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75)

75 病友
墨尔本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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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日讯】 75 病友

“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同时也混进来一些歪风邪气。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越来越穷了。两极分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现象是这个社会潜滋暗长的大毒瘤,有这么一句流行的民谣:

富了投机倒把的,

穷了遵纪守法的,

红了吹牛拍马的,

苦了有啥说啥的。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有车匪路霸,拦路抢劫,铁路部长竟也因为铁路事故层出不穷而引咎辞职。

老同学艾思尔来信说,她的女儿小绮决定出国留学,为调换外币而乘长途汽车,中途所有旅客下车用餐时,司机却丧心病狂甩掉乘客而将载满行李财物的汽车偷偷开走,将全部旅客洗劫一空,事后此案竟无人处理。艾思尔夫妇为女儿千辛万苦,几乎倾家荡产兑换了的几百美金就这样打了水漂!

上苍好象发怒了,水灾,旱灾,蝗灾,地震……一桩桩向神州大地袭来。

这是一个天怒人怨的时代!

这一切造成我的精神压力,使我闷闷不乐地想:这难道就是我追求的“光明未来”吗?

“离休”批文中说我“积劳成疾”,实际上是郁闷成疾,处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能不“成疾”吗?文革结束后,患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特别多,更有不少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癌症。

在又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发现我的心脏病加重,同时高血压引发了眼底出血,渐渐好转的视力多次下降。为此,我再次住进医院。

这次我住的是离休干部病房,同室只住两个病人。

当我和护士走进病房时,已经住在里面的一个病人站起来表示欢迎。他亲切友好地向我伸过手来:“欢迎,欢迎!”问了我的姓名后,他又自我介绍说:“我姓刘,大家都喊我老刘。”

这时护士忙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刘裕民,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老连长!”

啊!好八连!刘裕民!真是如雷贯耳。在这以前,我在传媒的宣传影响下,曾想象过这位英雄连长的形象: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说话声音洪亮,能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倒背如流,而且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如今见了面,才知我先前的想象是多么可笑而贫乏。现在我面前的刘裕民升高不过一米七二,略高于我,他举止大方,态度和善,完全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我马上提起三十年前的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又背出了毛主席为好八连写的“三字经”:“好八连,天下传,拒腐蚀,永不沾”……

老刘大笑了,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天下传’,那都是记者瞎扯的。‘拒腐蚀’也没啥了不起,你想想,刚解放那一阵,解放军刚进城老百姓那样热烈欢迎,简直都把心掏给你﹐咱又肩负着保卫上海人民的重任,能不好好干吗?我们八连这样干了,换了别的连队,也会这样干的。如果连长不是我,而是你老骆,你也会和我一样,毛主席也会写‘好骆驼,天下传’的。所以你们以后别再这样喊了。”

刘裕民是患了心脏病。他很爱清洁,每天都要洗衣服,他不象别人那样在盥洗室里洗,而是将盆子端到病房里,泡上洗衣粉,拨起悉悉索索的一大盆泡沫,一边洗一边同我聊天。有两次,他顺手将我换下来的衣服捎带着洗了,过后说是“捞错了”,待洗好后,晒干,叠好,交还我时还说声“对不起”。

他知道他比我大三岁后,他就毫不客气地以“老大哥”自居起来,把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在我吊盐水的时候,他关切地搀我上厕所,他一只手搀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高高举著药水瓶,简直像一个有经验的男护士。开饭时他总是替我领饭,饭后,他又替我洗碗筷。后来他吊盐水时,我当然要学他那样照料他,而他却往往坚持说:“我自己来吧,我能行。”当我争着抢著把洗好的碗筷送到他面前时,他不说“谢谢”,而说:“你这个人,真是的!”语气比说“谢谢”更深情。

在有一次的闲聊中,我知道了他的简单经历:他原是山东农村的一个穷孩子,十五岁参加了八路军,首长问他为啥参军,他答为了打日本鬼子,然后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有饭吃。首长说:“你是要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对吧?那么你的名字就叫‘裕民’吧。”他很喜欢这个名字,把它作为奋斗的目标。接着他忽然感慨到:“没想到南征北战半辈子,如今全国解放了,全国人民还没过上富裕生活。邓小平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自己以身作则,带领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起来,自觉失了口,不再说下去,只是摇头。一会儿,他又忽想起一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去年我住院时,小刘护士念了你的文章给我听:‘这里阳光灿烂’。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把这家医院的老干部病房描写得像天堂一样。你知道不,由于你这篇文章,这个病房被评为先进集体,主任医生被评为个人先进,并且提升为副院长。”我说那是他们的工作成绩换来的,不能记在我的功劳簿上。他又说:“那篇文章我听了两遍。后来我想了又想,他不光是表扬好人好事,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我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等着他的解释,只听他说:“‘这里’两个字很重要,‘这里阳光灿烂’,那么别处呢?别处在刮西北风!你去看看别的病房就知道了,哪有咱们的干部病房这么优越。你再听听,老百姓在骂我们‘连看病也有特权!’文章最后也写得好,说这个病房是‘屹立在悬崖万丈冰上的一枝报春花’。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有多心酸!二十世纪都快过去了,中国如今还是悬崖万丈冰!我希望到下个世纪,这个冰山能够融化!”我的心狂跳起来,谁说老刘没有文化?他的文化水平要用心秤来衡量。尽管这样,他还是为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而感到遗憾。他说他的八连出名后,组织上为了提拔他,送他去学校念书,可他觉得学文化太难,“笔杆的份量比枪杆重”,他拿不动!所以读到小学毕业的程度就不读了﹐到现在读报还困难。他的老婆是小学教师,水平比他高,他很满意,但是去年她去世了。他有个好儿子,一提起儿子,他就非常兴奋,夸儿子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就是不喜欢读书,不肯上高中,“这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他说,“我一直对他说,文化很重要,你爸爸就吃了没文化的亏,到今天才是个团级干部,要是有文化,我早就该当军长了,嘿,你说,他怎么说?他马上批判我说:‘爸爸不对!你怎么老想当军长?要是大家都当军长,谁当士兵?打仗能缺兵吗?不管怎么说,不管将来国家怎么发达,总需要没文化的人干粗活,我只要干粗活,何必读那么多的书?’你听他说的多么在理。”随后又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儿子有道理,改革开放后,中国和外国的交往多起来,需要加强边防检查工作,组织上把我调到虹桥机场当检查站的站长。我经常看到大批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往外流,心理真不是滋味!那都是国家的宝贝啊,咱们国家为什么留不住他们呢?好啦,我的儿子不读高中大学也好,免得以后也往外流。”我说:“知识分子出国也不一定是坏事。我的儿子就到澳大利亚去了。”他又改了口:“是啊,现在有个出国热潮,问题是要出国的人再回来。对了,你可以找个机会到澳大利亚去看儿子嘛,去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帮你买机票。我虽说已经离休,可边防站的人都是我的部下,我要买张机票还是方便的。”

有一次聊天,他说到在担任八连连长期间曾负责警卫毛主席,好奇心催促我请他讲一讲关于伟大领袖的事。他只谈了一件事:毛泽东每次来上海都住在西郊宾馆,那是一处世界一流的豪华宾馆,只许住毛主席一个人。有一回江青来了,死皮赖脸要住西郊宾馆,市委没法,只好请宋庆龄帮忙,宋庆龄来了,一下子挽住江青的胳膊,亲热地说:‘哎哟,妹妹来到上海,当然得住在我家,咱们姊妹俩好好聊聊,不然的话,要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呀!’就这样把个妖婆弄走了。“我常在想,毛主席一般都在北京,很少到上海来,那么豪华的宾馆就一直空着多浪费呀!关于毛主席,我只能讲这一点,其它的不能讲。我们警卫人员有工作纪律,我们的责任不但是保卫领袖的人身安全,还要维护领袖的声望。”这话显然有些粗心走火,不过我明白,也就不再难为他。他也许发觉走了口,所以又补充一句:“其实不光为领袖,对一般同志也要注意维护别人的尊严,不要背地伤害人。”

老刘很喜欢流行歌曲,这使我很感到意外,但他从来不唱,只是听。他自己录制了不少磁带,带到病房来,为怕打扰别人,他都是带着耳机听,这时他总是仰靠床上,闭目养神,一边听,还一边轻轻地打拍子,有时听著听著就打起呼噜来。有一次我问他:“你这个扛枪的大兵怎么会喜欢上软绵绵的流行歌曲呢?”他一摆手,笑着答道:“人嘛,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前线冲锋的时候,那‘十五的月亮’根本就合不上拍,可如今,你躺在病床上,要是直著嗓子喊‘前进前进前进……’人家不要怀疑你得了精神病?”老刘除了听流行歌曲,有时也随便听点新闻广播,不过对此兴趣不大,“反正总是那一套‘大好形势’,报喜不保懮,没意思。”他这样评论。可有一回他听到一件很有感触的消息,他关上小收音机,对我说:“老骆啊,刚才广播里报告美国空军的参谋长到北京来了。你猜这位参谋长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朝鲜被我们的王海击落被俘的飞行员。他在我们的战俘营里受到优待。回去后,他们组织上也没有审查他,反而让他升官,一直升到空军参谋长,今天他又到中国来,成了中国空军的座上客,老敌人王海现在是中国空军的司令员!老骆啊,人间的变化多么大!你猜我这会儿想到了什么?”

“你想到化敌为友,今后不再打仗了?”

“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想到咱们的志愿军被俘。他们被俘后受到非人的待遇,拼命争取遣返,可遣返后一个个被开除军籍和党籍,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不像美国政府那样,人家那才是真正的爱护人,爱护自己的同志,信任自己的同志,培养自己人!”

“是的,用我们的观点看,战死的才是英雄,被俘的总是孬种,这种观点是极不公道的。”

“我听到一件怪事,老骆,”他激动地站起身,“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团志愿军作战非常勇猛,打了不少胜仗,可最后在寒冬季节,我们的后勤工作没跟上,这个团弹尽粮绝,天又冷,人都快冻僵了,这时全团指战员伤亡惨重,最后抵挡不住,剩下的人全部被俘,政委姓孙,他在被俘后,组织同志们与敌人斗争,敌人先后割下了他一只耳朵,又挖掉他的一只眼睛,腿也打断了一条,最后遣返后却被自己人诬为‘叛国投敌’!”

“受处分了?”

“处分?才笑话哩!这里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居然展出了孙政委英勇牺牲的事迹。当这位孙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拄著双拐来到展览馆,看到墙上挂着他的遗像,又听到解说员小姑娘的动人介绍,他气坏了,骂道:‘妈的,你们就知道赞扬死人,对活人却不当人看待!’说着,挥起他的拐杖一阵乱打,把展览品砸了的稀里哗啦。公安人员立即将他扭送精神病院去了……老骆,过去,咱们一向赞扬死人,党总是号召人民学习刘胡兰,学习黄继光,董存瑞,都是教人如何死,现在想想,这算是啥教育?看看人家美国,人家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被俘人员的。”

老刘的这些话使我久久不平。

住院四个星期,和刘裕民的友谊达到了难舍难分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老刘则因为发现肝脏有问题而继续治疗。

我出院那天,他换上便服,帮我办理出院手续,替我领了药,又送我出院上公共汽车。最后他突然问我:“我忘了问你,你是哪年入的党?”我很觉尴尬,回答说:“我申请入党申请了几十年,到今天还不是个党员,我不够条件。”我以为他会劝我不要灰心,继续努力云云。可是想不到他说的是:“没关系,别懊恼,只要做个正直的人就好,干吗非入党不可呢?以眼下情况来看,好人不一定入党,入党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听他这一说,我感到无比的轻松。

半个月后,刘裕民也出院了。我特意到他家看他。我们又山南海北地聊了一阵,还在他家吃了阳春面,这时我已经决定到澳洲看儿子。他一再嘱咐我,一旦批准了签证,就通知他替我买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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