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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维权路——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专访

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近照。(大纪元)
图为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近照。(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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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她接受采访,不许她给丈夫维权,她被威胁说,如果再接受采访,就要抓她。

记者:您以前意识到余文生律师所做的会有风险吗?

许艳:一开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压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个支持香港占中的当事人。因为不让他会见当事人,他坚持律师的会见权,就被抓了。

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他会有危险,包括他这次失去自由,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范围内尽力去帮助当事人。

《宪法》有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他从法律角度给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如果得不到鼓励与表扬,绝对不应该因此而被抓捕,更不应该以此作为定罪的证据。

记者: 2014年他被抓放回后,身体非常差?

许艳:对,他进看守所之前的体检,身体很健康。被关了99天后,身体就非常差,后来几天,他走路腿不会迈步,我扶着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只手抬着那个腿一步一步地迈。结果回来12天后,他就要去医院做手术。

那次他在里面遭受了酷刑。坐审讯的椅子,椅子特别高大,还有棱角,他个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环绕不了那个椅子,他们就硬拉,给他戴上手铐,连续长时间审讯,手肿得非常厉害。

放回来的那个晚上,他一下就喝了两壶水,晚上还必须要开灯才能睡觉。

后来他代理王全璋压力就特别大,但他也一直尽力。石景山国保阻止他去天津见王全璋,楼下一层停的都是他们的车,国保坐车里,不让他出门。但他还是想办法连夜到了天津,要求会见。

记者:他被抓后,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传唤,原因是什么?

许艳:我其实就是一个家属啊,给丈夫维权而已。他们就连续三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我。

必须要有法律证据才可以刑事传唤人的,但他们最后也没有解释出为什么要传唤我,他们说,就因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再接受采访,就要抓我。他们不许我接受采访,不让我给余文生维权。

记者:那您平时也被监控跟踪吗?

许艳:现在楼下的平房里一直有人,有时是社区的,有时是警察、有时是国保,有拍照的,有跟踪的。有好几次,他们限制我出门。

一次我出门,八角派出所警察,还有两个居委会的、两个便衣,就跟踪我。我打出租车,警察直接对出租司机亮明身份,说他是警察,不让他拉我,让司机靠边停车,司机只能靠边,让我下来。

我的手机是被监控的,我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环?他们什么都知道。

记者:您知道为什么把余文生羁押在徐州吗?

许艳: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从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这一年五个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遥远让我的维权路雪上加霜。

高铁票还有吃饭、住宿等等其它消费,去一次花销非常大。为节约开支,赶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钱,早上4点多我就要出发。冬天天还没亮,我一个人出门,确实感觉特别凄凉,努力的过程很艰辛。

记者:这一年多,您一直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有什么效果吗?

许艳:我每次去徐州,为他奔波维权,申请监督,尽可能跑很多部门,看守所、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监察委、人大这些监督部门,包括律协,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这些部门,没有一处是能够进大门的,这是最让我伤心和无助的。我根本就找不着监督部门和人,因为大门我都进不去。

在江苏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请监督,也是进不了大门。有时我就把材料邮寄过去,但是没有任何回复。

但我就要坚持为他去维权。我就是不放弃!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时候,我是大松心,什么都不管,现在我得担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过节时我还会哭,但是现在就不会哭了,哭解决不了问题。

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近照。(大纪元)
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近照。(大纪元)

记者:这一年多,您一直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有什么效果吗?

许艳:我只能拿法律去争取法律权利,还能怎么办?法律条文说得非常好,都有规定各种权利。

但余文生这个案件,我现在就是很无助,感觉到不公平、不正义,法律在各个部门找不到监督。我希望中国能够有真正的法治,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记者:您觉得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最难的是什么?

许艳:我从北京到徐州为余文生维权,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严重。

国内网络上已经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师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账号也已经被封,我的微博账号也被封,我重新注册也注册不了;微信发个贴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发不岀去,在名字中间加上图标才可以发岀去。经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发出去,发出个声音都特别艰难。

记者:过程中您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许艳:以前我打电话给他,一显示“无法接通”,我就非常紧张,担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准备出去,刚和孩子走到车那儿,要打开车门,突然就冲出来一些人,不知道从哪冲出来那么多人,其实他们就隐藏在附近,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传唤我,审了我 9个小时。

所以后来我每次下楼,走到车上的过程中,总感觉他们潜伏在附近,就特别紧张,担心他们冲出来抓我,这让我非常恐惧。

是应该放弃为他维权?还是继续努力?这个选择有时很艰难。我确实腿经常发抖,有时候,就是一边发着抖,一边往前走。

有时我和孩子说:要坚强、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你要相信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我觉得对于孩子,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现在只要出门,我就随时做好失去自由的准备,我把手机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把消息发出去。

记者:余文生律师的事情,对孩子影响很大吗?

许艳:警察抄家五次,对我传唤三次,都是在夜间,及周六、日孩子在家的时候,这对孩子伤害非常大。

2015年“709”开始抓捕时,警察敲我家门,余律师不开门,和他们要法律手续,结果他们就用电锯锯门,声音很刺耳。锯开铁门后,警察一脚就踹开木门,几十个人冲进屋子,当着孩子的面,他们把他爸爸推倒,然后把他爸爸双手背铐带走。警察走了以后,孩子吓得一夜没睡,吓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这次余文生是在楼下被围住带走的,当时是早晨6点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学。有很多辆警车、特警车、很多警察,孩子见到了这个场面。

现在孩子一回家,马上就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以前不是这样,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时都夜里二、三点了,我发现他还没睡,自己在房间里走。

但每当我想和孩子说他爸爸的情况,孩子都会把话题岔开,或者不说话。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别痛苦、特别残酷的事情,也不愿意回想,我也这样。

记者:孩子在学校也受影响了吗?

许艳:有一次我去开家长会,班主任公开点名字骂我的孩子,说孩子有主意的样子“特别不要脸”,如果这样的话迟早会像他爸爸一样被教训。当时其他家长也都在。小孩调皮也是正常的,但我没有想到班主任会这么说。

以前这班主任对我们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好,非常尊重,为什么突然变化这么大?我想这都和国保有关吧。

我是想好好保护孩子,但是无能为力。

记者:您有特别无助的时候吗?

许艳: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每个周末都去野外玩,现在余文生不在家,孩子还想去。我想让孩子感觉生活变化不大,就答应带他去。以前都是余文生开车,我不敢开。山道上弯弯曲曲的,开始我就特别想哭,特别委屈、特别无助,特别恐惧,本来不敢走山路,但我不想让孩子知道我不敢,为了孩子,我还是要挑战自己。

作为母亲,我没法完全保护得了他,我只能尽量让他少受伤害。

余文生律师和妻子儿子合照。(许艳提供)
余文生律师和妻子儿子合照。(许艳提供)

记者:看您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东西,感觉您时时刻刻都想着余文生律师?

许艳:是,除了我睡着了,每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想着他的事,想着怎么为他维权,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他。

过去生活大事小事都是余文生解决,家里好像什么事都不需要我去处理。他对我非常好,遇到危难,他都是第一时间保护我和孩子。坐地铁他会给我让座,给我背包。弟弟的问题、父母的问题,他都会安排好,包括怎么教育孩子,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都能照顾到。

但现在我也没觉得自己命苦,我相信他,他现在遭遇不公平,是为了公益。

这一年多,遇到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我也都能想办法过去,天无绝人之路吧。未来也是一样,也许很难,但我能做的,就是勇敢去面对。

记者:您和其他“709”家属不经常在一起?

许艳:有一次我就觉得我好孤单,后来有朋友就对我说,你回想一下,这一年多,有几次是你一个人在维权,一个人在努力?我仔细一想,确实是。我跑了那么多的部门,几乎是没有一次是一个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帮我。

有人到车站接我,有人把我带到住处,有人把我送到机场,下飞机后,有律师等着我接我,整个全程,都有人关心保护我。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关注和帮助我。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许艳:我认为不管是对谁,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人要真实、诚信,我不喜欢虚假的东西。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你善良地对他,他都会以善良回报你,在他的能力范围去帮助你。我以我的善良、真诚去对待别人,我得到的经常也是对方的善意和真心帮助。也许对方很有社会阅历什么的,但也会以我的这种态度对待我。我很多的亲身经历就是这样。

我不认识太多的人,包括余文生代理的当事人,几乎我都不认识,但他出事以后,我就感觉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在帮我。

那些人开始也许只想帮我一分,跟我接触以后,他就可能会帮我六分、八分。得到那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的善良和真诚。

记者:听说您现在想考律师,为什么呢?

许艳:其实我大学是学法学的,一毕业就进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饭,教育孩子,基本没有工作经历。

现在余文生的律师证被注销了,以后可能就没法做律师养家了,那以后的生活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最近一两年,我很强烈地想去考律师。

余文生律师和妻子许艳。(许艳提供)
余文生律师和妻子许艳。(许艳提供)

余文生简历

余文生,1967年生,中国北京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信仰案,代理“709”王全璋等多位被捕律师案。

2018年1月,被注销律师证。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时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等政治改革建议,第二天即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秘密开庭。

2018年11月,余文生获得“德法人权奖”。

过去一年多,许艳四处奔忙,呼吁救助丈夫。但是,她聘请的律师一直没有见到余文生,她向很多部门申请监督余文生案,没有任何回复。她屡遭中共威胁,三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她和儿子出境也被限制。

采访整理:孙天浩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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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0 2: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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