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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9日讯】上次我写及王若望的死讯。他大半生都与中共抗争，两次被逐出党。新年伊始，王若水亦在麻省逝世，享年七十五岁。他曾在党内谨慎诤谏，又承认自己有份让中共得以作恶，同样被开除出党。
以研究中国异见人士闻名的美国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说道：“文革时受迫害，令王若水反省自己的信仰。他发觉马列主义国家也存在异化现象。受自身经历以及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提出以人道主义抚平这种异化。七七至八三年，他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亦是胡耀邦的智囊团成员，直至八三年在反精神污染运动被整肃。虽然备受整肃及攻击，他在有生之年依然努力促进中国的民主。王若望与他先后去世，马克思人道主义者试图改变中国的世代，也许亦从此告终。”
■ 勇于承担罪责之少数
王若水在八三年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包括……不再神化个人……在真理及法律面前拥护平等、捍个人自由、公民的尊严不受侵犯……社会主义面这种人道主义，为什么要被视作古怪、异常或邪恶？”
戈德曼教授指出，王若水“是少数……肯为毛泽东时代的狂热，公开承担罪责的人。‘我们不应全数归咎林彪及四人帮。那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热诚地传扬个人崇拜。’”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最近到伦敦演说。西方传媒近来把中共党校抄作成改革的核心，我怀疑这是胡锦涛为了提高声望所营造出来的。有些美国专家更称郑必坚为“自由派”。他如果算是自由派，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等算什么？郑必坚看来是标准的邓派。他说中国必须富起来，必须把贫富距离收窄，必须建立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党必须变通、必须放眼世界以及采人之长……这些话我在八○至九一年听过几十次。
■ “中国希望”客死他乡
我对在场一名英国外交高官说，郑必坚的演词毫无新意。他答道：“对，我也不想听这些。他们私底下倒积极得多。”二十五年来，英国外交官都对我说：“中国政府在私底下开放得多。”
郑谓中国已经开放，邀请我们到他的学校演讲。他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开放，跟停了数秒。我想叫：如果中国已经开放，就可以讨论多党政制，当局就不会拘捕及判罚卖圣经的人，也不会把天主教教士囚禁大半生。
之后郑描述西藏在中共进驻前是何等残暴。他兴奋地大谈藏僧从前怎样用工具挖出别人眼球──这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达赖喇嘛出身富有并留学印度，是外国奸细。其实达赖家境贫困，在拉萨跟逃出战俘营的德军哈勒学英文。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西藏，不依讲稿，连在座的外交人员也听得局促不安。
我对在场的中国驻英大使说，愿意到中央党校演讲，他答：“好，写封短信给我就成。”惟他瞥到我的名片便改口，“啊，也许会有困难。”
八九年王若水回国参加示威。后来他说：“天安门的人群，令我记起自己在四十年代，我怎样加入示威，但那时仍是国民党统治。当年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自由。’我想：天！过了多年，我们又回来喊一样的口号。”
假如郑必坚是中国改革的最佳代表，我不知道这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王若望和王若水本来是中国的希望，却被迫客死他乡。
──转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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