”。
《论语》中第一句话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里的“学”是指探究和认识符合天道的美德，“习”是指反复的演练（提高修养）使自己拥有这种美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认识到好的美德而反复的去实践，去提高修养，让美德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件很让人乐在其中的事情吗？可见，《论语》中的第一句就讲出了“知行合一”的内涵。
而在《大学》中，第一句也是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中华文化中的学问是有关道德的学问，求学的目的是就是通过了解天道而认识社会中好的美德，认识到或者看到好的美德就要去遵循，去践行，看到不道德的行为就要去纠正去改正。在中华文化中“知”为“行”提供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行”在“知”的指导下去实现这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从而达成“知行合一”。在中华文化中，“认知体系”表现为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而“社会行为与社会生活”都是以实践这些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为目标，在“知行合一”的认知实践中最终达成“天人合一”。
而在西方文化的大部分时代中，知行关系是割裂的，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天道和美德，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修养美德和同化天道，西方文化中的这种知行关系在失去道德内涵后，就退化和降级成为所谓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所以西方文化在认知领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这里的理论是指不讲道德内涵的有关世界存在的各种表述，包括各种哲学理论和科学理论，而实践是指在这些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科学实践）。在西方文化这种认知关系下，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颠倒过来的，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实践，但是理论却是从这种失去道德内涵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经验的升华而总结出来的，并且以实践为理论正确性的判断标准，所以，实践高于理论，形而下高于形而上，这和中华文化中的道器关系恰恰相反。
西方文化这种颠倒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显着的一个后果就是不讲道德的科学最终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并开始主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最终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对天道进行颠覆。其实科学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本身无善无恶，关键是看这种技术工具是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下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科学也可以分为有道德的科学体系和无道德的科学体系，西方文化这种颠倒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认知关系，发展出来的是无道德的科学体系，而中华文化遵循天道，在正确的道器关系下，可以发展出有道德的科学体系。其实在近代西方这种科学出现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最发达的，而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有道德的科学技术，各行各业都首先讲道德，有道德才能得到技术（这是主流），才可以将技艺和技术发展到更高境界。而西方的这种科学体系下，科学家的科学技术有多高，科学理论有多么丰富，是不需要与道德的提升相匹配的。当然不是说西方的科学家没有道德，只是说这种科学体系本身和道德是分离的，西方科学家的道德不是通过科学体系本身去协调的，而是通过科学体系之外的宗教体系来维持的。
其实，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的时代，也有讲究知行合一的认知体系。如苏格拉底曾经就提倡美德就是知识，而知识也是美德，这里的知识就是对美德的认知和理解，并且付诸实践。这和中华文化是相通的。只是西方文化的这些高级部分到后来就逐渐失传，没有成为主流的文化体系。而中华文化的这些内容都一直是主流的文化体系，只是在近代以后，也有逐渐没落的趋势，这也是被西方文化所影响的结果。
如果说一元和二元的问题，解决的是将人类的眼光从逻辑纷争的二元乱象中解脱出来，使人类专注于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那么，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则解决人类如何通达“天人合一”的目标，那就是通过“知行合一”。在这个领域，西方文化显然失落了最初的希腊文化传统，而中华文化则在保存几千年的“知行合一”传统后，在近代也失落了这颗宝贵的明珠。
四、理性和信仰的问题
理性和信仰的问题（我们这里讲的信仰是指对天道以及对神的信奉和尊敬），同样是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一大认知难题。在西方文化中，真理被分为“理性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两部分，前者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的认知领域，后者是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只能靠神的启示来认识。于是，在西方文化中，理性通往信仰的途径就被截断了。而“信仰”一旦失去了理性的根基，最终就会演变成为“无理性的宗教信仰”，而这样的宗教信仰是很容易走偏的。
理性和信仰的隔断，让宗教信仰失去理性知识的判断和验证，就使某些人可以凭借拥有启示真理的借口，将宗教演变成为一种世俗的权力组织。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正是这样一部无理性的宗教权力试图统治人类理性以及试图控制人类社会系统的黑暗历史。西方文化的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只是将教会垄断启示真理的权利还给了所有教众，在政治上将教会深入世俗权力的触角给斩断，让政教分离，使宗教回到传播启示真理的最初目标上来，这些改革恢复的只是信众与启示真理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没有试图恢复人类理性和启示真理之间的“原有联系”（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信仰和理性的隔断，使得西方哲学的功能先天不足，不能证实天道的存在（当然西方哲学也一直在试图通过自己的体系去证实天道，但是并不成功），而由西方哲学发展出来的近现代科学体系更不能证实启示真理中所阐述的天道，这使得启示的真理与人类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体系越走越远，最终使西方文化逐渐产生了大规模的无神论认知体系，如达尔文进化论，以及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而在中华文化中，理性和信仰是沟通的。前面讲过中华文化的认知对象是天人关系，认知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同化天道，达成天人合一。 所以，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通人类和天道的联络通道，也就是为了打通理性和信仰的通道。而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也是在天道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认知逻辑，是天道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反映。这种认知逻辑体现为层次性的宇宙观（本节第一部分讲述）、主客一体、万物有灵的一元思维（本节第二部分讲述）、以及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本节第三部分讲述），正如前述，中华文化中这些理性的表现都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天道、认识启示的真理。
在中华文化中，理性和信仰贯通为一（二者是层次关系），理性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只是同一个真理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而已，二者之间没有隔阂，这使得信仰的力量通过理性的传递而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人最可靠的精神支柱。这种信仰的力量远远大于宗教的力量，也使得在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信仰成为一种有理性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宗教信仰不会走偏，不会垄断启示的真理，不会去沾染世俗的政权，更不会发生宗教迫害。
所以，在中华文化中，宗教不是重要的，而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没有宗教之前，已经有3千年的信仰的历史，这种信仰体系是在道家所传承下来的修道（修炼）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对天道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道德和伦理的实践，都源于道家的修炼文化。
在本文开始部分，笔者列出了人类认知体系的五大领域，分别是修炼、宗教、逻辑、哲学、科学（这里指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体系），而修炼代表着人类认知领域最高级别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体系，修炼是人类与天道（神）直接沟通的途径。中华文化中的修炼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完整的修炼文化，中国人在近现代以前的宗教、逻辑、哲学、科技（不是西方科学）都是修炼文化开创出来的，修炼也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科学体系，可以被称为生命科学体系，中国人对天道（神）的信仰贯穿在修炼、宗教、逻辑、哲学以及科技等认知体系的所有领域之中。
五、中国人的世界观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中国人的世界观。由于中华文化中不存在西方文化在认知领域遇到的有限和无限、一元和二元、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及理性与信仰的四大问题，中国人通过认知的最高级方式——修炼——产生了对天道的深刻体察，从中形成的世界观，用最简练的词汇来表达，就是“天人合一”，它包含着解决西方文化中认知四大问题的所有内涵，如层次性的宇宙观、万物有灵的一元思维、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以及从理性到信仰的真正贯通。
第二节 中西方文化的历史观
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历史观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它研究的是历史的逻辑体系。历史观探究的问题包括，历史是否有规律？历史是被更高层生命（神）系统安排的一场人生大戏？还是根据人的意志自由发展、随机演变？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是什么？以及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世界看法的延续，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的世界观最终会影响到它的历史观。
一、中华文化的历史观
我们先讲讲中华文化的历史观。根据上文所述，中华文化起源于修炼，并通过修炼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体察天道和同化天道为人生目标，所以，在历史观领域就表现为一种敬天重德的天命观。中国人相信历史是由神安排下来的，人世间的一切早有定数，人在一生中的所遇所得，都贯穿着天命的安排，所以，尽人事而顺天命是中国人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
《黄帝阴符经》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据说这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句话，它的意思是“体察天道，顺天而行，人生中的一切尽在其中。”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为世间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宇宙天道的体现，人作为宇宙的一员，天道的一部分，应该顺应天意，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其德。这种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就是做事情追求人事和天道的对应，在国家大政方面君主要奉天承运、替天行道，所以人们称君主为天子，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务也多要选择黄道吉日，根据阴阳节气的流注和五行运化的规律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以求最大限度的和天地自然相和谐；另一方面，在个人遭遇上，人们信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面对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之时，能有一份豁达、平和的超然人生态度。在面对死亡这个终极问题上，中国人认为生命的归宿是回归天上，所以中国人对生命结束的最高称谓就是“归天”。这就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天命观”的具体表现，敬天畏命，重视道德，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准则。
其实，中华文化的天命观，不仅仅是一种人生和历史哲学理念，也是实实在在的更高级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前面讲过，中国的修炼文化是一种生命科学体系，中国人通过修炼不仅认识了天道在宇宙中的真实存在，也认识到宇宙中更高级生命（不同层次的神）对人类历史的安排，中国古代修炼人留下的大量预言，就像历史剧本一样精确地展示了中国的未来历史进程，如《马前课》、《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等等，这是中华神传文化留下的大量神迹的一部分，也让中国人的天命观信仰在人世间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的天命观中加入了三世因果、业力轮报、天堂地狱等更加精细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使天命观的信仰体系更加的丰富与完善，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从入世法到出世法的世界上最完备的信仰体系和修炼体系。
二、西方文化的历史观
西方文化的历史观，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像它的世界观一样，到处存在着体系的漏洞和缺陷，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西方历史观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时期”，这个时期西方文化保留着一些上古修炼的痕迹，表现出生命科学体系的一些特征，如泰勒士认为“万物都充满了神”，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东西，并且在轮回中可以转变为别的生物，恩培多克勒据说行过神迹，苏格拉底为见证神谕而献身，而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则是与犹太教的创世说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种西方神创论文化传统。前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文化多认为宇宙是有人格的，是充满正义的，是善的，是美的，万物有灵，“美德即知识”，人类认识的第一个起点应该从认识善与行善开始……等等。这些认识在思维倾向上多具有东方“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思维特征。在前亚里士多德阶段，我们可以认为，西方历史观的主要表现是天命观，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类似。
但是西方文化在这个时期的这些有益探索，在后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却被基本否定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文化逐渐的将信仰和理性分离，信仰由宗教来探索，成为“无理性的宗教信仰”，并发展出“宗教神学体系”；理性则由世俗哲学来探索，其中交织着理性和经验、唯心和唯物、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不断冲突。
而西方文化的历史观也在这里开始分化，一部分进入了“宗教神学体系”中，继续保留天命观的信仰，成为“启示真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进入“世俗哲学体系”（理性和信仰分离后的哲学体系），演化出更复杂的分支，直到近代出现了无神论的历史观，如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以及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将西方历史观从理性和信仰分离之后，一直到无神论出现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西方历史观的第二个阶段，把无神论出现后的阶段看作是第三个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西方历史观沿着三条线索发展演化（分化），第一条线索是宗教神学体系中的天命观；第二条线索是世俗哲学体系中的有神论部分；第三条线索是世俗哲学体系中的无神论部分。
在第一条线索下，宗教神学曾经一直试图把哲学的理性内容融合在自己的体系中，例如在中世纪，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家将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最严格的逻辑结合，使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在那个时代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由于西方认知体系中信仰和理性在这个时候早已分家，所以神学和哲学在历史观上的这种生硬结合也只是形成一个大杂烩，并没有达到用理性证实启示真理的效果。
在第二条线索下，由于西方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有神论者，所以，在世俗哲学体系中，居主体地位的历史观依然是天命观。但是在对天命观的理性验证上，由于理性和信仰的分离，一方面宗教神学无法把世俗哲学理性完善的融合进来（如前面所述），另一方面，这种世俗哲学理性也无法从自己的学术角度去证实信仰中的启示真理，这导致无论是在宗教神学体系，还是在世俗哲学体系，都出现了很多的认知难题，这些认知体系的漏洞就被无神论者钻了空子。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这种科学体系出现之后，宗教神学体系和世俗哲学的有神论部分与这部分科学体系没有在认知体系中融合成一个逻辑互通的理性体系，使得它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无神论成了气候，并反过来冲击着宗教神学体系和世俗哲学的有神论部分。
在西方历史观演化的第二个阶段，从天命观向无神论演化的过程中，起到过渡作用的理论体系，就是意大利人维柯1725年出版的著作《新科学》。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在这部被维柯称为“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中，维柯通过研究各民族语言、习俗的演变，用一种“貌似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式解读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及其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在这部著作中，维柯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维柯认为，宗教是世界上各种政府最初的形式，但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实的宗教，其它宗教都是假的，所以，异教民族的宗教，起源于对雷电及自然力的恐惧（维柯说这是神的间接启示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方法），异教民族的历史是由野蛮原始向文明开化逐渐发展进化，而基督教的历史是真神所传的高级文明的发展史，而人类的历史最终体现着天意的结果。
维柯的《新科学》是西方历史哲学的转折点，维柯对基督教民族的起源和异教民族的起源采用的不同解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二元的天命观，是将天命观和当时兴起的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虽然维柯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他的直接启示和间接启示的二元理论，对异教民族的历史采用的类似于“进化论”的解读方式，也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无神论理论体系）的出现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到了马克思那里，维柯历史哲学中的直接启示和间接启示的天命观元素被全部拿掉，而“神的时代”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只剩下英雄和人的历史，然后，马克思进一步将宗教解读为“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歪曲的反映”，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类对雷电及自然力的恐惧。
维柯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过渡性质，在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验证。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阿拉在《唯物史观论文集》里推崇维柯是唯物史观的先驱，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1907年）一书里详细论证了维柯和摩尔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在苏联时代，苏共甚至将维柯的理论看作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鼻祖。这一切都表明了《新科学》在方法论上所引发的无神论后果，这恐怕是维柯在贬低各民族、突出基督教信仰时所没有意料到的。
西方历史观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这样一来，西方历史观就正式形成“宗教神学体系”、“世俗哲学有神论体系”和“世俗哲学无神论体系”三种形态，这三条线索各自独立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西方历史观复杂性表现的原因
综观中华历史观和西方历史观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历史观一以贯之的坚守着天命观，在中共没有篡夺中华民国的政权之前，没有以暴力方式大规模的摧毁中华文化之前，中华文化以天人关系出发，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追求所形成的天命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承传，这与西方文化在历史观方面的复杂表现有着显着的区别。
西方文化在历史观上的演化和分化，一方面源自西方文化在认知体系上自身的不足与漏洞，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生活的反向影响有关。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由这二者形成的价值观）可以指引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但是，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方式反过来也在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西方文化在社会生活领域是一种利益导向型文化，这与中华文化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道德导向型文化是有着巨大区别的。在利益导向的文化体系下，世俗的利益追求必然与宗教神学体系的道德追求产生价值观上的冲突。这二者的冲突在西方历史中表现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走偏了的宗教系统全面控制哲学理性和世俗生活，使西方历史进入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第二个阶段则是文艺复兴开始后，西方经历的各种宗教、文化和社会改革，这些改革使西方文化逐渐摆脱中世纪走偏了的宗教控制，逐渐恢复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恢复了世俗哲学的理性传统，恢复了世俗生活的正常利益追求。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改革又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中，人们逐渐失去信仰和道德的约束，并开始抛开宗教的理论，从世俗生活中寻求对历史和宇宙的解读，这样就演变出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而中华文化在世俗生活领域是一种道德导向型文化，这与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系。这说明中华文化不但在认知体系方面理论完善、逻辑缜密，在社会生活领域也是伦理完备，体制合理，中国人在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的道德追求，这使得中国的人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生活完美的融合一体，共同构成起中华文化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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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责任编辑：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