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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5日讯】31 坏消息
1954年夏﹐一条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传开了﹕中共中央公开宣布“高饶反党联盟”已被揭发出来。“高”是高岚﹐此人在解放前掌政陕北﹐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时﹐他又被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掌管全国财经工作。“饶”是饶漱石﹐解放前担任过新四军政委﹐和陈毅一同解放上海﹐陈毅任上海市长﹐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辖管六省一市。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两个地位显赫的大人物怎么会一下子结成了“反党联盟”呢﹖我实在大惑不解。因为这两个人已经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1951年全国人民被动员学习高岚的文章<<荣誉是属于谁的﹖>>﹐其中心思想是﹕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获得最高的荣誉。显然作者自己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荣誉获得者。而在这同时﹐我曾参加过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我被分派在饶漱石的那个小组当任会议记录。我就坐在饶主席的对面﹐聆听他的指导性发言。他是那样平易近人﹐被群众誉为“斯大林伯伯”(他有一抹斯大林式的胡子)……可是三年后的今天却面目全非了﹗这二人被打倒了﹗有关此二人的舆论也反过来了﹐说<<荣誉是属于谁的﹖>>这篇文章是别人写的﹐被高岚盗用的。而饶漱石是个伪君子……
所有干部都奉命学习有关“高饶联盟”的中央文件并认真讨论。结论是﹕随着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要侵袭到党内来﹐若不认真改造思想﹐就会滋长个人主义﹐地位高的人会成为个人野心家﹐因此每个革命者﹐尤其是出身不好的革命者﹐必须加紧改造思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组织在吸收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入党时要特别严格审查。这是党组织的新规定。
这个新规定显然对我很不利。
然而经过我的努力﹐我的入党申请终于在这一年国庆节前夕在支部大会上通过了﹐尽管安纳坚决反对。
同志们都向我祝贺。但是在我的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审批时却被暂时搁置起来—我还是没有跨进党的大门。
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找我谈了心﹐态度诚恳地对我说﹕“党为了进一步考察你﹐暂时不批准你入党﹐说明党组织很注意自己队伍的纯洁。你如果真的热爱党﹐你就应该为此而高兴。只要你不懈地努力﹐不久一定会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的确﹐我热爱党﹐我也为党的纯洁而高兴﹐然而我的情绪却没法高涨起来了。
就在这当儿﹐我的老同学胡大海来访。
见到老朋友﹐我自然很高兴。他现在长高了﹐身强力壮﹐已经是个大男子汉了。
我在会客室里热情接待了他﹐我们立刻进行了热烈的谈话。可是很快地﹐我被他带来的噩耗弄得魂不守舍。
据他说﹐他的舅舅王老板在解放之初被任命为徐州市副市长﹐可三反五反时说他是奸商﹐抓进监牢﹐死在牢里。他还说家乡的土改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进入复查阶段。我的祖父在一次斗争会后病故了。又由于地主家的人不准外出﹐所以要胡大海到上海探亲的机会﹐村委会托他顺便来看看我﹐把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我的叔叔因犯“反革命”罪而被枪毙了﹐胡月被遣送回自己的娘家去了。我的继母被斗争多次﹐最后被打死。因为她有好多“罪名”﹕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虽然父亲已和她离婚﹐但她不承貌7b离婚﹐情愿作反属)﹐反对土改(因为脾气不好﹐多次和土改队的人争吵)﹐最大的“罪名”是“不贞节”﹐这一点早已为骆姓家族所痛恨﹐因此在最后一次斗争会上﹐土改队一说“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骆氏家族的一些人一拥而上﹐大打出手﹔而十年前被她骂得不敢开门的毛驴更是凶狠﹐他大叫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冲上去﹐举起大棒﹐一下子把她打倒在地﹐她在地上打着滚﹐口吐鲜血﹐还大叫“你们不能打我﹗我是军属﹐我儿子是解放军……”而这时站在一旁的土改队员冷笑说﹕“你有儿子﹖那个解放军才不是你的儿子呢﹐解放军的阶级觉悟有多高啊﹐他早就跟你划清界限了﹐从来就没回来看过你﹐你别痴心妄想了﹗”……直到她奄奄一息时﹐土改队队长才下令“停止武斗”﹐随后由外祖母和舅舅把她抬到刘村后不久就死了﹗
听到继母的惨死﹐我战栗了﹗
我的思想乱极了。我的朋友后来讲的话我已无心聆听﹐模糊中好像听说胡大海当了小学教师﹐他的哥哥胡大山参加了“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牺牲了……
这些噩耗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已无心招待客人﹐连午饭也忘记请他吃了。
最后﹐胡大海从旅行袋里掏出一把竹笛﹐说﹕“这是我从你娘屋里发现的一件唯一的遗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看到这笛子﹐继母和小妾舅 妈的形象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接过笛子﹐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我想知道你要不要回家一趟﹐去看看继母的坟﹐不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把你从小抚养大的。”大海说。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沉吟了半 ﹐我喃喃道﹕
“大海﹐你知道我是个解放军﹐又在保密机关工作﹐我不能回去看一个地主的坟﹐我必须划清界限……这样吧﹐我请示一下领导再说﹐如果领导同意……”
“好啦﹐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立场坚定的解放军战士。”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很明显在讽刺我。
“你应该明白﹐大海﹐”我说﹐“三天前﹐领导上还对我说﹐上级党委暂时未批准我的入党要求﹐组织上还在考验我﹐我不能在这关键时刻……”
“好吧﹐”他打断我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该来看你﹐你是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你应该跟我也划清界限﹐”他生气了。并且从我手中夺回那管笛子。“这笛子也是地主的﹐它对你已经毫无意义了。你也得跟它划清界限﹐我带回去交给我的侄子﹐他本来想留作纪念的﹐他听说你娘被打时﹐他都哭了﹐他有情有义。你肯定忘了﹐因为他爸爸救了你﹐你娘给他缝了个百日帽﹐当时他还在摇篮里﹐现在长大了……唉说这干啥﹐对你来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他坚决地站起来﹐“我走了﹐我要赶下午五点钟的火车。”说罢就匆匆走了﹐头也不回﹐也没说“再见”。
我望着大海渐渐走远的背影﹐思想乱极了。我没吃午饭。
我马上向支部领导汇报了这一切情况﹐抱着一线希望试图请假回家一趟。然而领导听了我的汇报后﹐冷冷地说﹕
“骆驼同志啊﹐你光说划清界限﹐可实际上你和你的地主继母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你怎么不想想在斗争会上﹐贫下中农打她﹐这说明群众是多么恨她﹐你如果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就不会对她有任何同情﹐可是你现在的情绪这样不健康﹐叫上级党委怎么批准你的入党申请呢﹖好好考虑考虑吧﹐同志﹗”
既然这样﹐我也就无法请假了。
在极端烦躁当中﹐我又想起了那管竹笛﹐那是个多么重要的纪念物啊。
我得把它讨回来﹗
下午五点钟前﹐我匆匆赶到火车站。所有旅客都已上了车﹐我在月 台上﹐沿着列车大声呼喊﹕“胡大海﹗胡大海﹗……”
火车启动了……
突然﹐胡大海从一个窗口伸出头来﹐他看见了我。我冲着他喊道﹕“笛子﹗笛子﹗给我笛子﹗”
“不﹗”他只回答一个字﹐就把头缩回去﹐随手关上车窗。
火车开快了……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要找一个人倾吐一下我的衷肠。于是我向老柏同志详详细细汇报了胡大海来访的全过程。他认真地听我说完之后﹐很诚恳地对我说﹕
“小骆啊﹐你这样老老实实向我谈了你的思想情况﹐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同志。不过通过这桩事﹐也可看出你到现在仍没有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这也难怪﹐你毕竟是在那个家庭长大的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要脱胎换骨啊﹐所以有时会很痛苦。不过你别灰心﹐只要继续努力﹐目的总会达到的。”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一个星期后﹐新任的党支部组织委员安纳同志找我谈话。她仍象往常一样满脸堆笑﹐态度仍是那样和善可亲﹐说话的声调仍是那样温和友好﹐但我觉得她的骨子里有一股逼人的寒气﹐但用词却是很有分寸。她说﹕
“昨天﹐上级党委又来了解你近来的表现﹐为了对党负责﹐我们如实作了汇报。结果我们取得了共同的意见﹐暂时不批准你入党﹐但不是永远不吸收你﹐只要你继续努力﹐党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以后的话我已经没有心思听了。谈话结束时﹐她为了表示友好﹐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背﹐我感觉她在用像皮包着钢丝的鞭子狠狠抽打我﹐皮下肌肉已经打烂﹐但表面却看不出伤痕来。
杜娟表妹来信了。信上说她正在寻找我的老同学艾思尔﹐一旦找到就来信告知。信上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已经入团了﹐并且肯定地估计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
我立刻回了信﹐首先祝贺她加入了青年团﹐至于我﹐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的入党申请被拒绝了。“我们二人情况不同﹐你出身于贫民家庭﹐你前途光明﹐我是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不愿连累你﹐我们俩命定不能结合的﹐你另外找对象吧。”我这样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信投入邮筒。
很快地又收到她的来信﹕
“……你没能入党﹐这不是你的过错﹐而是党组织的过错。你千万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入党照样干革命。我永远爱你﹐永不动摇﹐你放心。”她的信还是这么热情洋溢﹐“艾思尔找到了﹐我打听到了她的地址﹐但我暂时还不能访问她﹐因为我不认识她。我想你可否写封信给她﹐由我转去。你给她的信可以附在我的信封里﹐并且封好﹐我保证不看﹐可以吗﹖”
我简直是心花怒放了。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艾思尔﹐另一封给杜娟﹐告诉杜娟﹐她可以看我给艾思尔的信。
兴高采烈到邮局寄了信回来﹐老柏找我谈话﹐交给我一封组织介绍信﹐通知我﹕因为工作需要﹐调我到上海煤矿设计院去编一个内部刊物。
从此﹐我脱下军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军事机关。这是1955年的春天。
调到上海煤矿设计院不久﹐忽然听到一条爆炸性新闻﹕台湾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孙立人事件”﹐说孙立人部下图谋搞兵变未遂﹐以郭廷亮上校为首的一伙人以“通匪”罪而被擒﹐至牵连到中下级军官三百余人被逮捕。策反孙立人一事件早在情报部门时就有所闻。我们认为孙立人是一位大义凛然的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尽管他在内战初期也曾奉命讨伐人民解放军﹐但他认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不参加国民党﹐只是被人硬行“拉进”党内﹐做了个名义上的“特别党员”。他从不出席党的任何会议﹐十分痛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他吃过这种斗争的亏﹐想当年率领新一军挥戈北上从共军手中夺下长春时﹐他没有按照惯例被黄埔系的东北长官杜聿明任命为长春警备司令﹐却任命在他之后进入长春市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警备司令﹐原因就是因为孙立人不是“黄埔系”而廖耀湘则是黄埔系。此事使孙耿耿于怀。孙立人到台湾后当了陆军总司令﹐兼台湾警备司令和保卫司令﹐他痛恨特务活动﹐反对特务控制军队﹐因此在海陆空三军中﹐唯有陆军总部不让军统特务进门﹐还让自己的亲信把关清除特务﹐而对于和中共暗中有联系的亲信人物却眼开眼闭﹐不予处理﹐这样就遭到他人忌恨﹐凡此种种﹐都被共产党认为是策反的有利条件﹐所以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而由于孙立人树敌太多﹐1954年被萷去陆军总司令职﹐“升”为“总统府参军长”﹐大权旁落。共产党地下人员便通过在东北战场被俘而又释放“归队”的孙立人老部下(为数众多)广泛开展“兵运”活动﹐制造舆论﹐拥护孙立人上台。据悉﹐他们计划于1955年6月6日下午趁蒋介石阅兵时﹐一举发动兵变﹐挟持总统﹐以孙立人取而代之﹐随后即可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台湾……然而这一计划却早被国民党的情报人员知悉﹐他们当即立断﹐先发制人﹐于阅兵前一小时发起突然袭击﹐以信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了谋反者。台湾军统头子毛人凤亲自秘密审讯郭廷亮﹐作些私下交易。孙立人不得不引咎辞职﹐从此被软禁。此案折腾了三十多年﹐始终没有水落石出。不少人为孙立人鸣冤叫屈﹐其实这并非“冤案”﹐只不过作案人手段高明﹐始终不让人抓住把柄而已。郭廷亮成了“事件”的牺牲品﹐他是替罪羊。这件事再次说明中共的情报工作确实出色。
在孙案发生前﹐大名鼎鼎的卫立煌将军已从香港返回大陆﹐在北京坐上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宝座。如果孙立人“义举”成功﹐则不但台海风波将是另一番景象﹐我的家庭以及我和亲人的团聚也将是另一个模样。然而“孙案”败露了﹐这被捕的三百多名中下级军官中定有我父亲在内﹐我不能不为此而懮心忡忡了。
然而徒然懮愁又有何济﹐我不能不面对现实﹐全身心投入工作﹐况且政治运动接湩而来﹐我也来不及考虑太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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