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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9日讯】为官三十多年，曾荫权极有可能在两个多月后，离开“孕育”他成为司长的公务员体系。对于继续留在体系内的官员，他有话要说﹕“敢言是政务主任的特色。”
据明报4月19日报导﹐连日忙于推销问责制工作的他，昨日坐在山顶官邸的舒适沙发上，侃侃道出他亲眼目睹的公务员演变。
还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曾荫权刚踏入官场，当时主导大局的，绝大部分是从大不列颠漂洋过海来到这片殖民地当官的英国人，只有极少数华人政务官“点缀一下”，如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政府早年，每年只聘请两至三名政务主任，及至六七暴动发生，突显了工人及基层人士所受的不公平对待，至六八年开始，每年改为聘请数十名政务官。“施祖祥、苏泽光、许鸿、黄星华、陈祖泽和曾荫权都是这时候入去的。”打从那时起，公务员除了有“常任”性质外，还注入用人唯才的原则，但公务员工作只吁重“质量”，不理会回应社会的诉求是否够快。
七十年代，随吁廉政公署成立，曾荫权看到公务员“集体贪污文化”没有了，取而代之是政府为公务员“高薪养廉”。
最大的一次震荡，相信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到来。中英争拗、大幅增加社会福利的开支，公务员又加上“政治中立”的“优良传统”。到二十一世纪，他指公务员要再加上条件﹕“政治问责”。面对这次政制改革的洪流，他奉劝公务员“心理上要调整”。
外界及传媒似乎对曾荫权将出任首任问责司长已视为“理所当然”。于是记者直截了当问他﹕“如果董建华邀请你做司长，会否义无反顾接受﹖”
曾荫权说﹕“现在我全副精力是向普罗大众解释新制度是什么，讲这类（人选）问题是下一个层次的工夫，我们不要浪费这些精神。但你知我‘抛个身’出来做公务员，不用为这事担心。即使做不到这份工，也可以做第二份﹗”
对于有指公务员事务局长最终成为问责官员一分子，是因为中央不欲再有“翻版陈方安生”出现，阻碍特首施政。对于这个“敏感”疑问，曾荫权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我们希望有熟悉公务员的制度的人，后来发觉这个（旧问责制方案）使他丧失参与最高政策决定。最后觉得（现有问责制方案）这方法最好。我忘记在哪一日接纳这个意见，但这意见较早前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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