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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5日讯】唱比说好?说比唱好?说书人口中的历史,是历史传奇的一面。
在书里,你很轻易地就能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部书的清白世界里,衹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也衹有两种分明的感情﹕爱与恨。《岳飞传》里就有太多敢爱的与敢恨的。
茶馆里练来的“扣儿”
听书听扣儿,看戏看轴儿。
什么是“扣儿”?“比如这一段﹕岳飞带着两千人去解救皇上,本来听说就被围困在这儿,打散金兵杀到里头一看,屋里没人了,地上有一摊血迹,旁边放着龙鞋,另一边还挂着龙袍,岳飞脑袋嗡地一下,皇上有什么危险了?接着怎么办?这时候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能讲多长的书。”
评书演员的兜里装的是说评书的宝贝。“一个说书人兜里要有好多个面孔。比如说赖昌星的红楼门口如何的警戒,‘你看这警卫人员,这个齐啊,都在二十一二岁左右,个头都在一米七五左右,高了高了笨,矮了矮了矬。一个个拿着冲锋枪,有子弹吗?有。有啊?不一定。’这就是靠咱们讲嘛。我们要编电视剧,可能谁也编不过我们。”
刘兰芳的第一次登台是在茶馆里。“老师病了,观众不能断,断了就没人再来听了。三个小女孩不知道害怕,上去打义工,记不起当时怎么胡说八道了,衹知道还真把观众留住了。”
现在,苏州可以听书的茶馆多,上海也有西藏茶馆和乡音书院可以听书,香港有103个茶社说粤曲,粤曲也是评书。“在茶馆说书最难,如果昨天来了10个听众,今天才8个,明天就可能衹剩5个了。好演员都是从茶馆出来的。哪怕就来6个人,天天来也证明自己能说住人。”
想起陈凯歌的一部片子《边走边唱》里面弹琴的盲艺人对1000根琴弦的生命寻找。一首关于评书的《西江月》最后的两句话﹕“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她说﹕“《岳飞传》是我几十本评书说完了以后的经验总结。说书人要通达人情。想不到就说不出来。里面包含着自己太多的处世态度和人生体验。”
60年的曲不离口,造就了人的性格。不再是当初梳着小辫无顾忌地走上台的小女孩,一部书说人也说己,凝聚着全部的人生慨叹。
“忠臣孝子”和全国粮票
1979年年初《岳飞传》开始录制。最开始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故事大纲。“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书道子。幸亏副团长在图书馆的废堆里拣了本钱彩的原著《说岳全传》。”那时候还有好多人在说她是“搞四旧”。刘兰芳曾经写下了几万字的书道子,后来就是为了破四旧“书道子”被扔进了炉子里。
一个误区﹕说书就是背书。刘兰芳当时对原书作了大量的删改,最大的特色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古事今说。原书中的“泥马渡康王”,有着迷信的色彩,在评书中改成了白马,而“岳飞显圣”的情节就完全删掉了。再比如岳飞使的沥泉神枪的来历,“原来说成蟒就是枪,原书里讲岳飞出去玩,发现一条怪蟒,怪蟒从洞里出来,岳飞拽住怪蟒的尾巴一抻就是一条枪。这不对,太玄虚。我把这段故事改成怪蟒守的洞必定有宝,岳飞进洞去找,才发现了这条枪。然后还解释了一下,说这条枪是战国时期打造的,我国冶炼有悠久的历史,在战国时期就有欧冶子造剑的故事。”
当时报纸上最热门的讨论是“岳飞是不是愚忠”,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有正说也可以有反说,当然现在最多的是戏说。
《岳飞传》衹有一说,就是在讲孝子忠臣。她一言以蔽﹕“《岳飞传》讲的是传统道德观,我们还是需要。”
有这样一个关于听《岳飞传》的故事。很有趣。
胡同里的大妈,急着要听《岳飞传》,省吃俭用买了台半导体。美滋滋地一边听一边在院子里遛弯。邻家的女儿拿着半导体从门里出来,她也正在听《岳飞传》。大妈着急了﹕“怎么刘兰芳也在你那儿讲,我以为她就在我这个半导体里讲呢。”
《岳飞传》是“文革”后在广播里播出的第一部长篇传统评书。“我们也就成为最早触电的一代评书演员。”她把自己“红”的理由很简单地全部归于“触电”上。但《岳飞传》确实有着强电效应。从辽宁到天津、上海、杭州,大江南北举行了《岳飞传》的交流会,从省级台到县级台,100多家广播电台先后播出了这部评书。
《岳飞传》播出期间收到了成麻袋的听众来信。吉林省一位听众,寄来祖传治嗓子的秘方,希望刘兰芳保护好嗓子,好为广大听众说书。农村供销社一位采购员来信说,他们全家男女老少7口人,都爱听《岳飞传》,很想见到刘兰芳,希望能得到她的一张照片。并说﹕“山区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寄一个菜板过去。”
“那时候我算是红透了,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全国粮票’。”她笑,但我知道这话不夸张。
那时录1年的书,她衹得到个10块钱的小半导体,自己高兴死了,那时候买不起啊。
说评书二十年出一个
辽宁出角。
刘兰芳和单田芳是鞍山市曲艺团的,袁阔成是营口市曲艺团的,田连元是本溪市曲艺团的。为什么?她的话有说书的味道﹕“我们杀出来得快。”
她的口音,东北腔?北京音?都不是,她说话其实就像说书,但这一点她不承认。据说上街买东西,她一张嘴就会被售货员听出来。比如几十年的说书生涯,她形容的话就是“我们也都是杀了几进几出才出来的。”
当初为什么学说书?并非她的初衷。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人,我是满族,我15岁考上了辽宁省鞍山市曲艺团当学员,拜孙慧文为老师。我的家里都是搞曲艺的,我的母亲、两个姨母和一个表姐都是唱东北大鼓的。东北大鼓已经要失传了,找不到传人了。在家就开始学唱大鼓,像杜十娘、三国演义、王二姐思夫、灯下劝夫什么的。艺人家庭都比较苦,我母亲是学艺的,身世比较坎坷,所以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是立志不学艺的。中学毕业之后,家里实在太穷了,不能再念书,才考上鞍山市曲艺团当学员。”
最近,她重新唱起了东北大鼓。每周三、周四在中央电视台11频道播出。“怕观众忘了我。”
“我今年已经拿44年工龄补贴了。”从学员、演员、书记、文化局局长再调到曲协当副主席,她说是一步步熬上来了。但“我首先是学员。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出来喊嗓子,几十年如一日,东练三九,夏练三伏,天天练八九个小时,衹有坚持耳濡目染才能说好书。”
评书的教授,一贯的方式就是“口传心授”。是不是有点跟不上形势了?“照本宣科永远学不来评书。要看,要感觉。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告诉你眼睛怎么样才能传神,发声的位置在哪里。这种方法不是土的。我们在黑板上衹能讲评书源远流长的历史。”
她的老师是西河大鼓的创始人。“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就70多岁了,他在那儿弹弦,教我们六七个女孩唱西河大鼓。”
“诗词歌赋山赞水赞人物赞要背。‘这个风,好大的风,直刮得飞沙走石……’‘风借火势,火借人威,火鸽子火球乱蹿,烧得骭里啪啦乱响啊,衹听得……’开始都是在背,后来才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
说评书有句“艺诀”,叫做“两年胳膊三年腿,十年练不了一张嘴”。熟能生巧是个慢功夫,她说﹕“二十年才能出一个。”
评书解词
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刘兰芳认为北方的评书和南方的评话可以视为一体。“各地评书都用方言,普及但不普遍,因为说的人太少了。”
唱曲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道具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
行话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做“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做“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
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北京晚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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