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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1日讯】47 运 动 往 纵 深 发 展
时间在前进，运动在往纵深发展。
上海市已陷入一片混乱。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字报，每个单位每个学校都揪出不少“牛鬼蛇神”，随时随地有“牛鬼”被揪出游街示众。他们的家都被抄查，被破坏。大学的学生们对教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百般折磨考验被他们尊敬的老师。在中学里，红卫兵们更是用残酷的手段戏弄“牛鬼”，被摧残致伤甚至死亡者屡见不鲜。
8月18日这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百万红卫兵以宗教的狂热，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位女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向毛泽东致敬，为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彬彬”，毛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要武嘛。”于是她立即将名字该为“宋要武—耀武”，据说从此这位本来文质彬彬的女孩子一变而为凶神恶煞的凶手，带领一帮红卫兵，打了不少“牛鬼”。
到这一年十月底，“红色恐怖”就笼罩了整个神州大地。被殴打致死或“畏罪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我家对面，有个邻居是音乐学院的女钢琴教授，据说她本来是香港人，解放后，她为了报效祖国，离开全家人，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决心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音乐事业。“文革”一开始她就被怀疑是“特务”，被揪出批斗。一天早晨，她未去学院上班，中午，红卫兵找上门来，叩门无人应，待设法将门撬开一看，女钢琴教授正安静地躺在沙发上，她穿戴入时，还精心地化了妆睡态安详，如入梦中，但已停止了呼吸，写字台上，一只“安眠药”空瓶压着一张字条，工工整整地写着：“我的两架钢琴献给学校。”红卫兵见此状，立即宣布这个“牛鬼”是“自绝于人民”，并开了现场批斗会，用以“教育群众”。
三天后，在我家楼上发生了另一件自杀案。死者是一位老人，被揪出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也是承受不了红卫兵的折磨而开煤气自杀的。
在培思中学，一位数学女教师被一派红卫兵捆绑了起来，嘴里塞满废纸，眼看要窒息毙命，幸好另一派红卫兵赶来，为了执行潘校长的“不要出人命”的指示才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在附近的另一所中学里，另一位数学教师已被红卫兵窒息死了。
听到这一件件噩耗，杜娟总是对我说：“自杀是愚蠢行为。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置你于死地，你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咱们要有信心，黑夜终将逝去，曙光终会来临。”她一直警觉地注意着我，力图避免在我们家中发生这种悲剧。
秋收季节到了，按照传统惯例，所有中学生都要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听红卫兵说，他们将把所有的“牛鬼”带到乡下去，和农民一起开斗争会。这个消息使我坐卧不安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他们又粗鲁，我早已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读到了农民斗争地主的情况，那种暴力行动令人闻之丧胆。要是他们和学生一起开斗争会，我们这些“牛鬼”十之八九是没有活路的。
我再次打电报给北京的张秘书，但是没有回音！
然而一天深夜，突然有人敲我的窗户。我的心怦怦直跳，警觉地聆听动静。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清楚地喊道：“骆驼快开门，我是老张！”
谢天谢地，你可来了！
我立即披衣出门，就站在门外和张秘书说上了。他说他没有回北京，他的在京同事接到我的电报后，马上打电话给他，他这才来看我，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
“好吧，我知道了让我想想办法。”他说。
三天后，市政府教育局发布通知说：“这次下乡劳动是革命学生的神圣权利，为了让学生在劳动中很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定不许带任何‘牛鬼蛇神’下乡，必须把这些人留在校内监督劳动，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事情就这样化险为夷了。可以说全上海的“牛鬼蛇神”都沾了我的光，只是人们直到今天仍不了解底细。
在学生下乡劳动的两个星期当中，留校监督的红卫兵为数很少，这些青少年自运动开始以来连续折腾几个月也疲劳了，戏弄“牛鬼”的新鲜劲也大大减弱，他们也想休息休息，所以我们的监督也就不那么严格。我们留校的“劳改”科目只不过是扫扫院子，冲冲厕所，简直象住进了疗养院，比下乡秋收轻松多了。
十一月中旬，下乡的学生返校了，而在这同时，北京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大批地来上海串联，他们一到上海就扬言要打倒上海市委，鼓动上海市民起来造反。
一批批北京学生进驻了培思中学。所有的教室都变成了宿舍，准备卧具等工作自然由“牛鬼”们来做。这样，我们便和北京学生有了频繁的接触。这些学生大多对我们很有礼貌，喊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文革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党内走资派，不应该把我们这些普通教师揪出来。
北京学生还向我们出示了毛主席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内容大意讲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专门镇压革命群众。
难道运动的方向错了？我们半信半疑。
北京学生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批学生的态度和前一批恰恰相反，他们扬言上述毛主席的大字报是谣传，他们认为运动的方向完全对头，“文革”就是要揪出我们这些人，他们把我们赶到操场上，罚跪，用皮带抽打，给每个人剃“鬼头”，强迫我们唱“嚎歌”……一切又回到运动初期的情况。
突然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
“司马芬畏罪自杀！”
这张大字报极简单地说司马芬已被查出当过妓女，她因无脸见人而服毒身亡。大字报的署名是“一个红卫兵”。
这张大字报震惊了所有“牛鬼”和“革命教师”。
司马芬这样一个好端端的“革命教师”怎么可能当过妓女呢？她怎么会自杀呢？
但这一天司马芬确实没到学校来。
这天下午，医院送来了司马芬的“病危通知”，说明她确实服了毒，正在医院抢救。
我听见红卫兵之间谈话说，昨天早晨，司马芬照常来校很早，她见校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只一句话“司马芬是个婊子！”她大为震惊，不知道是谁写的，她当时就把它撕下来，回家了。以后没再来校。后来就出现了今天的大字报。
“牛棚”里议论起这件事来，但也没有结论。
司马芬到底死没死，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几个红卫兵到司马芬家里去把司马芬带到学校来。
没有开她的批斗会，红卫兵就直接把她带进“牛棚”，她拒绝进“牛棚”，说：“他们是‘牛鬼’，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
红卫兵把眼一瞪，训斥道：“你难道不是‘牛鬼’？你还以为自己是‘革命教师’？告诉你，你才是个货真价实的‘牛鬼’，别人可能是冤枉的。”
“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她还不服。
红卫兵又说了：“首先，你做过婊子，是社会渣子，其次，你自杀，这就意味着背叛革命，自杀就是杀人，这还不明白吗？滚进去！”红卫兵用力一推，司马芬就踉踉跄跄地跌进了“牛棚”。
她脸色苍白，神态沮丧，但是没有哭。
红卫兵又对牛”队长杨淮嘱咐说：“把她看好，等待批斗。 ”
有又外地学生开进培思中学我们又给他们打扫寝室，准备卧具，各人都忙碌起来，司马芬也跟着搬东西，扫地，干的很卖力，但只是闷头干，不开口。
她想一个人搬一张桌子，可那桌子太重，她费好大劲也搬不动，我赶忙上前帮她一把，她对我笑笑，悄声说：“那张揭发我的大字报是你写的吧？”
我摇摇头：“不，自从我进了‘牛棚’，我就没有任何条件写大字报了。此外，我自己做了‘牛鬼’，吃了这么多苦头，我干吗要拉别人进来受罪呢？”
“那么还有谁会写这样的大字报？我想只有你知道我的过去。”她疑惑不解。
“这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我知道你的过去，我也只知道你在妓院呆过，可你并没有接过客，不是吗？你告诉我你接过的第一个嫖客也是最后一个，而且你们没有在妓院过夜，后来他把你赎了出来，并且娶你为妻，所以你不应该算是妓女，对不？”
“别说话，干活！”杨队长大声提醒我们。
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
外地来的串联者越来越多，除了学生，还有教师。他们带来各种消息，说外地有的受迫害者(牛鬼)已经起来造反了，鼓动我们也起来造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
在这期间，本校的红卫兵也不再折磨我们了，他们只是叫我们“好好劳动”，有时警告我们“不要相信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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