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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以悼念王若望先生开局的2002年，人权话语遍地开花，正在完成由精英们的实验室向俗众的大地移居的过程。如果单从人权意识觉醒的广度来看，已经超过1980年代的任何一年，功劳主要应该记在精英们头上，次要方面则是托互联网之福。以大庆8万职工为代表的数十起发自底层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天安门母亲”行动，中共被迫释放方觉徐文立等民主人士，控诉网路管制的签名活动，反独裁者连任的致“十六大”公开信，香港6万人反23条立法大游行，“阿安扎西案”签名援助行动，年终岁首的声援刘荻签名活动……这些亮点将过去一年点缀得分外妖娆。在另一层面，体制内明智人士的立场也大有“向我靠拢”的迹象：有助于培植国力的农村税费改革全面铺开，民间资本力量的日益坐大，深圳谋划急转身启动政治改革试点，江泽民在党内党外而重点是党内的种种压力下终于被迫逊位，执政党内的政治改革声音愈来愈响亮，私产入宪和旨在保护公民人权财权的民法典草案浮上水面，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以宪法的声音盖过“三个代表”的叫嚣，让人们生发出“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的希望。2002，体制内的务实派与体制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有内外协同形成合力夹击保守派的趋势……在经过十余年痛苦的沈寂之后，1989所凝聚的道义资源终于开始发挥效力。13年来，被强行按下的1989的头颅从来没有昂得这么高。人们像商量好似的，挣脱犬儒主义的羁绊一齐向威权政治大声宣告：我-不-服-从！面对2002的强大的反对声音，北京当局虽然依旧手持屠刀，却一次次上演“心太软”的哑剧，只能借助仅存的一点点暴力资源在远小于既往的范围内“只做不说”。托克维尔说过：“如果政府是软弱而有节制的，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动用武力，对局部的接连不断的不服从行为置之不理，则国家将逐渐堕入无政府状态；而如果政府是鲁莽而强大的，每天都使用暴力，则国家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专制国家。” 如果在这句名言后加上尉健行先生的“留给党的时间不多了”以作尾缀，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2002吗？
强大的“自由民主”旋涡裹挟住2003的年头，使它既不可能转向，也不可能停滞，更不可能后退。虽然政权在宏大叙事方面依然强作镇静，但来自民间的汹涌澎湃的暗潮已会集起不可阻遏的力量。
迄止昨天，发自“罕见奇谈”的声援刘荻的签名达到创纪录的855人。签名者遍布美洲，欧洲，澳洲，大陆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签名者中间既有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大作家，大记者，也有许多一般民众。这个无辜的24岁女孩子的悲剧故事只要一天还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就在那一天瓦解着北京当局已趋分崩离析的道义基础。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信徒们应该感谢北京那些愚蠢的家伙们。正是他们拘捕“不銹钢老鼠”的不法行为，使得13年来被专制离解成原子状态的良知重新会聚到一起，使得许多因北京挑拨离间而争执不休的论敌在“基本人权”这一底线上达成了共识，重新团结。
发生在岳阳市的市长落选新闻像划过暗夜的流星。这件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专制涂毒至为严重、民主人权理念“春风难渡玉门关”的闭塞的中西部地区。它折射出穷居内陆的人们对被操纵的选举的厌倦，和因此而生发出不甘于受辱的自主意识。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体制内下层与高层对峙的苗头，还可以看到利益博弈对民主集中制的本能反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区域自治意识正在古老的大地上觉醒。
另一个来自友人的“小道”消息让我更加鼓舞。北京一位主动承担代我买书义务的教授来信说，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遍寻不着，书店方面讲，思想类书籍最近卖得脱销。“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曾经不久还是人们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然而，现实让人困惑的太多，让人迷惘的太多，让人痛恨的太多，既然暴力的选择随20世纪的落幕而退出历史舞台，认真思考不可能不是理性的最后选择。随着自由、宪政、民主等观念“随网潜入夜”，建构在谎言基础上的官方话语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厌恶，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典著作的市场将越来越广阔。随之而来的，则是宪政民主的土壤越来越深厚。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展望2003，我没有任何道理不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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