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74)

74 离休
墨尔本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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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日讯】 74 离休

在一次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中,医生表示由于我的冠心病和高血压较严重﹐因而必须停止工作,住院治疗。但是医院里没有床位,我只好在家中休养。

学校领导写报告给上级建议我提前退休,上级很快批准了学校的建议。校长立即为我召开了一个“欢送会”,语文和政治两个教研组的教师都参加了,因为我曾在这两个组工作过。

会上,校长先高声朗读了上级的通知:

“骆驼同志生于1931年11月,于1949年6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8年转到教育战线,工作一贯勤勤恳恳,成绩卓著。如今因积劳成疾,不能继续工作,同意准其提前五年离休,级别定为正处级,着令培思中学照此办理。”

潘校长读完后,又特地解释了文中所提“离休”二字:按中共干部政策,各级领导干部本是终身制,邓小平掌权后,决定所有干部到一定年龄都要退下来,让位给年轻人。但有些老干部坚持反对这一政策,因为这些人自持革命有功,不愿过早放弃权利。于是邓小平让老干部体面地退位,即让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享受特殊待遇,除照拿100%工薪外,还发给交通费或享用小汽车,每逢年过节还发额外补贴,每年还发旅行费,保健费。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退下来,如果对工作不放心,还可顾问,只是不再有实权了。这样一来,老干部就都安心退位了。“老干部”并非“年老的干部”,而是专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而又未间断组织联系的人,他们的退位就叫“离休”,意思是“离职休养”和一般人的“退休”不同。

“我们恭喜骆老师光荣离休。”潘校长说,“骆老师不但离了休,还定了个‘处级’,这也是我们培思中学的光荣!”

有人惊讶地问:“我们学校的离休干部除了骆老师还有谁?”

潘校长略微想了一下,说:“从条例规定看,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组织上早就动员我离休了,可我不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干几年,我过去作了不少错事,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邓小平不也在坚持工作吗?”稍停,又惋惜地瞅瞅旁边的单权说:“其实,单权老师先前也是和骆老师同时参军的,可惜单权老师中断过组织关系,否则的话……”

“哈,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单权红著脸说。可是他的嘴在发抖,脸上的肌肉也抽动了两下,这表明他的内心很不平衡。

我这时突然产生了受宠若惊之感。面对着单权的泡了醋的脸肉,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不大健康的喜悦:你单权跟我较量了几十年,到今天不过混上个“副校长”,你今生今世永远享受不了“离休”待遇!你也没有本领拉住我了!你今天怎么不笑了?哼,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好的。

接下来,大家自由发言。一片热情赞扬声,几乎使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我这时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一场批斗会的场面,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我想起胡大海的话:“共产党一会儿把你打入地,一会儿又把你捧上天。”我又想起已故继母的话:“孩子不打不成器。”我还想起孟子的话:“天将大任于斯人也……”

突然,我耳边响起一个女高音,是司马芬发言了﹕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骆驼一生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最后享受了离休﹐他现在比我们在位的所有人都高﹐我替他高兴﹗骆驼可以说是笑到最后的人﹐哦﹐不不﹐他不是笑到最后﹐他是到最后才笑的人。”

司马芬的话把大家逗笑了,唯独单权不笑。司马芬又仿佛恶作剧地挑舋说:“单副校长谈谈吧,你和骆老师最老的老战友了,你一定又很多话要说。”

全场的人一齐将目光集中到单权的脸上,只见他那脸肉又抽动了两下。他只是摇摇头,他只是伸出一个指头无聊地拨弄著放在前面的一支铅笔,一言不发。

欢送会结束时,我在热烈的掌声中从校长手里接下了一个镶著“祝贺骆驼同志光荣离休”的美丽镜框,在几位老师的簇拥下回家了。

我就这样离开了培思中学-这个容我混迹二十八年的地方,在人生的历程上,二十八年不算长,然而那是我最美好的青春时期。在这二十八年中,这里的空气中交织着我的欢笑和叹息,这里的校园洒满我的泪和血。二十八年中,我做过正反两种教员,我用心血浇灌了祖国的花朵,我也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培思、培思,我永远记着你!

我毕竟是个闲不住的人。离休后呆在家中,我又拿起笔来﹐在杜娟的帮助下,开始了我的笔耕。地方政府组织台属、侨属写作组,我积极参加,我的文章常常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我真的受到了尊重。后来通过台湾的亲人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又通过在美国的亲友,在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文章,于是我成了“社会知名之士”,成了地方政府写作组内的头号人物。可是后来,人们发现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中,有些事写得太真实,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有关领导不开心了,三番五次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宣传中国大陆的美好事物,歌颂光明面。”我说:“有光明就有阴影,这是普通常识,光明和阴暗都写,才是真实的。”他们有要求我每次写稿都交给组织,由组织统一寄出。我不服从,我坚持写作自由。他们又一再向我出示中央文件,文件中明文规定个人不许向海外投稿。我置之不理,心想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了,还怕什么!但这时我已感到生活不顺了。终于有一次,我寄往美国的信件被退回,拆开一看,在我的小说稿上盖了一个大印:“不准寄出!”这显然是最后通谍,如同浇了一头冷水。紧接着,写作组召开会议﹐招待友好写作组人员的来访,客人言明要同我交流写作经验,可是组长却不通知我出席!组内有位“不明真相”的作者写了一篇专访,报道我的情况,还特意到我家拍了照片,可是这文章没被采用,拍的照片也被没收了。

尽管表明上我仍旧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客,我还是被笑脸和赞扬包围着,但我已经感到寒气逼人了。

后来,台侨属的座谈会也不通知我参加了,我愤怒了,我到有关领导处质问为什么,对方非常客气友好地回答:“哎呀,骆老师,我们考虑到你的健康问题,你是在家养病的,眼睛又不方便,若要你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不应该呀,过去我们没有照顾你,以后要注意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上海,离退休的老师在家里闲不住就组织了一个“关心下一代协会”发挥余热,利用方便时间辅导在校学生,给孩子们组织兴趣小组,开展课外活动,有了这个组织,我如鱼得水,就和一些中小学建立了联系,做了一些辅导,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为此,协会的会员们一致表示选我做会长。这样,我的活动就更积极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去我所联系的学校搞活动时,不通知我,而校方问及:“骆老师为什么不来”时,回答是“骆老师身体不好,他不能来”。再一打听,后来这个协会已又另外任命一个会长,此人系“红五类”出身,时到如今,还是“黑红”分明!真是岂有此理,我给上级协会写信,问他为什么不尊重群众的意见,硬把群众公选的会长不明不白拉下马,究竟还要不要民主!

这位协会领导看了我的信﹐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满脸堆笑,热情非凡。首先表示十分关心我的健康,问长问短。好话说尽后,才言归正传,说她看了我的信很是吃惊,下面怎么这样“胡来”?!无论如何也不该把群众推选的会长拉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讲民主的社会……”她口若悬河,可说到最后,有回到原来的话茬:“不过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关心你的健康,依我看,这些跑里跑外的琐碎事应该让那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去做,像你这样的离休老干部已经为革命鞠躬尽瘁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至于那个新任的会长,究竟是个什么样,我还得了解一下。”

“他是什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他是个退休干部,年纪比我大,身体比我差,患有严重心脏病,还有糖尿病,适合于跑里跑外吗?他唯一比我有利的条件是:他是‘红五类’出身!难道现在文革还没结束,抑或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

说到这里,我的火气又上来了。可对方却哈哈大笑:“你想到哪里去了?快别这么想,要注意安静,少动气,气坏了身体可划不来哟!”

我不再说什么,因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外松内紧”,“内外有别”,你既然是笑脸来访,我就贯彻中央的“十六字令”说: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若无其事”。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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