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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再出袁世凯?

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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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日讯】北京的党国元老一定很痛心,共产党死去活来,总算弄明白终身制是个 大弊病,但现在一个当年的十六级干部要当袁世凯,他们竟无可奈何。

这几年,许多朋友回国探亲归来后,都对我说祖国的变化太大了,还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上个月,我自己也回去了一趟,见到了上海和北京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和那番灯红酒绿的景象,也很激动;后来又到南疆去转了一圈,见到满街一元钱一个的(维吾尔族)大烧饼,回想起青年时饥饿的窘况,竟热泪盈眶;心想中国人民终于能够吃饱了,中国人民也终于将会站起来了。有很多海外的同胞也都这么说,既然情况不错,就不要太急,事情是会慢慢地进步的。   

然而细细想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也曾经过了一段夜不闭户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是不久,它就在无休止的革命的和政治动乱的噩梦中烟消云散了。而今天的“好景”也并不真的那么美妙,失去保障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繁荣没有参与感;先富起来的人们,又沦丧了道德;白蚁般的贪官污吏,更把政府的公信力蚕食一尽;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丢失了它的基本群众。因此,它对政治风险的承受能力,大大低于五十年前。

中共再次走到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付足了学费的共产党又一次面临了机遇:究竟是去发展和建设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呢?还是因循着几个人的“智慧”和“理论”行事,直到他们的“魅力”发馊变味?这次在乌鲁木齐,一个为我们开车的当过大兵的司机说:“情况倒是还不错,只是贪官污吏杀不尽;要是共产党想得开,搞多党制,问题就都解决了。”可是这个童叟无欺、路人皆知的真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无异于“与虎谋皮”的免谈交易。   

事实上,在许多的历史重要关头,共产党都不取“上策”,而走了“下着”。此次回国听到的令我极度扫兴的传闻,就是江泽民先生还要霸着共产党党魁的交椅,久久地坐下去。自从毛泽东驾崩以后,共产党天天都说要“取消终身制”,可是这位掌握了十三年权力的“第三代领袖”,还要学“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的坏样,将权柄握到生命的终点。因此,莫说国家的民主化不在议程上,连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也毫无希望。如果“十六大”上这个“谣言”变成事实,几十年言而无信的共产党,还有何脸面见人?

江想学第一代重行终身制   

江泽民出自中国名校交通大学。贬之者谓其“咋咋乎乎”,即有“好表现”的肤浅性格;褒之者说他重义气,且有人事斗争的擅长。这些褒贬都很真确,在邓小平弃世前,他就到胡耀邦的墓前去祭悼;在莫札特的钢琴上,他会无所顾忌地弹上一曲中国小调;他还会在洋人面前背诵“独立宣言”或“林肯格言”。而在这十年间,他不仅假邓小平之手,扫荡了在北京盘根错节的陈希同,和在军中说一不二的杨白冰;还白手起家地罗织了一套“核心”班底。   

江泽民初初是得自汪道涵的提携,后为若干中央元老所器重,在柏林墙崩塌,齐奥塞斯库被杀,共产党人人自危之际,走马上任总书记。他得力于朱镕基的辅佐,发展了经济,提升了国力;他亦有自知,在国际事务上有所不为。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或许是个有阶段性贡献的人物。但在这段期间内,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因此贪官蜂起,人心浮滥,社会道德全面败坏。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传统来说,他或许又是个有所亏欠的罪人。   

最近,总书记在中国社科院有番“重要讲话”,说要“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按常理来说,“理论”之于“实践”,是经深思熟虑而相对稳定的事物;而那些可以“不断”翻新的“理论”,其中必有谬误的成分。至于要“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就更像毛泽东“想到那里,做到那里”的历史覆辙了。在这些荒谬言辞中,可以看到他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情有所急”。这种“创造性”,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死胡同里找出路的本事,因此也就是当终身领袖的必要条件。   

据传,他最近又提出“要警惕身边的野心家”。无论这是指他近身的同僚,还是锋芒太露的亲信;这种久违了的令人惊心的毛式险语,是他政治更年期的多疑症状,也必是众叛亲离的先兆。与此相反,最善于“讲政治”的他,对党内的贪腐现象,竟如视而不见;为众民诟病的劣迹政客则牢稳地掌控着京沪两地的党政大权。江泽民精于人事算计,他会不会因为恋栈而启动党内斗争,自不在百姓的意料中;但他整人的旧事,却还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有人以袁世凯颠覆共和影射江泽民   

看来,江泽民为做“第三代终身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准备就绪,而志在必得了。然而,准备得愈多,马脚也就愈多。要重行“终身制”,无异于八、九十年前的“颠覆共和”。最近已经有人引用梁启超斥责“洪宪称帝”的檄文,来抨击这桩预谋。有人说,袁世凯当年是为“儿孙计”,原本只是他的那个瘸腿的儿子想做皇帝;依我看,江泽民的这番操劳折腾,多半也是为了“他人谋”。这般荒唐的事情,弄得好,“群小”之间又是一番争权夺利的打闹;弄不好,与“群老”翻脸,坐七望八的心脑血管运作不良,死了还要背个“窃党大盗”的恶名。   

北京的党国元老们也一定很痛心,共产党死去活来,总算弄明白了“终身制”是个大弊病;然而,当年一个十六级的小干部,如今尾大难掉,又活像一个袁世凯。说来,自命“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终究还是没有能辨证“终身制”只是症表,“一党制”才是症里。你说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中,有抱负、有能力的曾庆红、王沪宁如何施展?不搞权谋,不造理论,不劝人进,又干什么?“一党制”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这种“多党政治”的道理,说了他们也不会听;我人微言轻,说重了还要再当一次反革命。

江要成事首先要拉拢胡锦涛   

江泽民的这次成败,还是要在北戴河定夺。他要在位上多玩几年,全党同志又拿他怎么办?如果由了他去多过点“权力瘾”,那就破了“七十戒毒”的党规;如果不由他,则少不了一场党内的激斗。有人说,政治局常委里有四对三的对江不利的形势;我想,只须开某种“扩大会议”,就能改变这种态势。然而,怕的是“四比三”,可能只是“三比四”而已;第一个“反水”的,可能就是“第四代合法领袖”胡锦涛,此生懦弱怕事,他无喜无怒的外显,正透示出他无正义感的内格。这种人是垂帘听政的最佳操作物件,江泽民自然会在他的身上先下功夫;而他隐忍着的小家私心,多半禁不住“国家主席”或“总书记”名位的诱引。只要安抚了他,江泽民的事情就一马平川。两个月前,我有一篇贬谪胡锦涛先生作文,未料竟泛传于海内外媒体。如果胡先生这回果真有骨气的话,我朱某人将向胡先生公开赔罪。   

元老们的态度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但“老人”中亦不乏“小人”,他们要为子孙的“福祉”着想,未必都有“正气”和“清廉”的理想。以活着的“大元老”薄一波为例,他靠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平反冤案,而卸脱了“大叛徒”的罪状,接着就成了邓小平指导政治局常委工作的“大行走”;最卑鄙的是,他恩将仇报,不遗余力地组织打击胡耀邦。如今他的子女,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既得了如此多的金钱和利益,死了还少不得一块婊子的牌坊。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又能寄托什么希望?

江泽民想赖掉共产党欠人民的债   

人在事业的高峰,都会变得很癫狂。有人假设,“第一代领袖”毛主席若果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退下来,他的一生就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毛泽东本是随心所欲的人,共产党更没有约束领袖的制度,他们一推一就,就把“万众一心”的“千秋大业”,送到了“句点”上。“第二代领袖”邓小平本是个伟大的人,但总以为天下没他是不行的;上了年纪又失却了气量,处置“劝退”的胡耀邦,引得了举世的公愤,再用愚人李鹏、奸佞袁木去与闹事的学生斗争,更把事情闹到了开枪杀人的程度;他要是早点就放心让政治局去集体操办这件事情,何至于落到这般惊世骇俗、身败名裂的田地。   

用这些历史的教训来告诫江总书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包围着他的那些谋士们正在不断地告诉他,“你的学识和风采,举世无双”;其实,这些小人们还想踩着年迈的总书记的肩膀往上爬。再说,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章法的政党,所谓“过七十岁就退”,也不过是个口头的约定,并未写入党章;当初真情的胡耀邦要来真格的,假意的邓小平就翻脸不认人。如今,江总书记把“教训”当“榜样”,有一样,学一样,直到一天落入泥坑。   

江泽民先生要抗拒自然规律,或者要上历史的耻辱柱,都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江先生不服从共产党的任何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或约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行为;老百姓无权为江泽民的行为做出处置裁决。但是这些规矩和约定,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饥饿、鲜血、生命以及承受过的迫害换来的,因此也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欠下的债务的偿还契约;如果由江泽民一个人决定废弃了它们,就不仅等于是共产党赖掉了过去的账目,而且中国人民有可能在一个失智老人的统治下,重沦苦难。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原载8月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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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8-02 8: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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