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71)

71 一切向“钱”看和向“前”看
墨尔本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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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30日讯】71 一切向“钱”看和向“前”看

长期的阶级斗争,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怨气。

文革结束,党中央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也不再搞“阶级斗争”,为了团结,往昔的积怨都一笔勾销吧。于是出现了一个时髦的口号: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声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又没指明这是哪一部分人,这样,人人都可以争取先富。什么叫“富”?就是赚钱,过上好日子。于是时髦的口号又变成了一切向“钱”看。

人人把“钱”塞进了脑袋,社会风气也就变了。

在学校里,学生之间往日相互帮助,讲的是“阶级友爱”,现在不同了,你要借我的橡皮用一用?好,五分钱一次。

校长对于如何抓政治思想教育也产生了为难情绪:过去教学生热爱社会主义,全国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现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多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学生如果热爱资本主义就不好干涉了。

往日,教师给学生补课,从来分文不收,现在要家长交补课费,甚至有的教师故意不在课堂上把课文讲清楚,让学生在课后留下来补课,从而增加收入。更有甚者,有的教师在学校里向学生推销文具甚至卖馄饨﹐校长公开号召学生购买。

教师在用实际行动教育学生如何赚钱,从而取代了爱国主义教育。

文革期间,毛主席曾发出号令:全民皆兵。七亿人民七亿兵,任何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也得甘拜下风。如今社会上又流行一个新口号:“全民经商”。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

在农村,地方政府摊派给农民的苛捐杂税使农民不堪负担,年轻的农民纷纷逃到城市打工,他们做木工、泥水工、油漆工、水电修理工等等,可是这些人又没有经过技术训练,也就无法保证质量,甚至造成工伤事故,上海就曾在一个公房顶层的蓄水池内发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外来农民在酷暑季节下去洗澡淹死的。找不到工作的人,为了吃饭便只好去偷去抢。他们又缺乏知识,偷电线往往触电身亡,同时又造成停电事故。

全上海大街小巷无数垃圾桶铁盖不翼而飞,有些通往下水道的坑口铁盖也不辞而别,它们都到那里去了?它们都被偷去送到废品收购站了。

这些向钱看的到处流窜的农民给城市带来灾难!

城市本身的陈渣也浮起来了,解放初期,妓院已被查封,所有的妓女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现在,为了赚钱,私下卖淫的娼妓又象细菌一样繁殖起来,有的女大学生也干起这种皮肉交易,她们往往是把自己卖给外国留学生,那些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往往是王公贵族纨??子弟,有的是钞票。他们要嫖,没有公开的妓院,身边的女同学愿意提供方便,何乐而不为?可是这样一来,就惹恼了中国的男生,民族自尊心加醋意使他们忍无可忍,大打出手,集体将那些王公贵族狠揍一顿,由此引起了一场外交纠纷,这是八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殴斗事件,中国政府非常被动。

随着经济大潮的迭起,中国各大城市里又出现了一种“新鲜事物”,叫作“金丝雀”或“包身女”。这是一种高档妓女。那些暴发户、大款们每到一地,便包租高级宾馆的套房,就地寻找一个自愿投身的女郎,陪大款吃喝玩乐。这种女郎一般深受大款宠爱,把她当作“金丝雀”养起来,大款离去后,她便留守这间套房。而大款在其它城市也有这样的“金丝雀”供他玩赏。其实大款不在时,“金丝雀”也并不寂寞,她可以利用现成的住处另觅新欢,等大款回来时,她又“重圆旧梦”。

各大城市还有不少“发廊”、按摩院之类的“服务行业”,许多按摩女和发廊技师就兼做卖淫勾当。

至于“三陪女郎”更是赚色情钞票的能手。

“改革开放”不久,中国就流行了两句颇有哲理的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为了钱,人民政府也煞费苦心,除了向老百姓收税外,又想到了“吸收外资”这一招。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请外商来华投资,另一个是出让土地租给外商。于是成千上万座现代化高大建筑就这样盖起来了,出租人与外商签约,有的租期五十年,有的七十年,他们也不想五十年、七使年后会是什么情况,反正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只要目前有钱可赚就行了。

有些外商前来洽谈生意,要求提供妓女招待,中国政府起初拒绝了,可是这一来,外商就不予洽谈,于是中国政府赶快收回成命,给以特殊照顾,让外商在特定宾馆的特定楼层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凡是那种地方,中国人一律不准入内。而那些同外国人勾肩搭背出入那种“特殊房间”的婊子们则神气活现,傲视自己的同胞。

一切向“钱”看,钱就成了生活的中心,成了社会的主流。“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人围着钱打转,钱在改变人的眼光,改变人的思想,因而钱也能改变人的地位和前途。

为了追求更多的钱,在“全民经商”的大潮中,人们什么都可以变卖,政府可以卖地,卖人民-组织大批大批的劳工输出,赚取外汇,开五星级宾馆,让外国人来玩中国女人,这也是一种买卖,人们还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于是整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世风日下了!

病人需要住院,但如没有钱,无论是多么紧急也不得入院治疗,耽误了时间,死了活该!

马路上有人被汽车撞倒了,肇事者赶快夺路逃跑,以免受罚。如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逃跑,也可以用车子把病人送到医院挂号间,但把伤者丢在那里,仍要在混乱中抽身逃掉,若是车祸发生在夜间或人迹稀少处,肇事人逃之夭夭,而遇有好心人,将受伤者送进医院,伤者家属会将救送者揪住不放,一口咬定他是肇事者,要他赔偿……

在这种社会,好人好事做不得。你若看见街旁有自行车倒在地上,挡住了人行道,最好绕着走,或者跳过去,你若出于好心将自行车扶起来,就会被认为是你碰倒了自行车,甚至会怀疑你是偷车贼。在上海一个超级市场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中学生骑车到这个市场购物,在门口存车时发现别人的一辆自行车倒在地上,他上前把它扶起来,这时一位保安人员看见了,一口咬定这个学生在偷自行车,拉送到市场办公室,进行审讯,那学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被迫承认偷车,被罚款一千元人民币,市场办公室通知学生家长来交钱领人,学生的父亲前来交了罚款,母亲却羞愧难当,又无处申诉,便同儿子一起服毒自杀了……

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一家商场购物时,撞上了没有标志的门玻璃,面孔被玻璃划了几道伤,顿时鲜血淋漓,她赶快跑到外面喊了出租汽车,可是商场人员却赶出来,挡住汽车不放,非要受伤人赔偿玻璃四千元!此事引发了一场官司,法院最后审定商场赔偿伤者25万元,姑娘脸上却落了一片终身疤痕。

两个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逛街逛到一家餐馆,决定享受下,进去后,服务员递上菜单,翻开一看,“熊掌一客二十元,她们商量了一下,认为熊掌是二千年前孟夫子赞赏过的美味佳肴,难得遇上,二十元也付得起,于是叫了一客熊掌。但付钱时,开来的账单却写着“二千元”!顾客争论说:“你们刚才的菜单上明明写的是二十元。”这时服务员再次出示菜单,上面却明明写着“二千元”,还说:“二十元想吃熊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两个女大学生只好搜净随身所带钱款数十元,要求店方允许她们回去取款,暂将学生证作抵押。她二人回校后到处找人借钱,千难万难才算凑够所需的款数。但她们十分恼火,忍不住哭了一场,一位法律教师知道了,问清情况后对她二人说:“明天我陪你们一同交钱,会为你们妥善解决问题。”次日法律教师先陪这两个学生至餐馆交了钱款,要店方在发票上写明“熊掌一客”字样,然后,他们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这有关部门便派人偕同他们回到餐馆,凭发票命令餐馆交出罚款一万元,因为餐馆捕杀国家保护的稀有动物。餐馆老板马上声明他们并没有熊掌,而是猪肉冒充的,而照猪肉价格那一碟菜的价格不到二十元。政府官员又说:“既然如此,不必罚一万元,但要付‘不正当经营’的罚款二千元,另外,把不正当收入的二千元菜款悉数退还顾客。”这只是发生在大潮经济下面千头万绪中的一小则趣闻,它反映了“无商不奸”的一个侧面。

我的儿子已经从大学美术系毕业,并且已经结婚,他们夫妇俩都分配在轻工业部门工作,经销化妆品,他经常出差到各地主办商品展销会。据他们说,由于“一部分人”已开始富起来,人们需要美容,需要化妆,各地的化妆品商产品如雨后春笋,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大批顾客深受其害,假冒名牌的烈酒特别猖獗,全国各地饮酒中毒事件,屡屡发生。

确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些暴发户来自各个阶层,他们统称为“倒爷”,即干投机倒把的人。

倒爷又分为两种:为官者干投机倒把的为“官倒”,多数为高干子弟,他们凭借老子的权势,占地盘,开公司,独霸一方。上海有个“康华公司”,北京有个“长城公司”,还有什么“公司”,简直都成了大财团,这些人物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可现在改叫“企业家”了,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都碰不着他们,他们是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新贵,这些人既向“钱”看,又向“前”看,他们的前途总是灿烂辉煌的。

“文革”十年,闹得天翻地覆,但是物价却没上涨,这确是一大奇迹,工资也没有增加过。现在经济搞活了,物价也开始上涨了。广大的没有富起来的老百姓生计发生了困难。于是中央决定增加工资,但不能每个人都加,只能有40%的人可加,加给谁?大家评,要加给对社会“贡献大”、“资历老”、工作又积极的人。

政策宣布后,校长潘静英先招集两个副校长评议在他们这三位领导当中该加谁的工资。在潘静英传达了上述三个条件后,问两位副校长:“你们说咱们三个当中谁的资格最老,谁的贡献最大,又是谁的工作最积极?”那位老副校长是个民主人士,他很识相,当即回答:“比这三条,我们两个副校长当然比不过你老潘,当然加给你。”单权也只好苦着脸点头了。潘校长心满意足地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然后再次在全体教工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一切为了革命利益……

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因为估计加不到工资而大哭大闹,而这时社会上早已为加工资的事闹得翻江倒海,自杀者有之,和领导拼命者有之,同事之间互相残杀者亦有之。在培思中学也有的女老师摆出了和校长拼命的架式。有些女教师本是从小学提升上来的,她们的工资本来就低,家境艰难,但这些人都加不上工资,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我一再表示主动让出,不加工资,将我的这一名额让给工资低的人。结果由于我的让出,有两位女教师得到益处。为此又引起风波,单权散布留言说我和某女教师关系不正常,他本来就反对给我增加工资,而那为女教师也为流言蜚语所扰,为了洗刷自己,反而迁怒于我,竟造谣说我给她打过“流氓电话”,表示很愤怒,云云。这件不快的消息传到我家,杜鹃和儿子都埋怨我说:“你也太迂了!当今社会好人也做不得的,好心没有好报的事还少吗?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自此,我开始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

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机智﹐一股”洋插队”大潮已经掀起了。在几十年教育中﹐青年人被告知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黑暗﹐真的吗?他们要亲自去看看。

“出洋是好事,”儿子对我说,“当年孙中山闹革命不是从外国吸收经验的吗?鲁迅、周恩来等人也都留学外国。现在大多数青年人出国留学,若干年后,一定也会出现几个孙中山、鲁迅和周恩来。所以我肯定也要出去看看。”

“好男儿志在四方,孩子,你们去吧,我同意。”我鼓励他说,杜娟也同意。“咱们还是向‘前’看。”她说。

普通老百姓当中的“倒爷”又是一番景象,这些人没有文化,过去不得志,穷得发恨,改革开放后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于是凭一技之长,大显神通,赚足了钞票,富得淌油,他们想不到办任何慈善事业,前章提到的小皮匠这种人虽然有,但是不多。而且那种“小家子气”也富不起来。一个人一旦富到称“爷”的地步,他就昏了头,在街头有显示烧钞票的“壮举”,以此显示自己“真富”,有人结婚时用大票面纸币糊墙,作为装饰,有人办喜酒时,拿装钞票的“红包”作为一碟小菜端上桌,也有拿手表或珍珠上桌的,总之肆意挥霍,以奢侈为美,以浪费为荣,这些人根本想不到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以上这些现象常常见诸报端,看到这里,我感受比在牛棚里受气挨打还痛心。四十年前,我是为了追求光明、希望祖国前途美好而才投笔从戎的,还记得我在给父亲的告别信中写道我要脱离这个贪污腐败成风的黑暗社会,而今我投入的这个社会却更黑暗,贪污腐败现象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不是从河里跳到井里吗?

“官倒”的老子必定是贪官,这是些腐化变质的老爷,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纵容子女为非作歹,自己也贪污受贿,为贪私利而满足外商的非分要求,出卖国家利益。而他们却又满口的“反腐倡廉”,北京一个特大国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在因贪污罪行败露而遭逮捕时,他正在口沫飞溅地作“反腐倡廉”的报告。中层干部贪污罪行曝光后,往往有人说情,只须写一份检查报告就可以“内部消化”。最底层的小干部一有小偷小摸小揩油,就毫无客气绳之以法。所以有了这种说法:大贪污作报告,中贪污写检讨,小贪污进监牢。

共产党在从农村转入城市时就已开始腐败,1952年“三反五反”时就枪毙了天津地委的两个领导干部刘清山和张子善,但是从那以后,党内没有继续反贪倡廉,一党专政就是贪污腐败的温床。这个党就怕人们揭疮疤,就怕人家说它腐败。老右派名作家刘宾雁因写了反腐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被认为“反党”言论再次给他扣上“右派”帽子,逼得他逃亡海外。民主党派中的经济学家千家驹也因为发表了反对歪风邪气的演讲也被迫外逃……这些人都向“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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