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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4日讯】
当我立意要写下一段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时，我倍感不能胜任的心虚，我的双手无力承受两颗伟大心灵的重量，所以我犹豫了、颤抖了。我在阅读罗曼•罗兰所写的《托尔斯泰传》时，能发现他是那么深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深处，准确把握着托尔斯泰的心路历程，我由衷地钦佩。我没有这种资格来写此二人的文字，但我终于又写了，这是缘于我对他们的爱，对他们广博心灵的爱，对他们深邃思想的爱，对他们天才的爱……，所以我又硬着头皮写下去，但我将永久地保留修改的权利。
一、失之交臂的遗憾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寒冷的一个冬天，一个五十多岁、胡子已开始发白的人，正伏案与一封信，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他心情非常的激动，他要把内心的遗憾倾诉予友人，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倾诉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我从未同他见过面，也从未同他有过任何直接联系，突然他与世长辞，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我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一直以为我们会见面的，暂时虽尚未见面，终有握手言欢之日。现在噩耗传来，他溘然长逝了！一根支撑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雷轰顶，不知所措，但随即清楚地认识到他对我十分珍贵，不禁潸然泪下，现在也还在落泪。他去世前几天，我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为感动。”
这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给密友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时间是一八八一年的二月六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月二十八溘然长逝，两颗伟大的心，永远失去了交流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这两颗最睿智的心一旦碰撞，是否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虽然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天空群星灿烂，但他们却感到孤独，因为他们不合时宜的观念，只有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孑然独行。他们彼此不认识，但却感到孤独中的一丝暖意，彼此感觉到在远方有一个知音。的确，他们两人是那个时代的知音，也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巨匠，虽然从未曾相见，却早就神交已久，在他们的文论、书信、谈话中，无不表示出对对方的崇敬之情，而且是那么的恳切、那么的真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艺创造上，两人的心灵是那么的贴近。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托尔斯泰，他称托尔斯泰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在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欧洲文坛上任何一部类似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在书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托尔斯泰：“一个文艺家，除了诗意以外，应该十分确切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依我看，我们只有一位作家精于此道——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晚年出版的《作家日记》中这样评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而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推崇备至，在读了《死屋手记》后，托尔斯泰写道：“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全部新文学有比这更加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段话中感受那沉甸甸的份量：“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他争一日之雄，从来没有。他写的东西（优秀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越多越好。艺术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的嫉妒，他的智慧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里只有高兴。”（托尔斯泰致斯特拉霍夫）。
茨威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高峰，他超越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作家；而海明威成名后，认为自己已经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美，但远不敢同托尔斯泰一较高低。两人的才能孰高孰低，我们何必去分出个高下呢？与他们的才华相比，生命永远是太短暂的，他们的著作将长存，只要地球上还有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生命。
他们有一个绝佳的相识机会，两人擦肩而过，却注定不能相遇。那是一八七八年三月，托尔斯泰与好友斯特拉霍夫同去盐城听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演讲，托尔斯泰为避开不必要的麻烦，要斯特拉霍夫不把他介绍给任何人。恰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来此听演讲，正好遇上斯特拉霍夫，但斯特拉霍夫没有介绍他认识托尔斯泰，两人错过了这次最好的相识机会。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当时托尔斯泰也在现场时，多次为此次未能相遇而惋惜、遗憾不已。而托尔斯泰直到十一年后才得知此事，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去世很多年了，其夫人安娜拜访托尔斯泰，向托尔斯泰提起尘封的往事，托尔斯泰不由得激动万分：“这太令人遗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敬重的人，很可能也是唯一值得我请教并能够回答我大量问题的人！”
一八八零年六月，机缘似乎又降临了，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碑开幕典礼，这是极为盛大的集会，几乎所有文学名流都应邀参加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所当然在被邀请的行列。为请出文坛泰斗，屠格涅夫亲临托尔斯泰家乡雅斯纳雅•波良纳，此刻的托尔斯泰正沉浸于宗教思想与宗教著作中，他觉得参加集会与他研究的问题相比，简直就不屑一顾，所以他一口回绝了屠格涅夫的邀请。文学界大为震惊，最盛大的文学集会怎能缺少这位文坛泰斗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亲自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劝说托尔斯泰，也是想完了他与托尔斯泰见面的心愿，但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正埋头于宗教研究，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劝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消去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意。虽然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这次文坛盛典，但人们很快从这个缺憾中走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盛典中赢得了他一生最高的荣耀，他无可挑剔的演讲博得全场听众的激动、疯狂，人群拥上前，拥抱着他，亲吻着他，把他高高抬起在空中，他成了全场乃至全民族崇拜的英雄。
这次盛会也许只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一生的回报与安慰而已，荣誉的光辉尚未消失，但命运之神似乎无情，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世了，他与托尔斯泰见面的心愿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
二、寻找人生的共同点
我在书中翻阅着两人的人生历程，试图寻找他们共同思想的来源，试图从他们的生活内容去理解他们深奥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人生道路迥异，托尔斯泰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这里完成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历程则要苦难得多，监禁、死刑、苦役、贫困、癫痫症等，终生折磨这个意志坚强的人。但他们在生活内容上还上有一些共同点，研究这些共同点也许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个性、思想哲学以及文学艺术观点上的诸多相同点。
（一）军旅生涯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一八二一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八二八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正好年长七岁。在成为作家以前，两人均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一八三八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入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曾留级一年，因而直到一八四三年才毕业，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第二年从军队中退职，在军校与军队中呆了六年。托尔斯泰则是一八五一年入伍，并一直战斗在前线，前两年多他在高加索地区与契钦人作战，一八五五年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托尔斯泰在此役中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一八五六年退伍，他入伍时间正好五年。这段军旅生涯对两人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在这里扩大了生活视野，增长见识，度过数年的青春岁月；他们磨练了意志，变得坚强而勇敢，这使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正视内心酷旅，忍耐孤独与寂寞，去顽强地完成伟大的事业；在军营中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观察社会与众生，深入思考了人生与社会的诸多问题，这种思考陪伴了他们一生，从未停止。
（二）一鸣惊人
一八四五年，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涅克拉索夫与别林斯基的高度称赞，别林斯基满怀激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您自己知道吗？您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请珍视您的天赋，永远忠诚，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吧。”别林斯基的鼓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终生铭记的，他曾犹豫过、怀疑过自己的才华，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造上。
一八五二年，另一个仅二十四岁的默默无闻的高加索前线军人以“列•尼”为名发表了小说《童年》，又一次得到文学界的赞赏，人们惊异于这个作者无比的才华，屠格涅夫致信涅克拉索夫：“这肯定是个才气纵横的人，……我向他问候，鞠躬并且拍手欢迎。”当时远在流放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这本书时，不禁请求一个朋友必务查明“这个隐姓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一部杰作。两个作家的才华一崭露头角，便获得文坛权威的认同，如获得一张通行证，使他们昂然迈入作家的大门，但人的命运有时又是那么不可猜测，这注定两个伟大的人要走不同的路了。
（三）死刑台：心灵的炼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的体验，大概是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的。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与彼特拉谢夫斯基小组，受牵连而被判死刑，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经历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我们起先被押到谢妙诺夫练兵场，在那儿，有人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命令我们吻了十字架，在我们头顶上折断了我们的宝剑，最后换了尸衣。接着有三个人被捆在刑柱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名，每次叫三个人，因此我在第二批，最多只有一分钟活了。……后来，忽然吹起了回营号，绑在刑柱上的人都被押回来了，有人向我们宣布，说皇帝陛下赦免了我们一死。”（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其兄书），在这经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全过程之后的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度过了苦役与流放的人间地狱的生活，使他一生充满了苦难，也更使他冷峻而严酷地剖析人的灵魂深处，“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黑暗，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次死的经历，无异于是上帝的一次考验，他从小最喜欢读《圣经•约伯记》，上帝制造许多苦难来考验约伯，难道他的苦难也是上帝的考验么？否则，这种在死刑台逃生的奇迹怎么解释呢？此次经历，不仅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心理，也使他确信他是要实现伟大事业的人。
托尔斯泰的生活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幸运许多，但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终生对杀人的刑场抱着极端厌恶的态度。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在巴黎他目睹了一次死刑的执行，这天给他留下终生不忘的记忆，也使他对死刑的看法永远确定了。他在日记中记到：“粗大、白皙、健康的颈脖和胸膛。他吻过福音书，接着便接受死刑。不可思议！……断头台使我辗转不能入睡，左思右想。”后来托尔斯泰还回忆到此事：“行刑的惨状暴露出对现代文明的迷信是站不住脚的。目睹身首分离，头颅和尸体砰然一声落进棺材，不光是我的大脑，而且整个身心都领悟到，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学说，都不能为这种行为辩护。”“我所听到的关于死刑的一切议论，全是恶毒的空谈，不管有多少人聚在一起杀人，不管他们如何自我标榜，杀人终究是杀人，而且这种罪恶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到场，没有进行干预，就是支持和参与了这一罪行。”这个事件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是终生的，在此后，托尔斯泰便致力于完善他的非暴力学说，并且更坚定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一种爱与仁慈的信仰。在托尔斯泰生命的后期，他撰写了许多反对死刑与屠杀的文章，包括《我不能沉默》、《不许杀人》，还有他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有效的方法》，也是反死死刑的。
（四）《福音书》：心灵的归宿
有一本书，对他们两人都起着终生的影响，而且是他们精神上的共同支柱，这就是《福音书》。一八五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往鄂木斯克监狱服刑，途中在托博尔斯克，遇到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赠给他一本《福音书》，这也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从这个时候起，这本《福音书》成为他生活中的指导，陪着他走过三十一年的人生旅程，直到他离世。每每遇到生活中的疑惑，他便翻开这本《福音书》，认真思考、阅读，从中寻找答案，《福音书》也激发了他完成伟大事业的信念，象书中耶稣所说：“不要拦我，因为我们必须去实现伟大的真理了。”
在托尔斯泰晚年，他曾说：“我一生受到两个重大有益的影响：一是卢梭的影响，一是《福音书》的影响。”托尔斯泰经历了一个对宗教从怀疑到坚信的过程，当他完成《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却陷入了思想的极度混乱，他迷惘，不知方向，正是《福音书》给他指引了他的探索之路，他沉醉于《福音书》的研究，并开始重新翻译，甚至拒绝参加盛大的普希金纪念像开幕大典。从此，托尔斯泰开始了他人生历程的第二个春天，他关注着人类全体的命运，也试图去寻找人类前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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