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2月23日讯】2020年2月14日，湖北名导常凯因患中共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去世了。他的双亲皆于他之前离开了人世，姐姐也在同日下午离世，妻子则在医院救治，惟有在英国的儿子得以幸存。常凯突遭几近灭门之灾，让很多中国人的心头都笼罩着难言的悲哀。
有人或许不解，作为一家电影制片厂的中层领导，常凯的家庭怎么也算得上是中产、小康了。这样的家庭怎会遭遇这种无妄之灾，难道拿钱也看不了病吗？最起码，不应该走的这么突然。
对此，常凯留下的遗书中写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可见，在这个厉害的国，连中产都位卑言轻，连有钱人都难觅床位。对国家来说，这个曾经在电影事业上做出过杰出贡献，多次被评为标兵、先进工作者的“功臣”，如今也只能拿来充当死亡数字而已。
或许，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都会为他痛泣，为他的遭遇心生不平。但如今现实中比他更不幸的人，恐怕都数不过来。有人在微博中写道，“这场灾祸，无人置身其外，今天的常先生，或许就是明天的我。在宏大叙事的滚滚洪流之中，我们只是数字，或许连数字都算不上，即便有幸被世人知道，那也只是一个打针的护士、一个拍电影的、一个写书的……仅此而已”。
从这段话中不难听出，目前在中国，死于中共肺炎的亡灵能被纳入官方统计、能被计入死亡数字、能被外界所知，就已经是最大的优待了。
然而，所有打针的护士、拍电影的、写书的……都能被纳入统计吗？只看上十天过去了，全中国的医护仍被官方统计为“6人不幸死亡”，就足以得出答案。至于那些拍电影的、写书的，这些名人的存在本就是小概率。在人们的聚焦下，他们的死亡就算见诸报端，也不见得能体现出这个国家、政府与社会对生命本身的珍视与敬重。
其实，跟许多“打针的护士”生死未卜的情形一样，中国当下真正被忽略不计的，恰恰是大概率人群的死亡。连着几天，武汉当局统计的死亡率都刚好是3.1%；连着一周，中共当局统计的死亡率又都刚好是2.1%。可见，中国下至底层蝼蚁，上至富豪官员，哪怕是与病毒亲密接触的医护工作者，对于他们的死亡，中共也完全是凭一己需求，想忽略谁就忽略谁。
先不管你，任你自生自灭，然后牺牲你，把你忽略不计，最后连死了都不承认你；一个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在自己的国家。几十年来，在中共采取的谎言与暴力治国的双重夹击下，试问有多少人是死了“连数字都算不上”的？自打中共篡政那天起，所有针对国民进行的血腥、暴力运动所造成的真实死亡数字，直到今天都是难解的谜团。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邓小平也放过狠话，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而江泽民则更是直抒胸臆，下令“肉体上消灭”。中共从一开始搞的就是群体灭绝，又哪会有什么具体的数字！为了不留下杀人的罪证，别说统计数字了，连行凶方式都是“杀人于无形”。说中共不是“魔鬼”、“邪灵”，谁信哪？
一个数字就是一笔血债，中共显然是不会承认自己恶贯满盈、血债累累的。然而，不承认的就不存在、就能一笔勾销吗？毛泽东撒手人寰之后，他弄死“3亿人”的血债就不用还了？相信死后有天堂、地狱可去的人都知道，人间还不完的，死后还得接着还；相信死后有轮回的人也都知道，今生还不完的，下世还得接着还；相信有现世报的人更知道，自己还不完的，就由子孙后代接着还。哪有不还的理啊！
如今，未等瘟疫消散，网上就开始有人要向中共索命了。比如诸葛高参先生撰文质问中共，“你以为大疫过去，死难亲人的百万千万中国人不和你算总账啊？！”尽管中国人被蒙住了双眼、堵住了双耳，但他们却不聋、不瞎。佛经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常言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来报”。
那么，中共怕吗？想必是人都会怕。寄生于中共的党官们假如还有人性，自然会产生忌惮、畏惧之心。反之，没有怕心的，要么就是神性强大，要么就是魔性大发。翻开中共的历史，这厮一早就将信奉撒旦的马克思当成了鼻祖，心甘情愿的接受共产主义“幽灵”附体。中共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因为它被撒旦戴上了“毁人”的紧箍咒，被“幽灵”注入了最邪恶的力量。
凭着一股邪性，中共会觉得杀几个人就足够了？中共的历史就是杀人的历史，共产邪灵所到之处，只会出现无尽的灾难与杀戮。正是因为它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所以它根本不屑于计较死亡的人数，不在乎整个世界的生灵涂炭。在这种魔鬼意志的驱使下，任何人对中共来说，既不是生命，也不是数字，而是必须要铲除的目标。基于此，也就没必要统计什么死亡人数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