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骆驼行-从台湾到大陆(81)

81 重返台湾
墨尔本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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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4日讯】81 重返台湾

在欢乐中生活﹐日子过得特别快﹐仿彿是一眨眼的工夫﹐地球就绕着太阳转了两周。

我们终于拿到了澳洲护照。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观念大改变。二十年前﹐当我得知两个妹妹加入了美国国籍时﹐我马上写信批评她们“背叛了祖国”。那是多么可笑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两年受了新潮的教育﹐才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从孔夫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孙中山所说的“世界大同”都和当今人们所说的“地球村”一脉相承﹐凡是高瞻远瞩的人都认为整个人类是一家﹐何必在乎地域的差别呢﹖

我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向台湾亲人报告这个好消息﹐告诉继母我可以马上到台湾去和家人团聚了。

和过去一样﹐又是母亲接电话﹐她也为这一福音而兴奋不已﹐一再问我的健康状况如何﹐心脏病高血压都好转没有﹐眼睛怎么样了。我回答老人家说两年来血压一直很正常﹐心脏病已经痊愈了﹐只是眼睛进步不大﹐不过没有恶化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两眼都消除了疼痛﹐轻松多了。听到这里﹐母亲忽然用一种十分愉快的声调说﹕“既然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这消息我一直不敢对你们讲﹐怕你们承受不了﹐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

“究竟是什么消息﹖妈妈快讲嘛﹐”我性急地催促她﹐我这时似乎已经有所悟﹐心跳突然加快。忍不住脱口而出﹐“是不是爸爸……﹖”“是的﹐孩子﹐你听我详细告诉你。我现在心情非常平静﹐也希望你不要激动。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母亲的声音确实很平静﹐她像讲邻居的故事一样告诉我﹐两年前﹐当老人家接到我从澳洲打去的电话时﹐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尤其是在电话中听到重孙子奶声奶气地喊﹕“老爷爷好﹗”老人家立时潸然泪下﹐他说﹕“等待亲人团聚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当天晚上﹐老人家在一家豪华饭店设宴﹐请亲朋好友饮酒﹐庆贺他们四十五年前离家出走的大儿子已经率领妻儿子孙离开大陆﹐不久即可来台湾了。那时老人家还不知道我们持中国护照还不能进入台湾。宴席上﹐老人家兴奋不已﹐频频与人碰杯。散席后,回到家中﹐欢喜就寝﹐可是第二天没有起来﹐老人家就这样长眠了……

听到这里﹐我的喉咙已被哽住﹐热泪夺眶而出……

“情况就是这样了﹐你听到吗﹖”母亲好像看见我在流泪﹐一再问﹕“你听到吗﹖”我一时说不出一句话﹐只闭着嘴“嗯”了一声。声调也不对劲﹐母亲听出来了﹐忙又解释说﹕“你别难过﹐孩子﹐你爸爸寿终时88岁﹐也算高寿了﹐他的逝去很安祥﹐没有丝毫痛苦。这是他一生与人为善﹐做好事修来的。孩子﹐人生自古谁无死﹐咱们中国人向来把老人寿终视为喜事﹐所以这没有什么可悲伤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孩子﹐你完全不必难过。当时我考虑到你有心脏病﹐高血压﹐怕你承受不了。所以一直瞒着你﹐再说﹐你又不可能来奔丧﹐何必让你干着急呢﹖今天﹐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才对你说了实话。孩子﹐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一切都过去了﹐都不必再为往事伤感了。你现在可以来台湾了﹐妈妈等着你﹐快过来﹐孩子﹗”……

放下电话﹐我感到茫然。

父亲给了我生命﹐我却给父亲带来塌天大祸。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向父亲赎罪时﹐父亲却永远地去了……

对于生我养我的两个母亲我都无法行孝﹐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最后一位母亲还健在﹐她给了我最后行孝的机会﹐我决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眼下儿子已回国办理一些有关画展的事﹐儿媳刚刚临盆生下一个男孩﹐离不开老伴的服侍﹐待儿媳过了产期﹐儿子也回来了﹐我便可偕同老伴赴台湾探亲了。

然而一天夜里突然接到妹妹从台湾打来电话﹐说母亲心脏病猝发﹐住进医院﹐两个妹妹都从美国赶来﹐要我尽快去台湾﹐我想马上起程﹐家中又无人陪伴﹐这如何是好﹖儿媳说﹐这里的匡塔斯航空公司服务质量享誉全球﹐就由我一个人乘坐这家公司的飞机去。那天夜晚﹐我乘出租汽车来到墨尔本机场﹐我向司机出示了“盲人证”﹐他向我收了半价的车钱﹐然后主动搀扶我进入候机大厅﹐又带我到服务台向服务人员说明我的情况﹐然后离去﹐而机场服务人员则热情友好地位我办理了登机手续﹐又在我的登机卡上盖上“盲人”字样﹐让我坐在一旁等候。一会儿﹐一位男青年推来一辆轮椅扶我坐上去﹐送我登机。一路上经过检票﹐检查衣服和填写表格等﹐都由我的推轮椅的青年替我办理。机上的空姐也热情周到﹐甚至用餐时为我打开食品袋﹐并撕碎鸡肉。

到达悉尼机场时﹐一位女服务员到飞机上迎接我﹐换乘国际航班的飞机。她彬彬有礼地向我道了早安﹐轻轻地搀起我的胳膊。这时我看出她是一位年龄较大的洋人妇女﹐衣着入时﹐雍容大方﹐态度友好。她轻声慢语地宽慰我说﹕“不用着急﹐时间很充裕﹐慢慢走。”从这里到国际机场有一段漫长的路﹐中间还要搭乘专线巴士。她像一位有经验的护士长﹐得心应手地搀扶我﹐为了解除寂寞﹐她像老朋友似的同我聊起家常来﹐关切地问了我许多问题﹐表示为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庆贺﹐又为我很快就能会见亲人而高兴。她又作自我介绍说﹐她是高加索移民﹐出生在澳洲﹐在这里工作已经八年﹐服侍过不少中国旅客﹐这些中国旅客都能和她合作得很好。这使她十分愉快。她还不时夸我的英语说得好。而事实上我的英语水平是很差的﹐她是在鼓励我。

登上国际班机时﹐迎接我的是一位北京姑娘。当她关怀体贴地为我安排座位时﹐我的邻座旅伴热情主动地帮我系好安全带﹐并用英语对空姐说﹕“你去忙别的吧﹐这里有我。”我模糊地看出这是一位白发银须的老人。

他精神抖擞﹐热情奔放﹐声音洪亮﹐态度友好﹐十分健谈。他说他一听口音就知道我是中国人。接着﹐我们仿彿一见如故﹐象老朋友似的聊起来。我首先声明我的英语水平很低﹐请他说慢一些。他在听我叙述了我的简单经历以及我的眼疾状况后就向我介绍说﹐他的祖籍是英格兰﹐一百年前﹐他的祖父以自由民移居澳洲﹐他本人出生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本。他现在悉尼的一所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今天回家度假。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话题一下子就转入中英两国的历史关系﹐用十分抱歉的语气谈起了鸦片战争﹐还说到一百年前在澳洲的白人欺负华人的惨痛往事﹐又说到该死的“白澳政策”。最后﹐他十分感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们的祖先太对不起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很好。前年我还到中国去出席过学术讨论会﹐我很敬佩我的中国同行。”我打断他说﹕“不愉快的历史都过去了。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俩坐在一起﹐简直如同兄弟。”他这时很感动地说出勉强可以听懂的八个汉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个人都笑了。我感情冲动地握住他的手﹐突然想起一件事﹐便问他﹕“你们昆士兰出了一位女英雄。一个卖炸鱼的老板娘﹐大喊大叫反对亚洲人。这个人现在怎样了﹖”他大笑﹕“你说的是韩珊呀﹐她哪里是什么英雄﹐小丑一个罢了。你想﹐反历史潮流的人能有好下场吗﹖眼下﹐她算完了﹗”我同意他的观点﹐说﹕“历史潮流是阻拦不了的﹐历史的前进就象咱们乘的这架飞机﹐它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操著不同的语言﹐带着不同的肤色﹐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怀着不同的希望﹐但此时此刻﹐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谁要想不和大家同前进﹐除非他跳下飞机﹐那是死路一条﹗”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你说得好﹐说得好﹗”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才各自休息了。飞到布里斯本时﹐我的这位旅伴下去了。我则仰靠坐椅﹐闭目养神﹐脑子里还盘旋著刚才的对话﹐渐渐入睡了。一觉醒来时﹐忽听广播喇叭里播出“台北到了”的消息。随着下机的人流﹐空姐搀扶我走到机舱门口﹐“华航”的一位小姐早已迎候在那里。她小心翼翼地将我搀上轮椅﹐轻松愉快地向前推去。一路上驾轻就熟﹐顺利地为我取行李﹐办理一切出关手续﹐一直推到机场大门外。听到不远处传来妹妹的呼唤﹐轮椅的速度加快了﹐“华航”小姐亲手把我交给了我的亲人﹐她才道声“再见”离去了。两个妹妹看见我﹐一拥而上﹐顿时悲喜交集﹐她们只喊了一声“大哥”﹐就哽住了。这时另一个如同悲鸣的呼唤灌入我的耳鼓﹕“驼驼”﹗这是我的霞姑﹗她的出现是我没有料到的。她抱着我的头﹐声泪俱下。两个妹妹忙劝慰她老人家说﹕“好吧好吧﹐别哭了﹐快上车吧﹐妈妈还在车里等着呢。”原来母亲已于今天上午出了院﹐心脏已恢复正常﹐医生叫她静养。她知道我来了﹐一定要到机场来接﹐大家便让她坐在汽车里等候。

这已是傍晚时分﹐傍晚的灯光下﹐我看不清母亲的面容﹐只模糊地看见她的一头白发。我见了她老人家﹐头一句话便是十分歉疚地说﹕“当年我的离家出走﹐给爸爸妈妈闯下了塌天大祸……”母亲宽容地一摆手﹕“都过去了﹐还提出做啥﹖快上车﹗只可怜你爸爸没能见你回来﹗”……

车子为二妹驾驶﹐开回家去﹐我坐在母亲旁边﹐老人家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生怕我再跑了似的。彩霞姑坐在我的另一边。她一再地问﹕“这不是做梦吧﹖”是怕突然醒来。大妹小瑛最冷静﹐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不停地大声向我叙述几十年来的思念之情﹐她说﹕“一星期前﹐听说妈妈旧病复发﹐才起程来台湾﹐彩霞姑也是为此从美国回来的。”大家都希望这次能看到我和杜娟以及我的儿孙们﹐没想到只是了我一个人﹐感到美中不足……

到家后﹐我才知道这已不是四十五年前的住家﹐母亲说先前的那座木头房子早已拆除﹐而盖成现在这座大楼﹐我家住在三层楼上。进入母亲的卧房﹐迎面看见靠墙正中的方桌上方立放着父亲的半身肖像﹐像架就立在父亲的骨灰盒上。母亲说﹐父亲在世时﹐两位老人就约定了﹕谁若先走﹐就将骨灰盒留在家里﹐由活着的人陪着。等另一个也去了﹐由子女将两个骨灰盒一同下葬。两年来﹐母亲就一直陪伴着父亲﹐她一直觉得父亲就在身边。每次吃饭时也给父亲留一个座位﹐摆上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父亲的床铺也原封不动﹐这几天给霞姑用了。

耳闻目睹这一切﹐使我感到父亲确实没有去世﹐他还健在﹐他还在上班﹐也许一会儿就回家用晚餐。所以我一点伤感也没有。

当晚灯下谈心﹐大家围坐在父亲像前﹐个个兴奋异常﹐回忆过去半个世纪的往事﹐人人都有一部沧桑史﹐离合悲欢﹐千头万绪﹐一齐涌上舌尖。说起中国大陆的新闻和旧闻﹐她们看似比我知道的还多﹐还详细。而对于她们的情况﹐我却毫无所知。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妹妹﹐一个是大学教授﹐另一个是在纽约颇有声誉的华人画家。从她们身上﹐再也找不到“小不点”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脑子里。我情不自禁地掏出皮夹子﹐从中抽出那张小不点合影﹐呈现在她们面前﹐她们都很惊喜﹐说是很像她们的小孙女。由此我又提起当年那幅“一塔湖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连串悲剧和闹剧﹐大家同叹人生如梦。是梦就必然有醒来的时候﹐现在终于醒来了。霞姑在洛杉机开的饭馆生意兴隆。姑父喜爱戏曲﹐成立了一个民间的“中华戏曲艺术研究会”﹐自任会长﹐编撰了一本长达百万字的“中华戏曲集”﹐颇受华人欢迎。他老人家还曾自编自演自导一出名为“双飞”的戏﹐内容是一对青年与封建婚姻制度斗争取胜的故事﹐事实上就是写的他和霞姑自己的斗争史。此戏搬上舞台后受到观众的喝彩。

时隔近半个世纪﹐又回到曾似梦境的宝岛时﹐我并没有旧地重游的感觉。妹妹们自告奋勇要带我去游日月潭和阿里山﹐我婉谢了﹐人到暮年﹐对游山玩水已无多大兴趣﹐我这一生见过的山山水水还少吗﹖再说﹐我这双眼睛总是告诉我﹕在家里呆着比出去安全。我只是在街头巷尾转了转。起初﹐我觉得台北街头和上海差不多﹐总是那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仔细看﹐月下的台北街景和四十五年前又大不一样了﹐那时内战方酣﹐大街上到处是士兵和警察﹐老百姓终日诚惶诚恐。现在大街上已不见任何士兵的踪影﹐连警察也没有。这一点又与上海不同﹐今日的上海﹐到处都是警察﹐民警﹐户籍警﹐交通警﹐巡逻警﹐还有武装警察﹐他们为了执行公务而可以随便打人。至于便衣警察﹐那就没法计算了。警察的职能应该是维持秩序的﹐上海拥有那么多警察﹐社会秩序反而每况愈下﹐而台北街头看不到警察﹐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反而良好﹐岂非咄咄怪事﹗

多年来﹐我念念不忘那位给了我启蒙教育的作家无名氏先生。大陆解放初期﹐我曾按照<<野兽野兽野兽>>一书出版社的地址去拜访他﹐那叫“真善美”书局。可是那个机构关门大吉﹐也无从打听。我想无名氏现在一定在台湾。于是我找到台北的作家协会﹐果然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位老先生原名叫卜乃夫﹐如今年逾八旬﹐仍忙于笔耕。我怀着狂喜的心情同他通了电话﹐然后又写信给他﹐详细地作了自我介绍﹐表露了我几十年对他的思念之情﹐希望当面聆教。卜老先生十分宽厚大方﹐当即在电话里约定于富都饭店咖啡厅会晤的时间。

讲定下午五点钟见面。我提前半小时到达。这时咖啡厅只有我一个顾客﹐在服务员的侍候下等候我的老师。服务员认识卜先生﹐因为他是这里的常客。五点正﹐从大门口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穿着便装﹐胳膊夹着一个大包。他一进门﹐就和服务员友好地打招呼﹐受到殷情的招待﹐他就是无名氏了。我马上起立迎接。对方也看出了端霓﹐忙伸过手来﹐问﹕“您是骆驼先生﹖”……

入座后﹐老先生将夹着的一包东西往桌子一放﹐亲切而坦率地说﹕“我给你带来一批书﹐都是我写的﹐当然不全﹐我没有为你配齐﹐你如还要缺少的部分﹐可去黎明书店购买。我可以打电话要他们给你打七折。”

我如获至宝﹐当即浏览了我这一包东西﹐一共八本﹐大多是四十年代出版而今又再版的小说﹐有的小说如“塔里的女人”等﹐在当时青年中传阅﹐大家爱不释手﹐简直发了疯。这些书中唯独缺少对我影响最大的“野兽野兽野兽”﹐我当即决定明天去买。

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我的情况都已写信告诉了你﹐我今天来拜见您是想请您提些问题﹐我可作补充说明﹐让您了解得更彻底﹐我是在向您提供写作素材。”

“承蒙您的错爱﹐我很高兴﹐”老先生这样开始﹐“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咱们只是朋友﹐别称我老师﹐我担当不起。至于你想向我提供大陆的情况﹐我很感激﹐不过我对大陆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大陆解放时我没离开那里﹐我留在大陆三十多年﹐不久前才会台湾的。”原来在这几十年当中﹐大陆的各次政治运动他都经历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他已积累了许多许多﹐回到台湾后﹐他都一件件地写出来……

“三十多年”的时间不算短﹐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呢﹖他一直没有工作﹐只依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在这三十多年中﹐他和居委会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和户籍警交了朋友﹐和医院的医生也相处很好。总之他有个适于生存的环境﹐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医生证明他有“心脏病”﹐需要长期休养﹐所以他可以不工作。由于没有工作单位﹐政治运动来了﹐也就没有人揪斗他﹐里弄里也不来找这个“病人”的麻烦。后来只是在文革期间﹐由于他帮助了一位外逃的朋友﹐便以“窝藏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劳改了一年。法官爱他的才﹐把红卫兵搜去的文稿全部还给了他。

他的三十多年经历就是一篇很生动的故事。然而他讲得是这样的冷静﹐这样平淡﹐这样不以为然﹐使我受到了谦虚谨慎的教育。

谈到中国大陆的红色政权﹐他不象有些受迫害者那样咬牙切齿﹐也不象某些既得利益者那样歌功颂德。他冷静地告诉我﹕解放几十年来﹐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做了三件事﹕一个是收复了西藏﹐那地方过去从未受中央的控制﹐总是鞭长莫及﹐可共产党却牢牢地控制住它了。第二件事是解放了妇女。现在中国妇女真正做到了与男人平等﹐不但工作上同工同酬﹐而且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成了‘半边天’。第三件事便是培养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不再像往日那样软弱可欺了。他的这三点独特见解都是有道理的。

关于我的经历﹐老先生没提任何问题﹐只是说﹐我可以写写回忆录。

听着老先生的说话﹐我只觉得阵阵暖流通过我的心头﹐我的全身。我仿彿沐浴在春风化雨之中。谈话结束时﹐老先生赠给我一个“十二字箴言”﹕记一切﹐失一切﹔忘一切﹐得一切。老先生未作任何解释﹐任我自己去领悟。我悟到这是规劝我放弃一切个人名利杂念﹐把一切执着心都去掉﹐把一切事物看淡﹐淡到完全消失﹐成了零﹐到那时就会变成无限大﹐和整个宇宙融成一片﹐同宇宙永存﹐这样悟对不对﹖我仍在继续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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