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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7日讯】康原（John Kamm）是一个知名的大陆人权问题活动家，他曾担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近年致力于大陆异议人士的营救工作，但他与中共官方的交涉方式，也招致人权组织的非议。据《中国时报》17日摘译自纽约时报曾经获得美国普立兹新闻奖的萝森伯格（Tina Rosenberg）的报导：
没有人会想到，康原竟然变成一个人权斗士。十几年前的康原，不但是香港美国商会的主席，更是一家美国化学公司在香港分公司的副总裁。他除了拥有令人钦羡的优渥薪资外，公司还配给他一栋豪华公寓，一部宾士轿车，一个司机，两名女佣，并享有包含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学费在内的各种生活补贴。这种生活待遇，外人实在找不出康原最终选择在虎口拔牙的原因。
一九九○年五月，在康原准备游说美国给予大陆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到华府参加国会关于大陆人权问题的听证会前，他参加了一场中共驻香港代表周南主办的宴会。康原回忆说，这场宴会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宴会中，周南感谢美国商会的努力，并举酒向他致谢时，他忽然想到早上才看到的报纸头版消息说，一个香港学生在“六四”后于上海被补，目前还在监狱遭受虐待，于是康原随口问起周南说：“你们为什么不放了他？”谁知周南在众目睽睽下当场翻脸，并指责康原是在“干涉中国内政”。稍后，当康原上洗手间时，据知，他的美国同僚代他向周南道歉，但大约一个月后，那名香港学生获得了释放。
一九九○年底，康原在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的一年任期届满，又六个月后，他的继任者以美国商会的信函通知他，希望他能提供保证，未来媒体提到他的人权评论时，不要再把美国商会扯进去。
但那个时候，康原已经变成一个极具使命感的人了。一九九一年三月
，他带着一份由人权团体处搜集到的大陆政治犯名单，先到广州，后来又转到北京，一一拜访中共有关官员请求会见，并要求中共官员提供名单内政治犯的讯息。经过康原两年的努力，这份名单中的所有政治犯都获得了释放。
康原说，后来他发现，当年那名香港学生之所以获释，和他与周南的对话并没有一定关联。第一个真正因为他的努力而获释的政治犯，是两名来自湖南的工运人士李林和李志。他说，一九九一年七月间，当李林、李志兄弟获释来到香港时，他们曾经一起吃过饭，当时两兄弟身上还带着在监狱中被殴打的伤痕。李林告诉康原，他介入他们案子的当天，就是他们兄弟监狱生活改善的开始。康原听到这段话后忍不住流下眼泪，并且开始认为自己可以在大陆人权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九九一年九月间，康原辞去了那家待遇优渥的化学公司副总裁职务，开始自己做生意，由此才能专心于大陆人权事务。现今的康原，则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商界，他和妻子、儿女于一九九五年搬到旧金山居住，并成立一个“对话”基金会，专事处理大陆政治犯的营救事宜。
康原估计，透过他在“对话”基金会的工作，至少已经有二百五十名大陆异议人士获得释放，或至少获得较好的生活待遇。包含美国国务院在内，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或个人援助大陆异议人士的成就能超过康原。
美国商界一般认为，介入民运将影响自己公司的商机，但康原则反是。他认为，商人比“国际特赦组织”这类机构更容易成功，因为中共会把商人视为朋友，而不是敌人。中共外交部主管人权事务的高层官员李保东在谈到康原时就表示：“他爱中国，他尊重中国，他是建设性的、务实的”。
去年十二月，本文作者到北京观察康原的实际工作方式。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康原在北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楼接待室中，与法院的外事办公室主任刘贺华（音）对坐着。只见康原从手提包中拿出一封信交给
刘，他说：“我的好朋友，海戚参议员要求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他告诉我，他希望能和他的好朋友萧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叙叙旧”，“他说他们两人好久没有通信了，希望我能为他把信带上”。
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康原，并问说：“这里面主要说些什么？”康原回答说：“主要是祝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你知道，我和参议员是很熟悉的朋友，事实上，我是参议员的外甥”。康原并提醒刘，海戚参议员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他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协助他了解一些案子的讯息”。
显然，康原熟悉的不仅是北京话、广东话，甚至还包含中共党的语言，而后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康原的名单中也包含一些知名的异议人士，但他主要集中在外界还不清楚的异议人士身上。康原表示，他拥有超过二千名大陆异议人士的名单，里面有百分之八十不为外界所知。
康原二十五年和中共政府官僚交往的经验，使他了解到应该如何利用中共官僚系统内部的屈从性格和忧惧心理，说服一些重要官僚为政治犯出头，要求下级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康原与中共官员打交道的方式，也对美国国务院造成影响，一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就说：“我们从他的工作中学到必须有耐性，搜集好资料，还要锲而不舍的追踪后续发展”。但即使如此，康原也必须经常向华府高官们弄到厚厚一落的信件，并以这些信件来让中共官员们相信：得到我康原的同意，就等于得到华府的同意。李保东就说：“我们把这些案件看成与双边关系有关”。
即使如此，外界对中共政府与康原的交往，或多或少仍持有异议。有人认为，这根本是一种人质谈判，康原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对此，康原并不否认，但他说：“真正的问题，是你被利用去做些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试着去救出那些人吗”？
“人权观察”组织香港办公室前主任孟罗认为，康原对人权工作的态度太过天真，这可能与他早年与大陆政治犯的接触经验有关。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席萧强认为，如果一个政治犯获释之后，不能对当初他为什么系狱发表任何意见，对改善中国大陆法律体制或防止下一个政治犯被抓完全没有助益，人权问题等于没有任何进展。(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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