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77)

77. 啊,绿洲
墨尔本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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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3日讯】77. 啊,绿洲

我坐着波音747飞机离开了那片生我育我的土地。

当夜﹐飞机在香港换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香港这块被人云亦云骂了几十年的“臭”地方。当我坐在熙熙攘攘的候机大厅里等候换机的时候﹐只觉得挺新鲜﹐目不暇接地环视着周围的一切。突然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这人却开口了﹕“这不是骆驼伯伯吗﹖我是高思奇﹗”

“啊﹐小高﹐是你呀﹐”老伴在旁边惊奇地喊起来。我感到惊喜﹐但我根本没法认清他的面孔。十分感慨地说﹕“原来是高思奇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快二十年不见了吧﹖你已经长成大人了﹗”

他乡遇故知﹐双方都很激动。我们马上热切地攀谈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当年“案发”时﹐他全家迁到乡下外婆家去了。他父亲在关进监狱的第二年就被折磨死了。文革结束后﹐他父亲平了反。但他和母亲都没有搬回上海。他的一个舅公在台湾是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前年回乡探亲时在家乡成立了一个书法协会﹐见高思奇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便让他当了协会的主任。现在他舅公要开书法展览﹐要高思奇带上自己的书法前去交流。这会儿高思奇就是在去台湾的路上﹐他马上就要转乘华航的班机了。

“啊﹐原来你已经成了书法家﹐你小时候就写得一笔好字呢﹐”我说﹐“能不能把你带去的书法给我看看﹐让我学习学习呀﹖”

“那当然可以﹐不过可不是让您学习﹐您老人家要多指教。”高思奇说着就打开他的旅行袋﹐掏出一个大本子﹐又从本子里翻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照片。他用两个指头捏著这张照片﹐伸到我的眼皮底下﹐“您看﹗”

原来这是当年公安人员在弄堂里拍下的“罪证”—“毛主席万岁”几个粉笔字﹐歪歪斜斜﹐写得很蹩脚。

“这就是当初被认为是‘反动标语’的几个字吗﹖”我问﹐“你怎么弄来的﹖”

“我趁平反的机会﹐亲自跑到公安局﹐坚持讨回这张照片﹐我说﹐‘当年你们迫害了我﹐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应该把黑材料还给我﹗’他们要落实政策﹐就还给了我—嘿﹐它成了出土文物了﹗”

“当初听我儿子说你写得有多好﹐可是……”我未说完﹐就被高思奇打断说﹕“那时都是小孩子﹐根本不懂得好坏。他说我写得好﹐其实有啥好﹖你看﹐就像虫爬的﹗”

“可不是吗﹖像虫爬﹐你看这‘毛’﹐不就像条毛毛虫吗﹖看它那个神气劲儿﹐尾巴翘得多高﹗哈哈……”

这时广播里传出开往台北的飞机就要起飞的消息。高思奇赶快收拾好旅行袋﹐匆匆向我们告辞了。望着他的背影﹐老伴感慨地说﹕“你看人家﹐能应邀赴台探亲﹐就因为他的舅公是个普通老百姓﹐咱们却没有这个条件。”

“是啊﹐”我深有同感﹐“台湾当局顾虑重重﹐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什么人可以邀请﹐什么人不可以﹐要不是爸爸跌了跟斗……不谈了﹐咱只巴望很快能拿到澳洲护照﹐到那时就可以去台湾了。”

几个小时后﹐飞机继续在三万公尺高空飞行。从舱窗望出去,天空瓦蓝瓦蓝,宛如大海的颜色,成群成群的白云也像波浪一样,排山倒海从我们脚下匆匆拂过。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感觉是这么的奇特有趣,使我兴奋不已。先前在机场上同司马芬、老韩挥手告别时的惆怅情绪已经烟消云散。

微微觉得有些倦意,往后一仰,正想闭目养神,做在我身旁的杜鹃用胳膊肘触了触我,问道:“ 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什么也没想。”我答。

“有什么感觉?”她又问。

“感觉吗?先前曾以为坐飞机象乘电梯,现在感觉比乘电梯还平稳。”

“ 我的意思是,你不觉得咱们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吗?”

“唔,那当然!往后看,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可往前看,离儿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没有离愁。我只觉得我踏上了人生的又一段里程。”

“你多次说过,你走的是印蒂的路,这会儿你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到头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

“是啊,应该说走到头了。”我说,“我的生活道路和印蒂的可以说一模一样—年轻时抱着满腔热情投入革命,奋力拼搏一生却始终没有得到党的信任。就是这个模式,连婚姻生活都和印蒂一样:和表妹结了婚。”

“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件事情是完全相同的。无名氏的那本<<野兽,野兽,野兽>>我也读过。你看,你有很多地方和印蒂不一样。”杜鹃侧过身来,扳着手指数下去,“第一,他心灰意冷离开革命队伍时可能还不到三十岁,而你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第二,他是在‘四一二’事件中被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酷刑折磨,你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三,他被自己信赖的组织抛弃后,躲到南洋去过隐居生活了,他那时还没结婚,而你现在比他走得更远,到澳大利亚去,而且你是去和儿子团聚的,你这会儿的心情比印蒂好得多,是不?”

她的分析启发了我,我便补充说:“除了你说的以外,还有几点不同:第四,我为之奋斗的祖国现在比我年轻时强大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了。第五,我最后享受了离休待遇,这是印蒂连做梦也梦不到的。”

“因此,你现在的心情应当比当初印蒂的心情要好得多。”她是在安慰我。我感激地报以微笑。她又紧追了一句:“我以为你比印蒂更坚强。他虽然经住了敌人的酷刑,可是经不住组织的怀疑,他一听说被开除了党籍就甩手不干了。而你却在经过了无数次急风暴雨式政治运动,都成了‘老运动员’,都不曾灰心,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地工作﹐最后还看到了祖国的强大……”

“好啦好啦﹐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我之所以能做到这﹐是因为孟老夫子的教导在我心里生了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总认为苦不是 白吃的﹐回顾我的经历,我觉得酸甜苦辣都有营养,风霜雨雪都是锻炼。看上去我是吃了苦﹐受了罪,其实这都是意志的磨炼,力量的集聚和人格的升华,所以将来我回台湾时是满载而归。我将把我的收获介绍给世界人民,通过我这枝笔。”

“你真是一匹名副其实的骆驼!”她叹了口气说,“你经过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最后终于找到了绿洲!”

“但愿如此!”

“在你的想象中,澳大利亚这块绿洲是什么样子?”

“我没有多想,我只想换换环境而已。”我这样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话,我对妻子应该和盘端出一切想法,因此我又补充说:“其实我对澳大利亚这块土地并不陌生,早在五十五年前,我还是初小学生的时候,我就从教科书上看到了澳洲地图,那时,我觉得它的形状如同中国的菜肉包子。老师说这是一个岛国,四周都是大海,因此我就想它是个很闭塞的国家。我想住在那里有多闷呀,我还觉得它非常遥远,我永远也不会到那里去。可是今天,我却直往那里飞去,这简直不可思议。”

“听说那是个袋鼠王国,还有鸭嘴兽,树熊等等奇妙动物。”杜鹃兴奋非常,调皮地又问我:“现在那里又要添上一种动物了,你猜是啥?”

“啥?”

“就是你这匹骆驼呀!” 两人都大笑起来。……

当飞机在墨尔本机场着陆后,我走下飞机时,心情是多么激动!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环境:这里的天空特别蓝,这里的空气特别新鲜,碧绿的草坪一望无际,这里的海关人员也都和气待人,而且助人为乐,当他们知道我不会说英语时﹐就特地派专人帮助我办理出关手续。出了关﹐儿子和小孙子杰力已经守候在那里了,他们用自家的小汽车把我们带到“家中”。

在一片欢笑声中,我催儿子赶快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以防受罚,儿子大笑,说:“这里没有派出所,没有户口制度,你要怎么住就怎么住,谁也不会来管你,爸爸放心好了。”

听儿子这一说,我立即产生一种受宠若惊之感,我的人权受到尊重,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们住在奥童纳街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隔壁就是一个大公园。在家里稍事休息之后,我就偕同老伴来逛公园,这里是一个广阔的草坪,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令人赏心悦目。然而除了我们二人以外,却看不到第三个人。仿佛这偌大的公园就是为我们二人开放的。紧挨公园旁边是一个建筑群,那边四五栋高楼,参差不齐,最高的大约十几层,最低的是五六层,这一组建筑物掩映在绿树林中,环境幽静,美丽。我们转过建筑群跟前,发现它们前面有一个广阔的庭院,各式各样的小汽车一排排停在那里,院子是用一人高的金属丝围起来的,有几个入口,没有可以关锁的门,也没有门卫人员,说明可以随便出入。往里看,大草坪上,树荫下有几排长椅,有几位老人正在那里闲聊。一派太平景象。我们又转到建筑群的后面,那里又是一片树林,有两个黑皮肤的男孩在玩球。

这一切景物使我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天堂。

次日早晨,儿子向我们宣布游玩计划,这个风景区,那个旅游点,说了一大堆,我都不感兴趣,对他说:所谓风景,不过就是山山水水嘛,这些我都不稀罕,在国内看得多了,我希望你带我去看看贫民窟,看看那些穷朋友是怎样生活的。在中国几十年受的教育使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印下极深的印象,十分同情那些穷苦人。

儿子听了哈哈、大笑:“爸爸,你要看贫民窟,那算是找错了地方,澳大利亚有这有那,就是没有贫民窟。”

这句话使我颇不愉快,心想儿子夸奖澳大利亚夸得太过头了,于是我反问: “难道在澳大利亚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就没有穷人?”

“当然不是人人都富,穷人还是有。”

“那就带我去看看穷人居住的地方。”

“行啊,我马上带你去,跟我来!”儿子把我带到家门口,站停下来,他指著对面的那个建筑群说:“看到那儿的高楼吗?那就是墨尔本最穷的人住的地方。”

我怔住了。儿子是在开玩笑吧?我说:“那地方我看过了,你的意思是说穷乞丐们一到晚上就住在那大楼的走廊里墙角下,对吗?”

儿子又笑了:“那大楼是政府专为收入最低的人盖的,房租最便宜,免费供应暖气,洗衣也免费,政府还派专人定期前来检修设备。工资最低的人以及无工资而靠福利金生活的人就住在那里。”

一股暖流立刻通过了我的全身,我又问: “那些小汽车……”

“哎呀爸爸,小汽车又有什么稀奇?在澳大利亚,谁没有小汽车?你再注意看看,那里没有豪华型的汽车,因为他们穷,买不起豪华型,都是普通汽车。”

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不由感慨万端,脱口而出:“可是在中国……”

儿子马上打断说:“这里怎可以和中国比!这是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中国属第三世界,这里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社会主义,这里是资本主义,完全是两码事,爸爸来到这里,一切观念也都要来个转变!”

本以为到了澳洲之后,很快就可以去台湾,谁知由于我们持着中国护照,仍不可以进入台湾,我们在这里得先办理定居手续,两年后拿到澳洲护照,才可去台湾。不过在这里向台湾打电话比在中国方便得多。我们安顿停当以后就同台湾亲人通了电话,父母得知我们已来到澳洲,异常高兴,老人家劝我们不必急于赴台,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再去,这里生活条件好,眼科医疗条件也好,要我趁此机会把眼睛医治好。

果然不错,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由于心情舒畅,生活安定,再是环境美好,尤其是医疗条件好,使我的眼睛有好转。医生诊断下来,确定我为“法定盲人”(Legal blind)并将我的情况通报给社会福利部,让我享受了残疾待遇,从而解决了我的生计。不久又为了克服心理障碍,鉴于我已年逾六旬,便给我改为“老年福利”,使我感觉良好。同时,政府的“盲人学会”也对我关怀备至,那天上午,学会的负责人亲自登门看望,此人名叫妮考,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十分亲切的同我谈话,问我患眼疾的过程,态度十分友好。我虽然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但我想她一定长得很美。

妮考走后,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一位名叫安娜的中年妇女,自报是盲人学会服务部的负责人,她说,妮考已将我的情况转告了她,她今天特地来了解我需要什么帮助。比如,要不要找人帮我整理花园,做厨房工作,要不要特殊的生活设施,例如专为盲人特制的茶具等等。我告诉她,我不是生来的盲人,我是成年以后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失明的,因此,我仍可以自理生活。我现最迫切的需要是学英语,你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她马上说,学会有个文化教育部,她将向这个部汇报情况,让他们来处理这件事。谈话结束时,她站起来告辞时同我握手,我感觉我握的不是一只手,却像一个眼镜盒子。再看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模模糊糊地见她身子向左倾斜。杜鹃送她出门后,回来告诉我,这个安娜是个残疾人,她没有手指,两手都缠着布,她的汽车方向盘边有特殊装置,她的左脚是跛的。这使我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残疾人,她本人生活要克服一切困难,却还这样全心全意关怀别人。

又过了一个月,“学会”的教育部负责人鲁斯小姐来访,她坐的是出租车,把我带到移民学校。在那里,一位叫“苏”的女士友好地接待了我。当场没有翻译,她马上接通传译电话,我们就这样通过“三角”方式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帮我学英语的问题。她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每天派车子接送我到移民学校上课,第二,找一位义务劳动教师上门教课。我想,人家已经这样关心我,为我提供这么多的方便,我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每天开车接送呢,因此,我接受了第二方案。苏告诉我,“义工”教师不是马上可以找到的,需要等一段时间,在等待期间,她可以寄给我教课录音带供我自学。从移民学校回家时,我和鲁斯在车上聊了天,这时我才知道她也是一个“法定盲人”,而且她的视力比我的还差,所以无法开车。这又是一个“安娜”!

澳洲啊澳洲!你所以这样美好,是因为有着美好的人民,他们具备着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关怀他人的善良品德。庇护寒士的大厦就建筑在这些人的心里。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对澳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庆幸自己来到了这块美丽的绿洲。尽管我的眼睛还看不清具体的事物,如房屋,车辆等等,但我却看清了抽象的东西,如澳洲社会,这是个安静的、祥和的社会。我看不清人的面孔,但我看清了澳洲人的精神面貌,他们都是好人。中国有句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从我身上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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