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王鲁鲁根据发言录音整理/以下是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11月22日下午，在马州蒙郡郡政府议会厅大华府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举办“人权恶化的现状与对策”中国事务公众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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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有幸聆听了各位思想界﹑理论界先进的发言﹐启发很多。因此﹐我是站在巨人肩上呐喊，因为他们给我的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我想先讲一个题外话，因为今天的题目是讨论中国的人权继续恶化的讨论会，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上，我经常接触到法轮功的话题。我在这是个人表达对法轮功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敬意。
我个人不是法轮功学员，每当我到法轮功活动的场地，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非常良好、祥和的气场，这种浩然之气、正气、正义之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在任何集权统治，任何外来侵略，在任何集权法西斯的摧残下面不垮、不倒的精神。我深深地感觉到法轮功是中华民族良知的表现。
江泽民集团如把妄图把法轮大法消灭，这种恶行势必要危害整个人类的和平安全。我在自由亚洲节目里面会与同台的异议自由派知识界“精英”们在对法轮功的常有争执问题上讨论时,就是一些反共精英，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我还很难确定他们是不是符合知识份子，爱因斯坦对科学家知识份子所定下的定义。
某些中国的读书人经常在中国公众中传布一些对法轮功不负责任的报导，他们会对着几千万的听众说出一些对法轮功指手划脚、评头论足的负面评价。我问他们：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二战的威斯威辛集中营，处在纳粹的黑暗当中，你不是去批评希特勒的反人性的罪恶，而来指手划脚地指责犹太人的缺点、缺陷，这合适吗？更何况你也是集中营的成员，你不是集中营的刽子手，等待着你也是焚尸炉，不是十字勋章，对法轮功的认识是衡量一个知识份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能否坚持原则的问题。当纳粹势力大肆残害犹太人的关头﹐一个读书人﹐不揭露纳粹﹐却责难犹太人。
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是非层面，第二个是权利优于是非层面。从是非层面上来说，法轮功受到如此空前绝后的迫害，当然，中共在建政以后对各样的精神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迫害。
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不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中共对一贯道，对天主教，天道教下手；我们是看到过中共如何对家庭教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下手；我们看到中共靠几千亿美元堆积起来、重新乔装打扮下的所谓合法性外衣下面，怎样动用死刑对待地下教会的精神领袖。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中世纪，发生在1950年、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对统治区域内各种宗教或信仰团体的迫害是有先例的。没有先例的﹐是有法轮功这样奋起反抗的历史﹐首倡精神﹗
今天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的是非层面上，我们看到法轮功是以他们的良知来唤醒中华民族，要行善、做善行、忍耐和宽容。
美国独立革命建国时独立宣言前的宣言是一部动员人民武装人民独立建国的伟大的自由法典﹐而独立宣言的前身出自同一位执笔人的同样重要的历史文献名为“佛吉尼亚州宗教宽容宣言”是一份体现宗教宽容精神的宣言。而法轮功所主张的容忍精神正体现了美国的宗教宽容的思想。我们看到﹐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先贤﹐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清教徒后裔﹐在制宪会议上﹐这些清教徒们在富兰克林的倡议下﹐用向上帝的祈祷来消弥派别争端﹐但这些主的信徒﹐在制定国宪﹐操控神器时﹐奉行的却是佛吉尼亚宗教宽容宣言的精神。而法轮功所倡导的讲真话，面对真理的这种正气，戳穿了中共几十年来愚民政策 — 实行假大空骗人的技俩。
法轮功的哲学，他所创造的价值观，所维护的道德伦理原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急需的，给中共几十年摧残、浩劫所需要重新修复的这样一种良知和人类的良知。在是非层面上法轮功是无可非议，江说法轮功是反科学，反人道，反人类，所谓三反邪教组织，这顶帽子要戴在中共的头上是天衣无缝，这完全是一种贼喊捉贼,张冠李戴的做法。
一个有良知的人不难理解，对一个学法律工作者来说，我们有一个法律的职业病，对是非问题上可以有各持己见，但要从权利层面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在是非和权利并列情况下，权力优于是非,问题就是如此简单﹕每个中国人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自由，健身善化，净化自己思想？中国人民的回答是有的，可以的。但中共回答是没有，中国宪法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有人提出一个尖锐现实问题，胡温集团上台后提出了修宪问题似乎很热闹，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中国从1911年大清王朝钦定了十九信条以后一直到今天年不知修过多少遍。这个中华民族所进行的修宪之频繁是任何一国家都未从有过的。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它的前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一个倡导分裂叛乱的政权，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到底有没有“宪法”？我们来看一看现行的宪法，可以不可以修，有没有修改的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不说他的前言部分，是贯穿着史达林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垃圾的东西，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破坏社会主义。宪法第一条就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到今天为止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看到的在中共创造了多少繁荣的经济假像后面的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极权主义政体。中国的宪法到现在停留在1956年3月18日苏共20大以前的史达林主义的宪法，而且是一部最坏的极权主义宪法，没有一个史达林国家的史达林主义精神的宪法，能够如此公开的，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一个专政国家，对人民进行阶级、阶层歧视。中共“宪法”规定﹐在这样一个国家，某一部分的人是领导阶层，某一个人层是“基础”阶层。根据宪法发展出来的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法，更滑稽规定了农村人口每选一个代表要8倍于城市人口选出的一个所谓“全国人大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大部分人民政治权利仅仅从文字上看，以八分之一于另一部分人，虽然一个零和八个零本质上没有区别﹐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把阶级歧视法典化﹐却是一种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表现﹐中共从1931年就开始这么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不可改变能行吗？这不是一个修宪问题，中国面临是一个制宪问题。
宪法36条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从文字上看﹐仅仅“宗教信仰”的“自由”并非“宗教自由”﹐后者包括传教自由。但是还存在24条，有信仰自由，但中国人没有传教自由。传教自由是属于当权者，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2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
这是什么话？就是说传教的排他性的宪法性特权=洗脑权﹐权力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由一个阶级实行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是一个赤裸裸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暴力，组成为国家的暴力，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演变，我们看到中国人权情况越来越坏，确实是这样。对法轮功进行毁灭性的，种族灭绝式的残酷的肉体迫害，肉体消灭更是文明社会中不可宽容不可饶恕的一种刑事犯罪。确切地说﹐一种灭种罪。
我从童年时代就卷入了对共产党的斗争，这只是我个人的斗争。我发现共产党的规律是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土共好对付，洋共不好对付。英国乔治•奥威尔动物花园搞的所谓畜生一律平等，个别的畜生更加平等。1948英国的思想家、作家在“动物庄园”中就提出类似的思想。
更可怕的是现在西装革履的共产党–这一恶性肿瘤细胞还在向全世界扩散，就是铁打的布尔什维克加上剑桥大学
政治学博士金色学衔。这样的共产党比以前的难对付。所以这时出现这么难对付的共产党，还出现了我们伟大的法轮大法﹐尤如划破夜空的火炬。这让我想起老子的话﹐稍加修改﹕“道不道﹐非常道。”法轮功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类的希望。
人类历史从来不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斗争，人类历史决定胜负的是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智力较量。这样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大部分民众态度是不积极的，由少数人斗争来决定他们的走向。在法轮功身上看到正义的复活和人类良知的战胜。
在法轮功倡导的全球审判江泽民的活动中，在司法部分，如能更好的应用法律程式，包括罗马条约；根据该条约组成的国际刑事法庭，对犯下战争罪﹐灭种罪和违反人道罪﹐如果这类罪行2002年7月还在继续的被告有普遍管辖权﹐无论该被告的国家是否缔约国。不仅是对江泽民，同时也是对法网恢恢上2万5千名的打手，帮凶，进行审判，追踪落实到个人的民事责任。这样一个活动具有半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创造一种代表人类良知和道德的高尚行为，活动有重大历史意义。
这活动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且我们知道在二战以后，人类法学思想的进步，确定了个人责任制。根据纽轮堡国际法庭的战犯审判规则，任何一个犯有侵犯人权，违反战争罪的个体，个人被告，不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理由而有所逃避，即将刑事责任与刑事制裁落实在个人身上，这是人类法律文化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和江的史达林极权主义死硬派作斗争过程中，要善加利用这些法律，包括美国已经加入这种公约。1989年加入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等等，这些公约美国已成为缔约国。并且在加州，而最有可能打胜这场官司的地方﹐是加州的联邦法立宪。这是全国司法最开放的的地方。在这场斗争中，可能为埋葬害人的集权制度（史达林集团）发出来第一声春雷，布下第一个战略步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动，我个人将全力支援，尽我所能。
最后我要说的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用物质的手段来变更﹐但意识一经为群众接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今天在你们身上﹐我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而且还见到了实现这种希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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