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独裁者之间的争斗

新义州特首杨斌被扣背后

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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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0月17日讯】十月四日,中共警察在沈阳传唤了北韩任命才两个星期的新义州特区首长杨斌,并对其“监视居住”。虽然截至本文发稿时(十月七日)辽宁省公安部门尚未宣布正式逮捕,事实上杨斌已经遭到拘禁,从而引发了中共大独裁者与北韩小独裁者之间的一场公开争斗。

独裁者为维护专制政权搞经改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集团崩溃之后,只剩下了中共、越南、古巴和北韩“四人帮”苟延残喘。为了救亡图存,中共被迫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但坚持一党专政。其结果是尽管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总算保住了红旗暂时不倒。为了避免“苏东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不得不拉越南、古巴和北韩这些小兄弟一把。除了给予经济援助,中共大力向它们兜售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但拒绝政治改革延缓共产党政权寿命的续命汤药方。越南最先接受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古巴也听从了中共的劝导,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同时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然而,在整个九十年代,金家父子王朝却抵制中共的“先进经验”,并在党内批判中共背叛共产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北韩坚拒经济改革,终于导致经济崩溃,数百万人惨遭饿死。由于国家财政破产,外汇存底枯竭,北韩驻外使领馆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北韩曾经试图在不触动极权统治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有限对外开放,赚取硬通货。一九八四年,北韩实施“合营法”,旨在吸引外国投资。但其效果不彰,只有少数旅日韩侨回来投资。一九九一年,北韩开辟“罗津先锋贸易区”。然而,由于基础设施较差,管理体制僵硬,外资望而却步,只有零星厂家进驻。

两次小打小闹的对外开放失败之后,金正日听从了北京的劝告,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上“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决定启动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改革工资及物价,继之准备建立特区。九月十二日,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颁布命令,在毗邻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义州设立特别行政区。九月二十日,荷兰籍华人杨斌被任命为特区首长。

特区管制架构冲击中共政制

北韩深知,原先两次对外开放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式的警察国家体制吓退了外国投资者,所以这次建立特区,必须在管制架构上寻求突破,以便让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放心投资。

然而,按照中共的标准,金正日这次走得太远了,超出了中共所能允许的政治界限。中共的五个经济特区,都强调并冠之以“经济”特区。北韩的新义州特区的名称却是“特别行政区”。中共更不能容忍的是,新义州特区实行三权分立,这明摆着犯了中共的大忌。虽然“特别行政区法”没有明文规定朝鲜劳动党的法定领导地位,但它就像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一样无处不在而领导一切,但中共仍然不能接受。

金正日当然考虑到新义州特区对于北韩政治体制的冲击。但是,一是通过建筑长长的大而高的围墙,限制特区对北韩人民的影响;二是特区地处边境,远离平壤和内地,不利影响能够在地域效应上递减。比较而言,新义州特区对于中共的政治冲击比北韩来得更大,更为直接。因为,第一,中国东北是老重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密集,下岗工人遍地,布满革命干柴烈火。今年大庆辽阳的工人抗争运动此伏彼起,汹涌澎湃,令中南海胆战心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表面上平息。如果新义州特区潜在的政治民主之风吹过鸭绿江,中共如何能够应付得了。

第二,北韩长期闭关锁国,民众与外国完全隔离,民智未开,金家父子王朝的血腥统治依然维持。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使得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不可逆转。在中共党内,早就有人提出建议,建立政治特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验,但李鹏坚决反对,江泽民拒不采纳。如果北韩这样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邻国局部实行三权分立,中共如何能够抵抗进行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

北韩戳穿“一国两制”欺骗性

中南海最担忧的是,新义州特区可能对香港带来致命冲击。与中共逐渐加强管制香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义州特区被赋予独立自主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土地利用权力。虽然新义州特区与香港特区首长一样都是中央政府任命,但是,新义州特首可以由外籍人士担任,显示出这无损于国家主权,而且这也许更有利于国家和特区民众利益。进一步的启示在于,在新义州特区,外国人亦可以担任立法和司法机构首长。但在香港这个英国统治和实行西方政治体制近百年的国际大都市,外国籍人士却被禁止担任这些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不管董建华政绩乏善可陈,民怨沸腾,中共还是要硬着头皮力挺他干下去。更让中共语塞气结的是,新义州特区将以简便方式普选立法议会,而中共却为香港立法会设置了便于中共操控的选举制度以及立法会表决制度。如果新义州特区这一套管制机构运转起来,尤其是取得显着效果,香港人当然会问:新义州特区能,香港特区为什么不能?在中共看来,小兄弟简直是在挖老大哥墙脚。要害问题在于,北韩戳穿了中共“一国两制”的虚伪及欺骗性。

中共不能容忍北韩挑战权威

看来北韩在建立特区问题上,取得中共的默许,但种种迹象表明,在特区管制架构设计,尤其是特区首长人选上,平壤并未与北京协商,这是北京不能容忍的。

据法新社报道,中共研究机关一名高级官员认为,杨斌被软禁是因为北韩任命其为特首事先没有咨商中方。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事前不跟中国政府通报,金正日这种做法是不友好的。北京对于平壤此举很不高兴,因而拿杨斌来一个下马威。

中共每年对北韩经济援助达八百亿人民币,但金正日根本就不把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放在眼里。他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径自任命了与中共有重大利益关系并与中国接壤的特区的首长,公然挑战中共的权威。在北京看来,特首这样的高级官员,北韩至少应当提出中共瞩意的人选并经中共点头才行。可是金正日突然杀出自己的黑马,等于是在世人面前打了大独裁者江泽民一记耳光。江泽民对此的恼怒可想而知。但是,江又不便公开发作,只好通过修理杨斌来给金正日眼色看。

最近几年,金正日大搞大国外交企图摆脱中共控制,亦惹恼北京。他与俄国总统普京互访,平壤九月接待日本首相小泉来访,十月初接待美国特使凯利来访。这些外交活动在在显示出金正日企图摆脱中共控制急欲独立自主。然而,中共支持金家父子王朝目的在于控制朝鲜半岛,怎能让平壤贯彻自己的“主体思想”自我主导朝鲜半岛?特别是,中共豢养北韩的另一个算计是利用它作为筹码,以便与美国讨价还价。可是金正日竟然表现出不听话的迹象。中共早就打算教训金正日,杨斌案件正好给北京提供了机会。

就国内政治角度来说,北韩挑战了中共的绝对权力,因此中共一定要阻止杨斌当上新义州特区首长。中共的治国方略之一是杀鸡给猴看和抓典型、树样板。杀鸡给猴看是要吓阻党内反对派和社会政治异见人士。抓典型、树样板则是要培养奴才鼓励盲从。那么,根据中共的这个方法论,杨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该怎样对待呢?

杨斌曾参与八九民运

杨斌一九八五年毕业于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海军第二炮兵学院,留校当助教。一九八七年公派至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军事战略专业。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他积极参加了抗议中共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当地民运领袖。他宣布退出解放军并申请政治庇护,几年后他入籍荷兰。在九十年代初期,他从事中国欧洲之间的纺织品贸易,积累资金后在一九九四年返回中国投资,其主要企业集中于沈阳和大连。

从杨斌的经历来看,他属于中共的叛徒之列。中共没有追究他在六四事件中的行为,已经算是恩典了。他没有被加以家法处置显然是有高官暗中庇护,而不是中共在处理六四积极分子政策上有什么改变。如果他继续做他的生意,恐怕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他绕开中共要做北韩的高官,这就捅到了中共的痛处。对于中共来说,这是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且,北京政权以后要经常与这个前六四积极分子现北韩高官打交道,这岂不等于变相平反六四,鼓励犯上作乱?而江泽民是决不会为六四事件平反的。因此,中共无论如何要拿下杨斌。别说杨斌有经济违法嫌疑,即使没有,中共也会编造或者在其他方面找碴。就以杨斌举行记者会为例,中共声称这没有得到批准,是违反法律的。杨斌在回答中共警方盘问时称自己是朝鲜政府高级官员(据北韩外交官说他享有副总理级待遇),享有外交豁免权。须知,中共从来既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律也不执行公认的国际法,只有党治人治。虽然杨斌有荷兰和北韩国籍,中共仍然把他视为红朝臣民。按照法律程序,杨斌被警方传唤若超过二十四小时仍未落案处理,即应释放。但中共就是违法不放,即使北韩抗议、荷兰交涉也不放,徒唤奈何。

杨斌案涉及中共高层权争

杨斌案件的国内政治背景是,随着十六大即将召开,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愈益激烈。朱镕基坚持要温家宝接替他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职位。但是江泽民和李鹏反对。江要胡锦涛担任总理,以便自己霸住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李支持江的主意以便换取江支持自己赖着不退。江和李利用朱小华案联手打击朱镕基。朱则提出应当处理元老薄一波的儿子的若干问题,予以反击并讨价还价。

早在十五大时,江泽民就与薄一波达成一笔政治交易,薄一波劝说乔石退休,江则安排薄公子当中央委员。谁知在差额选举中,薄公子被差掉了。江在十六大的权力布局中仍然需要薄一波的支持,因为薄从十二大到十五大都是人事调整领导小组组长,在人事安排上有很大发言权。江泽民计划安排薄公子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来回报薄一波的支持。但是,朱镕基不同意。

杨斌的后台是薄。薄支持杨大规模开发房地产。杨从大连市政府和辽宁省政府获得低价批地和低息贷款。杨在缴纳税款方面有很多问题,引起了朱镕基的注意。杨斌去年被美国《富比士》杂志评为“中国第二大富豪”,拥有七十五亿人民币资产。但杨斌应缴税款与其巨额财富极不相称。在最近加强打击逃税犯罪中,杨斌的集团公司受到调察。显然,因为薄与杨斌私人关系过于密切,查杨的矛头指向薄。不过,朱不想趁机整倒薄。毕竟,薄一波还活着。朱的目的在于反击李鹏,并在十六大人事布局上与江泽民讨价还价,作出有利于自己接班人的安排。

此外,在新义州特区问题上,朱镕基与江泽民、李鹏意见相左。江和李主张为了扶植北韩,应当同意建立在中国边境上。然而,朱镕基则不同意。他提出要向北韩建议,把经济特区建在远离中国东北的三八线地区。朱镕基担心如果建在中国的家门口,势必与中国争夺外商投资,使得中共筹措资金重建老重工业基地的计划有落空的危险。去年五月金正日访问北京时,朱镕基劝说不要在新义州建立特区,而在靠近南韩的开城比较理想,有利于吸收南韩投资。但是,为了拉拢北韩共同反美,江泽民和李鹏最终默许了建在新义州。这与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了争取金日成在中苏恶斗中站到中共一边以及中朝联合反美,割让一块中国领土给北韩如出一辙,都是为一党专政私利而卖国和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转自《动向》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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