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应被历史埋没—访齐家贞女士

《自由神的眼泪—父女两代囚徒的故事》作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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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1月6日讯】2002年9月9日,澳洲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了《自由神的眼泪——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一书的作者齐家贞女士。在齐女士夫妇经营的加油站的便利店里,我见到了这位曾经因想出国读书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坐了十年监狱的不平凡的女性。而她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位难得的好官,解放后二次被投入监狱。我们的谈话围绕着齐女士写的这本书展开。

记者:能否先谈一下当初写这本书时的一些个想法?

齐家贞:写这本书的想法在脑海时已经存放了四十年了,四十年前,当中国公安(五男一女)到我家逮捕我时,我就产生了这一念头,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随着岁月的流失和年龄的增长,这个念头不但没有死去,反而越来越强烈,并时常跳出来“搔扰”我,使我坐立不安。特别是我的父亲,我写这本书假如不是因为想到我的父亲,它也可能不会问世。我父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这一生的葬送是非常非常的冤枉,非常非常的可惜,我对我自己很不看重,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

在监狱里的十年,这个念头也时常出现,一次一个同屋的犯人问我:“你这么年青被判了十年,怎么也不很悲伤,也不消沉,也不颓废?”我说:“只要你付出了,你总会有收获的”。其背后的涵义就是:我用我青春的生命在监狱里度过,然后我就会有别人不可能有的经历和体会。这完全是很下意识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写书这个念头帮了我,它已经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

七十年代初,我从监狱出来后,一切都是很无望的,我整个一个人好象都被挖空了,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梦。就是只有活下去,就是活着。到了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开始恢复,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内心深处的那个念头开始复活,我也开始自学高等数学、文学写作等,并上电大,为了我的目标在一点点地学习和积累,就象一个乌龟一样一点点向我们目标爬行。后来我出国来到澳洲,最初的几年是为生存、居留而奔波,上学、工作、结婚、卖生意,没有时间去考虑写这本书,直到1998年3月24日我父亲去世,我才意识到人生是很难预测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不想让这本书烂在我的肚子里,我不愿意像我父亲那样,他在美国拼命地打工挣钱,拼命地想拯救他的五个孩子,过去他是想为国,很少考虑到妻子和孩子,但报国无门,他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力。现在他想弥补,他以为上帝会让他活一百岁,可这是不现实的。当我发现自己的体力、精力、记忆力都在变坏时,我感到不能再等下去了。在写的过程中我得过两次小的中风,我想如果再得一次中风,就不一定能轻易好起来,所以我告诉我的女儿,如果我不行了,你就把我所有的书稿全都烧了,我不相信能有任何一个人能代替我写这本书,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人生,到底想写些什么。

记者:你在书中把你的父亲写得很完美很了不起,能谈谈他的另一面吗?

齐家贞:他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把家庭放得太靠后了点,他自己也说:“我对不起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这是他完美中的不完美。我看过一本书,是关于亚克卡的故事,他是美国福特公司唯一的一位不属于福特家族的副总裁。他妻子得了糖尿病,他每天两个电话问候他的妻子,从他妻子的声音中他就能听出他妻子的当时的身体状况。他每天工作六天,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但第七天他属于他的妻子和孩子。我的父亲没有,他七天都在做事,他把国看得太重,对家的责任似乎就是“上缴工资”,实际上他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但是他把国家看作是压倒一切,他可以为国家献出他的一切。所以解放前夕当邓逸光问他走不走时,他连商量都不商量就自作主张留下来。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两次做牢被放出来时,一提到这件事,他还说:我认为我爱国没有错,我不愿意离开这块土地。

记者:他对他当时的选择有没有后悔过?

齐家贞:他始终认为他的选择没有错,他说如果他的生命还是像这种情形再来一次的话,他还会这样选择。他84年去了法国,85年初到美国。在87年前他自己写了一个他自己的经历,当时他在一家旅馆里当经理,上夜班,在上班的间隙,他开始写点东西,大概写了十万字左右,从他出生写到49年。我在写这本书之前要先看他写的东西,看后我提出了大约200个问题,他买了个录音机对我提出的问题逐个回答,他在一开始时讲到:我这一生,还不能说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还没有死,但是我在事业上可以说是非常失败的,但是我的心可以说是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我是无悔的;但是我对不起我的妻子,对不起我的孩子,这一点我想起来就非常的痛心。

这就是他对他自己过去一生当中的总结,他觉得他一生当中对国家对民族对工作一点没有后悔的地方,没有指责的地方,那真是百分之百。那就是为什么在解放以后,当一个军代表在会上说:国民党中当官的人没有一个不贪污的。他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讲的话不是事实,我齐尊周就从来不贪污,一分钱都没有过。他敢于这样做,因为他确实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就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当时要是贪污,要是个坏人就好了,那你早就跑都跑不赢了,害怕共产党清算你;就是因为你认为你太好了,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整完了也不会整到你头上。但是他还是说:我没什么后悔的,我爱国没有错。

记者:在你书中的开场白中称你的四个弟弟为“活着的祭品”?

齐家贞:他们虽然还没有死,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专制祭坛上的牺牲品。人们通常是拿一些死的动物来作为祭品。但由于我父亲和我的事受到的牵连,他们整个一生也被葬送了,只不过他们还活着。现在大弟弟在美国,其他几个在中国,生活在平均线之下,我最痛心的是他们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育权被剥夺了之后,就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我幸好当初进了重庆市最好的高中,在那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逮捕我的时候,我的小弟弟刚刚上小学,他们从小就受到歧视,他们的梦还没长成,就被扼杀了。最可惜的是我的三弟,他学习很好,也很聪明,后来上了公益初中,我曾经就读过的学校,但是在开学典礼上,他们的主任就说:“在我们新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学生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反革命,他姐姐是从咱们学校出去的。”从此以后他就很灰心,没有兴趣读书。当然我们不能说越是艰难的环境下就越是能锻炼意志,那是很少很少的人。大多数人的才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扼杀。就在他还没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支撑他的时候,就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四个弟弟都是这样。政府对梦的责任是呵护而不是扼杀,他们都是被扼杀了,虽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他们的梦、他们的将来、他们的前程,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该怎样把他们的子女教育的好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就缺乏一定的知识。

记者:你当初被关押时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吗?

齐家贞:刚刚进去时政治犯是一个组,但组长是刑事犯,后来“文革”开始后,就和刑事犯完全分开了,整个政治犯被关在一起,但和刑事犯还属于同一个中队。

记者:你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齐家贞:把零散的时间加起来,大约一年的时间。

记者:在你过去的经历中,那一件事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齐家贞:在书中“猴子变成了人”那一章节中提到的王熙珍的死,因为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太亲蜜了,过去也听到看到这个人死那个人死,但是那些好像都与自己无关,但是王熙珍死了以后,我就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死,一想到自己会死,就觉得可怕的不得了,晚上无法睡觉,最后就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我就要想,我怎么活,所以我整个一下就变过来了。小时候我撒谎,骗妈妈的钱,主要是想去看电影去看越剧。所以后来我就想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再撒谎,并开始用功了。从此我很节省时间,也很不看重物质享受,就觉得这个人生太短暂了,做事不能再拖拖拉拉的了。所以在我对生死问题思考过后,整个就改变了我,从此以后我基本上就成形了。

记者:你对人的命运怎么看?

齐家贞: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我过去是很不相信的。但后来我发觉人生道路在很多情况下不由你自己决定的。但是在相同条件下你可以一些做你能做到的事。比如说,他们把我抓进去当了犯人,一下子就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没办法的事。但进去后,你要怎么做人,这个本质的东西在那里,你又不很察觉,但这你自己是可以来决定的。比如说,在监狱中,在批斗反改造的人时,让你去打人,我肯定不会去打人,这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可对于那些打人的人,如果他们不打的话,怎么能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改造了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打有的人不打,这就是个体的差异了。再比如说,检举人,我就很痛恨检举人,但是我也检举过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难写。但是我对自己说:你的道路是你自己走的,你做过的事,你自己就要承担,你就是得把它写出来,让那些读者来谴责你,你自己都在谴责你自己,为什么不能让别人来谴责你呢?那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有些人,他(她)就是不检举人,你把他(她)打死或关小监也不检举人。这个路是你自己定的。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但有些东西是你自己能够做到的。比起那些打人的人来说,我比他们好,我从来不打人,可比起那些从来不检举人的人来说,我就没他们那么勇敢。

记者:如果你一直在国内的话,这本书会怎样?

齐家贞:假如我不出来,这本书我还是会写,但是写的角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鹰爪下的夜鹰唱不出好听的歌,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在动笔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想,我会不会再被抓起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目了。

记者:你书中提到你父亲曾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是否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信仰?

齐家贞:没有。解放后,他就抛开了他的这一信仰,几十年后,他在回顾中讲:我以前皈依了佛教,后来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这是我这些年来受惩罚的原因之一。但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我本人也不信什么教,我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但我对宗教一直是很尊敬的。后来我的父亲到了美国,那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他的整个时间、精力都用去挣钱了,要给我们寄钱,还要把我弄到国外上学,但是他说他的心又回到了他先前的信仰上来了。

【编后语】专制政权总是喜欢把他的臣民分为两类——好人与坏人。而这一划分标准总是随着独裁者的利益取向而变化。于是多少个人间悲剧的发生都伴随着谎言和诬陷将真相掩盖,从中走过来的人们不会辜负历史的嘱托——将真相告诉世人。这种用血与泪写下的历史在告诫着人们什么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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