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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书            

王明珠:替无辜被共产党枪决的父亲发声

1953年,新疆阜康,中共军管人员在枪决“地主”和“反革命分子”。(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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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8月24日讯】我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耄耋老人,现居住在美国芝加哥,美国公民。我这个人,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憎恨中国共产党仇视毛泽东的人。原因非常简单,杀父之仇。我的爷爷也是在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上吊自杀而亡。

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市小王庄刑场共产党一口气枪毙了男女老少共计193人,这其中就有我亲爱的父亲王爽斋,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进,左眼出,顿时脑浆迸裂,一命呜呼,罪名“反革命”。瞬间193条生命,在去黄泉路上结伴而行。这193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一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专政对象、最下等的贱民。那天我的弟弟刚刚出生十九天,我妹妹三岁,我四岁半,我母亲二十九岁。

我的父亲王爽斋1911年6月26日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满族人。1927年在张学良创办的学生队受训。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我的父亲由他的老师石坚(字 墨堂)介绍,加入国民党,投身抗日救国战争中。在石坚老师领导下,多年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我的父亲做过教师,从过商,伪装过算命先生,打着佛教徒的招牌到处宣扬佛教。为了收集敌寇军事情报,我父亲先后进过鞍山昭和制钢所(鞍钢),大连飞机制作所,沈阳造兵所。曾担任国民党东北调查室干事(抗日组织),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通讯员及秘书(抗日组织)。1942年初被锦州伪高级法院(小日本)判处缺席死刑,成为伪满洲国缉捕要犯。由于东北没有我父亲的立足之地,所以他逃亡天津,后身份又被暴露,1943年又逃亡北京,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八 一五”日本投降后,十月我父亲由北京迁往天津,在天津实业银行担任秘书,从此我父亲一直在天津弃政从商,没参与东北国民党任何活动,以兑现在抗战期间自己对家人的许诺:“等把小日本赶跑了,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直到我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他始终没回过东北。

一言以蔽之,我父亲参与了中华民国十四的抗日卫国战争,他曾被日寇判处缺席死刑,是日本缉捕要犯,我父亲没有参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在内战期间,我父亲无论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政府内不担任任何职务。1950年下半年被捕,被捕时的身份是天津元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951年3月31日上午在天津小王庄刑场枪决,罪名“反革命”。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

原审死刑判决书只有223个汉字,这223个汉字中还包括13个“匪”字,减去13个“匪”字,只剩210个汉字。判词中抗日时期的身份被定为反革命历史身份,抗日时期对国家所做贡献被黑白颠倒成反革命罪恶,一个抗日十四年的国民党人,一个伪满洲国缉捕要犯,一个被日本判处缺席死刑的人,一个没参与内战的商人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就这样无辜地遭到共产党枪毙。

我的父亲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杀人运动,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喜欢数理化的恶魔毛泽东发明了毛骨悚然的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毛泽东在捕人、杀人问题上,下达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模糊不清的法律条款,极度简化的法律程序,从重从快地杀人,以完成杀人数字,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草菅人命的杀人运动。1950年至1952年三年中,仅这一次镇反运动,就有一百万人头落地,一百多万人被关押,一百多万人被管制。所杀人口数目超过了4年国共内战双方军队死亡人数的总和。

中共建立了一个善恶颠倒,黑白颠倒,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国度,抗日卫国英雄被定为反革命,勾结日寇卖国贼变成人民的大救星。

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被镇压的还有一大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曾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将士被当成历史反革命被处决。我的父亲是抗日卫国英雄,不是反革命,他是被共产党冤杀的,替父亲伸张正义,为他申诉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1987年我的二舅孙家骥(我母亲的袍兄,原名孙步勋,黄埔十七期毕业生,曾参加淮海战役)从抚顺战犯看守所释放后,恰巧在天津文史馆工作,他是天津民革成员,又是天津黄埔同学会会员,在天津民革和天津黄埔同学会鼎力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和我父亲一起抗日三年的上级领导郑作藩先生,找到了抗日时期同在东北调查室工作的同事李芳春先生,找到了抗战胜利后一起经商的好友袁应麟(原陈果夫私人秘书)先生。袁应麟先生和我父亲也是在1950年下半年前后脚在天津被捕,同时关押在天津东郊茶店农场,那时属于重犯人一律判刑送往新疆劳改,轻犯人就留在茶店农场劳动改造。袁应麟先生属于重犯人被押送新疆,我父亲属于轻犯人就留在茶店农场劳动改造。当时袁应麟先生还挺“羡慕”我父亲被留下。1987年当我们见到袁应麟先生时,他早在几年前就被平反了。他对我父亲被枪毙,表示十分的惊诧。

总之我们找了八位证明人,十五份证言,证词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逐字逐句地推翻原审判决书中所有不实之词。

1987年2月24日,我和我的姐姐一起去天津中法递交了第一份由我二舅执笔写的申诉书。

整整一年后……

在1988年2月24日,我们收到天津中级法院驳回申诉书,维持原判。

复查一个死刑案件,天津中级法院只安排一个叫施宝光的法官来负责此案,没有其他的人参加。施宝光是一位退伍军人,没受到任何司法专业知识的教育,没有什么学历,转业来到法院充当法官的,他本人是极左的共产党党员,他接手了我父亲案件后,多次对我们说:“这个案件没有复查的必要。”他说到做到,果然在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的复查。尽管我们提供大量证明人,和十五份证言,证词,提供证明人详细地址,施宝光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后还恬不知耻,一党之私地说:“王是抗日的,他是替国民党抗日,替国民党抗日就是反革命。” 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替国民党抗日就应该枪毙。施宝光一方面以共产党邪恶的歪理驳回我们的申诉,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女儿送美国去读书。

我们对天津中级法院维持原判的驳回通知极为不满,我们不能服判息诉。在收到中级法院驳回通知书后的第八天,也就是1988年3月4日,由我执笔写了第二份申诉书,并以挂号信寄往天津高级人民法院,五个月后,因没任何反馈信息,我又于1988年8月8日,由我执笔又写了第三份申诉书,寄往天津高级人民法院。有趣的是天津高级法院对我父亲的案件根本没有立案,也没人负责复查,法院和我们当事人是零接触,竟于1989年2月12日把维持原判,驳回申诉通知书邮寄到我的家中。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中级人民法院真是蛇鼠一窝,沆瀣一气。当时犹如万吨沙石压心,我的双肺被气炸。

二十一年后……

2010年9月13日,由我执笔写了第四次申诉书,以国际长途信件由美国芝加哥寄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无任何答复。

2010年12月17日,我将第四次申诉书,另外增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一封信,以国际长途信件由美国芝加哥寄往北京,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无任何答复。

2011年7月底为替父亲申诉,回中国天津市。

2011年8月15日,我亲自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庭,排队,等待。领取了【初访人员登记表】,当天没接待我,转天上午才排到个,胸前佩戴040号胸章的法官,拒收我的申诉材料,借口说我的原审死刑判决书没有图章,不符合要求,老练地将我打发走。

2011年8月16日下午,为了寻求040号法官所要求的“合格”材料,我来到天津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档案室有一男一女,我说明来意,女办事员向我介绍那位男士是档案馆的领导,并很快找出保存在天津高级法院档案馆我父亲的死刑判决书和当时没收我们家财产情况的材料,我请求女办事员给我对照一下,我手里的死刑判决书和原始的死刑判决书是否一样?经过校对,女办事员说:“一样。”我又要求她给我复印一份带有图章的判决书,女办事员拒绝说:“我们不能给当事人,只要法院来人,我们一定会给的。” 女办事员还向我说:“你父亲什么罪恶也没有。”当时那位男领导还复印了一些我带去的材料,不知他有何用。就这样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换来了天津高级法院档案馆女办事员的一句真话:“你父亲没有任何罪恶。”

2011年10月我回到美国芝加哥,再次执笔写了第五次申诉书,并整理了共97页,题目为【旷世冤案一甲子,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材料。从美国芝加哥长途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除此之外,我还给共产党领导温家宝、胡锦涛、习近平、周永康、贾庆林、贺国强、李源潮、王胜俊、天津的张高丽、肖怀远等共计十三份材料,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无任何答复。

2012年12月我再次执笔写第六次申诉书,从美国芝加哥长途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和习近平,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无任何答复。

2013年7月,最高法院换院长了,我再次执笔写了第七次申诉书,从芝加哥长途邮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和新的院长周强先生,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无任何答复。

2015年4月13日,我回国,带着写好的第八次申诉书,亲自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这次直接干脆不接待,还发给我一张【远程视频预约接访告知书】,告诉我以后不要到最高人民法院走访,到底向哪去申诉,至今我也没看明白告知书在说些什么。

2016年12月3日,我又回国,又亲自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立案厅送交申诉材料,排队领取了【续访人员登记表】,等待面谈,面谈后,拒收材料,不予立案。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会有杀错人的冤案,绝大多数国家都会纠正自己错误,平反昭雪自己所办的冤假错案,最后让正义得到伸张,冤魂得以安息。唯独共产党壹党专制的中国,才会发生像我这样68年的冤案,整整跑了32年,而没得到任何结果。请问:对一个人来讲,一生能有几个32年?我由满头青发、精神抖擞的中年人,变成步履蹒跚、发白齿摇的老太太。时至今日我父亲的冤魂仍飘荡在天地间。

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抹黑和否认的,而我的父亲王爽斋参加了这次抗日卫国战争,他参加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某一个战役,两个战役,而是整整十四年。中华民国的这个非常伟大,非常艰苦,非常惨烈的抗日卫国战争,到底是谁打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不应该要为那些当时站在第一线与日寇面对面做殊死斗争,没死在抗日战场,却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抗日英雄们伸张正义,替他们发声呢?应不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中国共产党无辜杀害国民党抗日人员的滔天罪行呢?应不应该还历史一个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呢?

父亲的十四年抗日,不但没有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反而给我们家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共产党残忍地枪毙我的父亲,天理难容,是可忍,熟不可忍!王八羔子,兔崽子,共产党的恶魔法官施宝光说:“替国民党抗日就是反革命。”多年来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替国民党抗日就是反革命?”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人搭理我们,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共产党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恶,更不会纠正自己所犯的历史错误,说明共产党压根就是一个杀人的党,抢劫的党,邪恶的党,男盗女娼的党。它们所建立的政府就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就是一个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政府,就是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政府,就是一个充满专制和暴力的政府,共产党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心脏和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液,为父亲申冤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我于2013年1月加入美国国籍,我恳请美国政府帮助我,控告共产党政府,无辜杀人,走司法程序,伸张正义,还历史真相,还我父亲清白,还我父亲公道。

铭记历史,拒绝遗忘,还原真相,当今互联网是上天赋予我们冤民发声最好的平台,我要为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无辜冤杀的冤魂发声,还他们清白,还他们公道!

中华民国抗日志士子女—王明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革命子女—王明珠

2019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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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4 3: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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