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魏晋史学及其他

走过旧时的蹊径(中)

作者: 逯耀东

中国的长城。(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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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

汉匈间的瓯脱是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即长城之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区既不属于汉,也不服于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间。若这个地区的均衡可以维持,双方可以和平相处,若均势打破则冲突即起。可以借此对这个地区争夺与控制,测知汉匈势力的消长。汉匈冲突两国关系虽断绝,草原与农业文化仍涓涓渗透,相互交流,就是瓯脱居中的媒介作用。后来,汉控制这个地区,筑城屯田,将农业文化移植塞外,匈奴来归即同样居住这个地区,胡汉杂处,促使草原文化的转变。其文化转变的过程,初则与汉人混居杂处,互相往来,逐渐放弃牧畜,而定居农耕,形成半农半牧的社会形态,等待机会翻长城进入中国。永嘉风暴后,五胡十六国在黄河流域建立统治政权,可说是农业文化在塞外互动发展的结果,并非异族入侵中原。

后来我讨论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转变,即以这个论点出发。不过,我对拓跋氏文化转变的探讨,也是几经周折的。最初因讨论汉匈的和战问题,读了劳干先生的《居延汉简考释》。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设立,探讨农业文化向长城以外的拓殖,并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请研究计划。计划没有批准,但却附了一封信,说我的研究计划和用的材料,及预期获得的结论与他们最近一篇博士论文相似。并附了论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联络。我细读之下,发现论文作者竟是张春树。张春树是高我一班的学长,对秦汉史的造诣非常深厚。于是,我写了封信给他,说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别七年,海角天涯,没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不久,春树来信说,论文是他写的,并且说当前所有汉简资料,他搜集齐全,这个问题已无发展的空间。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晋去。

回到魏晋,当时的新亚研究所有钱宾四、牟润孙、严耕望诸先生都是治魏晋史的大家,的确是一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好环境。于是先定下研究范围,从永嘉风暴边疆民族在长城内的迁徙,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华化,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间相互的激荡与调整。但当我材料搜集妥当,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接到我同班同学金发根寄来的一本书,他的硕士论文《永嘉之乱后北方的豪族》已经出版。所引用的材料与结论,与我准备写的前半部分相似,于是我只得放弃这一部分。集中讨论拓跋氏汉化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孙同勋的新书《拓拔氏的汉化》又寄到了。孙同勋的论文非常缜密。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也无法再做了。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材料已经搜集妥当,论文不能不写,但更换题目另起炉灶,时间已不允许。因此,如何从这些材料里另谋出路,就颇费思量了。于是绕室而行,数日不得安眠,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寻觅汉化中胡化的残余。因为即使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最后放弃自己享有的文化传统,完全融合于汉文化之中,其历程往往是非常转折与艰辛的。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非常复杂。往往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一旦遭遇挫折与阻碍,必须经过不断地再学习,再适应,再调整之后才能完成。而且不论融合或被融合的双方,都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无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残留下来。这些被残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后,经过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分,不仅增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也增强了汉化的活动力量。

中国历史自魏晋以后,由于边疆民族不断涌入长城,结束了汉民族在长城之内单独活动的时期。汉民族不断和不同的边疆民族融合,使汉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内容。在永嘉风暴中,拓跋氏部族是最后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不仅收拾了黄河流域的历史残局,并且总结了秦汉以来,渗入长城的其他边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和汉民族作彻底的融合。经过这次融合之后,新的血轮注入汉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开始在汉文化中孕育。后来这些新的血轮与新的文化因子,又转变成支持隋唐帝国建国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先从〈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开始。因为我去香港之时,鲁实先先生希望我能继承王昶《金石萃编》之业。因此曾仔细地读了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以,应用《集释》所录集若干北魏宗室墓志的碑文,所载的姻娅关系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但将这些资料缀集后,可以发现孝文帝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斩断中原士族社会的婚姻关系的锁链,使北方贵族和中原士族通婚,彻底消除草原与农业文化残余的矛盾,使其政权得以持续。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我在山穷水尽已无路之时,经此一变为自己拓展了另一个境地,后来我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的一系列论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至于我对中国长城文化的探索,那是因为一个日本人上了长城。当年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进入长城,而洒鲜血抛头颅,现在这个日本人竟大摇大摆登上长城,并大放厥辞。这个日本人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此,我愤怒,于是开始关心那条横卧在西北边疆的沉默巨龙。中华民族是个农业民族。筑城不仅是农业民族特殊的技巧,也是农业文化发展必经的阶段。因此,我以城的形成与发展,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分成筑城、卫城、拆城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所谓筑城,从新石器后晚期,农业民族从建筑一个小城开始,到秦帝国建立,将西北边疆许多城连缀起来,筑成一座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城,这座城就是万里长城。过去讨论长城过分突出防胡的消极意义,但最初长城的建立,并不是消极的防卫,而是农业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极限。所以长城所表现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一条国防线,同时也是地理的分水岭,更是分划农业与草原文化的疆界。最初长城的筑构没有受任何外力的影响,而是农业文化自我发展,自我凝聚,经过长时间累积而成的。然后,长城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融而为一,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象征。

至于卫城时代,从汉高祖的平城之围开始。“平城之围”是成熟的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不幸农业民族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农业民族不得不将边疆后撤长城。于是长城不仅是一条文化的分划界,同时也变成了一条主要的国防线。中国历史的发展随着进入了“卫城”的时代。以后千余年的历史,至少在中国近代以前,中国历史都是农业与草原民族,以长城为基线互相冲突与调和的历史。至于“拆城”,因为近代以后侵略中国的夷狄,不再是从西北骑马翻越长城而来,而是带着坚甲利兵从东南海上乘船来的。于是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开始用夷变夏师夷之长技。所谓师夷之长技也就是现代化。中国近代与现代为适应现代化,将长城环抱的许多小的城池拆除。于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拆城的时代,在拆城的过程,往往进退失据,中国近代的许多悲剧,便种因于此。(待续)(本文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魏晋史学及其他》/东大图书公司

魏晋史学及其他》(三版)/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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