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杨春光:关于政治与艺术的一次原则争鸣

——致李磊先生的公开信

杨春光

人气: 20
【字号】    
   标签: tags:

【大纪元12月9日讯】首先,我必须重新指明的是,我反问李磊先生的是:“我文本上哪里没有突破?恰是我的突破才使官方害怕的吗?在政治禁区上,在当下还有比我老杨更大胆突破的吗?”可是我非常遗憾的是,李磊先生在以下的回答中基本是所问非所答,而且所答的概念极其混乱,思维定势与逻辑程序严重颠倒,既没有真正回答我在文本上的哪里没有突破的问题,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恰是由于我的突破了政治禁区而使官方害怕的这样一些文本内的问题,而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节外生枝,移花接木地提出了一大堆的极其自相矛盾的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李磊先生作为我所尊重的诗歌网评家之一,提出这样一些许多非诗歌评论专业界的犹如社会愤青和左崽们的言论,其都是让我哭笑不得的。看来,我必须又一次被迫地对李磊的这样一些问题,尽量地做出去混澄清地作为我们兄弟之间的必要的回答和商榷。

  一、李磊如是说:“艺术突破是艺术家的使命。当今的官方应该是这样:只要不推翻政府,不妨碍国家安全,不破坏社会资源,其言论基本自由。这一点与其他的民主国家正在接近。那么,过去的已经过去,如同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与前十年比,肯定是有所改观,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却是努力改变。”

李磊先生既然也承认“艺术突破是艺术家的使命”,那么,当我突破到政治禁区时,李为什么竭力为现政权评功买好、竭力为腐败政府维护既得利益而高唱赞歌呢?这是什么突破?这是奴骨的突破,这是御用文人的那一套愚顽伎俩,是犬儒主义写作路线的大暴露。一个我心目中的一直先锋著的李磊先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所谓的艺术批判战斗力,原来竟是只对下而不对上的。对上是这般的犬儒之媚态百生啊!

我原来就多次声言过,您没有胆量与勇气向极权体制开战和批判则不要紧,您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暂时逃避,但当别人挑战极权、批判专制时,您出来不是就策略等问题好心地提醒,而是直接帮闲或者从本质上为极权统治者评功摆好,歌功颂德,这就从根本上等于御用文人和犬儒主义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李磊的以下言论,更加暴露了其极左的本来面目,也更加背叛了作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批判者使命。

按李磊先生所言,现在的体制已经不再是极权专制的强权体制了,“言论基本自由”了,而是“这一点与其他的民主国家正在接近”。难道真的如此吗?

首先,从体制上讲,我们除了有效地进行了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我们什么时候进行了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呢?我们三权分立了吗?我们多党制了吗?我们总统普选了吗?我们还政于民了吗?这些体制都丝毫未变,怎么可以说接近西方民主?如果说今日的正在过渡阶段的俄罗斯是接近西方民主还差不多!自89年 的反腐败和争取民主化的那场运动被“平暴”下去之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程序再也没有启动。在89年前,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可以在官方与民间广泛讨论,可在89之后则被当作敏感问题加以禁绝,凡在这方面通过媒体与其他转播途境表达出来的不同意见,重则被抓,轻则被控,从根本上的政治体制开放程度已经倒退到邓小平先生尚未掌权的时代了。这一点,能够稍微懂得一点政治体制改革常识的人,都不会不明了的。只有不懂得这种常识的人,才会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或被现行政治所利用,并将成为牺牲品!

第二,从言论自由程度来讲,既然体制没有变,它就仍然是一个专制机体,怎么能说它现在言论基本自由了呢?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是必须来自法体上的开始实行了民主制的国体,如东欧和俄罗斯和现在的台湾,而英美法那是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才能算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言论自由了。我们的新闻媒体容许多党掌控了吗?我们的报纸容许私人创办了吗?我们的互联网没有政治言论的敏感话题限制了吗?我们为什么把外国的进步网站都设置了防火墙了呢(国际互联网国际互联网,就是国际间的各种言论咨讯互通,在民主国家,即使是散布恐怖主义的网站,也毫无限制地互通)?我们能够看到外国中文电视吗(在民主国家,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任何一家卫星电视。我们国家因为没有签署国际电视广播互联资源共享议定项目,而每年损失美元收入高达上千亿之多)?我们什么时候在国内媒体上能够听到了反对党的和与之执政党的不同的声音了呢?越来越多的因言获罪的,又怎么解释?最近因在网络上发表仅仅与之政府不一样的自由言论的异议人士不断被捕,这也算是言论基本自由吗?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年级女大学生笔名叫不銹钢老鼠的刘荻小妹妹,只因她在互联网上用文学作品发表了一些主张民主的异议声音,就被无法由关押至今一年还未放出;许多工运农运领袖只因为替老百姓说句真话、带头上街为老百姓讨个血汗钱的公道,如此就被判以重刑;许多自由思想网站,就因坚持发表为争取民主自由的言论而被查封和关掉……这种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无法一一说尽不说,就说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来说,我的帖子反复被删,青年诗人雷炎先生的连您都有先见之明而反对的那个后政治写作帖子不是被网警警告了吗?您作为出身警察的诗歌网络批评家不是经常出于好心而反对或者说提醒在垃圾派内的干涉政治的诗歌帖子吗?包括“北评”斑竹皮旦先生因此左右为难的担心,等等,这能说明我们的言论基本自由了吗?又怎能好意思反复说我们的政治没有禁区、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没有禁区了呢?您可能说您的艺术创作很自由,当然您说得很正确,因为您这样的为现政权极力辩护的那种根本不涉对于现政极权权力话语进行批判的艺术,怎能不畅通无阻呢?所以您感到的言论自由是成立的,正像那些专门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们,他们不仅无比自由,而且还会得到主子的无微不至的恩赐。我这样说,绝不是说您与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您的只对下而不对上的批评文风是一百年也不会得罪上方的。李磊先生可能会以为我这话太严重了,其实我只想把事实说得让您更清醒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应该告诉我们,这种用艺术文本表达的批评政府、批判腐败政治的基本言论都不能表达,都有限制甚至还要付出危险的代价的如此黑铁严控的程度,怎么可以说是“言论基本自由”了呢?在这个已经网络全球化的时代,还要控制网络的言论表达的基本自由,并且连批评国家领导人、批判政治腐败都成了“敏感话题”,为此还要被网络管理明令禁止,这又怎么可以说“与其他的民主国家正在接近”了呢?

第三,从社会的演进程度来说,专制体制也必须在不动摇它本身的一党专政的专制本体之上,为维护其自己的极权专制体制的既得利益的稳定之需要,它也必须顺应一些表面上的潮流向前推进,这是内因;外因上,由于社会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决定,由于人民百姓的不断为民主自由的努力争取与抗争的动力结果,其使任何一个专制体制也不可能不做一些外在形象上的改观,不然就会自我崩溃和垮台。另外,由于社会整体公民素质的提高,所以民间的自由程度也会自然递进的。李磊所讲的我们现在比文革时代强多了,与前十年比,也肯定是有所改观了,因此就不用在这方面提出批评和争取与抗争了。这种论调与当权者维护稳定的独家宣传理由和极左派的愚奴们所讲的谬论是一腔之调、一丘之貉、沆瀣一气、如出一辙。不难承认,我们老百姓的小自由(即在下面的不上媒体的、不影响上层建筑的民愤牢骚和积怨慨言)是越来越多了,与十年前比,肯定是大有改观了,但是要问这种强多了和改观了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决不是GCD 本身给的和亲自送来的!这在实质上还不是来自体制外的、民间自发的反抗腐政的公民素质的自我提高的结果吗?!如果老百姓把这种积怨之言拿到媒体上来说,或拿在游行示威的公共场合上来喊,您试一试,那不明摆着,老百姓还不是照样被抓、被定罪吗?!在我们的网络时代到来以后,我们发表言论的自由程度确实是比印刷时代强多了,可是正因为如此,网络自由人士被捕的也越来越多了,其相互增值的上升面也就越来越成正比了!如果说体制上的网络自由了,那就应该没有政治网警才能算真正的自由啊,或者没有所谓的政治敏感话题限制,那才可算是事实上的自由了。由此足以发问,怎么能把这种由于社会和时代演变而带来的民间进步,却硬说成是体制上的进步和GCD的改观呢?真是笑话了!如果真的说是体制上的进步和改观了,那就应该实行民主体制,并由此立法,不再因言获罪,这样才能是体制上的进步和改观。您不能说朝鲜人民听所谓的敌台广播越来越多,就是朝鲜的政治体制进步了,因朝鲜体制上的法律还明文规定听外台是叛国罪呀,而且因此被判刑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即使体制上真的改观了,难道我们就可以不再争取民主自由了吗?就可以不再批判腐败政治和专制现象了吗?而恰应该相反,越是改观了、进步了,越是允许和放开了争取自由和批判腐政的力度,并能够在法制上给予确定保障这种因言无险。可是,按李磊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质问:我们改革开放后的89年,肯定是比文革十年的自由民主提高了吧,而且确实是在胡耀邦先生、赵紫阳先生等党内民主开明派的努力下,无论是体制外和体制内都有了改观,难道就因此而不能开展反腐败、争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了吗?难道那些为之献身的死难者就该被杀了吗?再退一万步来讲,就是真正实行了民主,那么按照民主社会的操作程序的一般常识来讲,也正因为有了民主,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并且能够更多地争取民主了,才能更加容许批评政府、批判一切可能产生的极权因素了,才能更加毫无危险地并且在法律上完全有保障地绝对放心地揭露社会黑暗面了。因为,即使再民主的社会,自由和民主的程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地一步到位的,而民主社会的到来,它正是给予了法定上的批评政府、批判随时产生的极权因素,和这种落实在法制上的民主监督及其权力制衡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合法化提供了保障,何况我们还是专制体制呢?正如李磊先生所言极是:“……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却是努力改变。”这就应该这样说才对,其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努力改变不民主的一切因素,都得一是要靠体制本身,二是必须主要要靠体制之外,这样才能根本完成,如此才能上下互动、朝野互动,如此才能在还政于民的基础之上,共同努力改变。民主体制正是由于法定在野之外允许批评在朝之内,才使努力改变体制本身的一切腐政因素和不民主机制有了保障和可能的。可专制体制正是只允许体制内的极其有限的和虚伪的所谓努力自我纠正,而绝不允许体制外的任何批评监督与纠正,这样才使体制内的腐政以及专制行为无法得到根治和有效限制的,以致恶性膨胀循环无止。光靠一党专政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批评,犹如参媒长与司令官的关系,是不可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和具有批评意义的;光靠一党自我反腐败,是不可能彻底实现和真正运作有效的。如此很多常识,请原谅我无法全部在这里一一赘述。

另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他的最低道德底线和良知指向,应是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他不能不为人民伸张正义;他不能面对强权而只会敷衍屈从;他不能面对丑恶和黑暗而不去揭露与批判;他不能虚伪迎合任何形式的丑恶政治;他不能只为统治阶级唱赞歌;他不能不去见到腐政而不批评;他不能见到弱势群体受压受苦充耳不闻或见事不管……所谓诗人,就是弑者也,即批判者。这是一个正直诗人的主要职责。别说面对腐败的政治和极权的体制,就是面对非常民主的政治和非常发达进步的自由社会,诗人的主要职责更应是如此,他们更能有效而合法地恪尽他们的这一批判一切腐朽的神圣天职。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良性循环发展,在任何情况下也少不了艺术家的批判职能和必须握有的批评话语权力的时刻参与,因为,即使是再完善的社会,也不会完美无缺的和一点错误也没有的,也不会不需要有更先进的思想和更超前的哲学思维来帮助并推动现有思维定势与习惯势利向前错动和大力发展的,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阶层,正是这一积极思维的非常开明的赋予批判精神的天然执行者。这是最基本的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必须操作执行的天赋人权职责与民主理性的一般概念。我已经说过,艺术的实质就是制衡政治和批判政治的。政治缺乏了艺术自由话语权力的批判与监督,政治就会走向专制和腐朽,就会遗害平民百姓,就会使一个国家走向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就是再好的政治,也要不断批判,防止倒退和腐败。福楼拜先生说得好:“对于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我早在另一篇问答文章中说过,在西方国家,养的文人就是主要批评政府的,正像他们政府办的报纸,70%是要批评政府的。如果您看到了政府的错误而不举,或政府有了重大失误而事前媒体毫无报道,都要找您媒体的这个监督机关是不是尽了监督批评的职责,如果没有,就要炒您的鱿鱼了,而我们却是恰恰相反的!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说明的是,文人的参与政治活动,那是另一文本的事,即属于一个人必须行使的一个人的人权的政治活动,即是行为文本,是与写作文本的同一性质的两种形式。作为文人,他的活动形式只要不是参与腐败的黑金政治、只要他参与的是民主政治,那更说明他的不仅写作文本的光明,也说明他的行为文本的正义。文人总统哈维尔先生,您不能说他当了总统就不是文人,您不能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当了首相就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更不能说前苏联作家亚·索尔尼琴先生因参加了民运组织就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被世界文人普遍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而恰是相反的,却也更加能证明了这一切的伟大性!

二、李磊如是说:“艺术已经趋向自由的发展,你和我都可以尽情地艺术创作,这在过去完全是受到监视的政治禁区,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谴责的就是那个曾经使我们水深火热的强权政治时代。你的后政治写作不也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的提法吗?如果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那么,肯定就是历史的瞭望,如果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那么,我们对今天的求全责备,似乎显得有些勉强了吧?”

这里,我首先要回答李磊先生的是,难道这个时代真的象李磊所言的,其已是一个“趋向自由的发展”的再没有“受到监视的政治禁区”的自由时代吗?我不相信李磊的思维混乱,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或者就是有意而为之吧。以上章节我已经做了事实上的反驳,这里我还要不无重复地质问的是,别说那些网络上因言获罪的,别说网络上那些受限的敏感话题,别说我的后政治写作诗歌在我们的论坛上反复被网管者删帖,别说就连您都极力反对或者说是提醒注意的雷炎先生的在“北评”贴出的后来终于让网警警告的那个《我要操烂社会主义》的诗歌帖子是怎么回事,就说我们两人的这一次的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对话,不也是在转到您的《军火库》上被删了吗?而且您自己不也是对之非常愤慨了吗?这是明摆着的禁区,而您怎么偏偏知道而却不予承认呢?我眼中的那个一贯主张说真话的李磊哪去了呢?我老杨真的面对您无法说清使您清醒的话了,也许您本身早已是最清醒的!

在诗歌网络上,凡是注意我的后政治写作的人,无不知道我的写作锋芒主旨,就是针对现行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批判,可李磊还在质问我是否“站在今天的角度的提法”,并说“如果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就不应该以“历史遗留的问题”“对今天的求全责备”云云……这也许就是李磊的明知故伎?或者李磊就根本没有认真看过我的后政治写作原本,或者不肖一顾而望题生义?如果不是我的后政治写作直指现行政治权力话语,那么,您李磊在这里前前后后可指责我、可反对我什么呢?还不是我坚决批判了当今腐败政治而引起了您的强烈不满吗,或者说正因为我这样才使您对我进行了如此毫不退让的决不留情的反驳或不遗余力地批判吗?所以,我也理解您的好心,这就在于您可以容忍我的对过去的历史上的强权政治的进行批判,而丝毫不能容忍我的就是对现行的您以为是很民主、很自由的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即不能“对今天的求全责备”而已!用您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话说就是:“但不能把昏庸的政治时代归罪与改进的民主时代!”(本贴由李磊于2003年10月27日00:54:10在【北京评论】发表)这就可见我们的原则分岐是,在对历史的强权政治的批判上,我们的观点是毫无疑问地一致了,可您与我的根本的原则分歧是,您认为现在的体制是“改进的民主时代!”,所以不能批判!其实,我的主张则历来是这样,即不仅要对历史的即深层的强权政治进行狠狠批判,还要对现行的即平面的极权政治更应进行狠狠批判,而且对之现行政治的批判,才是最需要更加勇敢、更有骨气、更有承担风险的挺在枪口上的真正是批判强权的生死不怕的写作。因此,任何对于过去历史的并已定论的强权政治的批判,其不是不需要,而是一般来说则是很容易的没有危险的深层反思性的批判。在一直是极权统治的中国社会上,深层的历史批判很容易被官方容忍下来以致默认,或为民间广泛运用得得心应手,如其道理也就在这里,而最缺乏的和少有的,则是对现政极权话语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妥协的、决不投降的和致死不悔的批判!说起来,在我一直很景仰的现在都流亡海外的两位诗人黄翔先生和北岛先生之间,我之所以更景仰黄翔先生,就是因为黄翔先生在国内从始致终都以数次坐牢的流血代价,决不投降地坚持了对现政极权话语的批判,而北岛先生比较顽强的地方,只是对过去的文革强权话语的有效批判。我的64坐牢入狱,正是因为我在平暴之后,即都已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下的顶烟直上,亦即明知是险无疑了,但也还是写出并散发了反暴组诗《太阳与人和枪口》,正因如此我才坐牢的。我对今天的政治的批判,当然主要是因为它的极权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而才要不断批判的,但就是它现在已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或已实现了政治民主了,我也要对它的仍会存在着的不民主现象继续进行批判。而且,我的后政治写作理论早已说得很清楚,这种诗歌不但不再逃避政治,而是特别要勇于解构政治、坚决批判政治,特别是不仅批判深层的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更主要的是批判现存的平面化的现行的政治制度——干预现场的政治生活,为民请命,即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人的人权鼓与呼。这种将是冲破层层黑暗的极其悲怆的写作,就是我所说的后政治写作——即前政治写作,为前毛时代的那种最可耻的服务政治的歌功颂德的写作,而后政治写作,则为邓后时代的八九年以来的这种最光荣的批判政治的审丑解构写作。可李磊先生偏要见此故彼地把我的这种后政治写作,硬说成是以“历史遗留的问题”来“对今天的求全责备”,甚至公然说这是“把昏庸的政治时代归罪与改进的民主时代”,可见李磊的实质要害是他并不承认现在仍然是一个强权时代。这种到底是为虎作伥,还是惟命是从,我真是不得其解了!

再则,就是单指“对今天的求全责备”而言,又有什么“似乎显得有些勉强”的呢?我在以上反复强调了这样的一条人权理念,就是在非常民主和先进的自由社会里,我们的诗人和艺术家,也还是要更加对社会上层意识形态建筑领域进行“求全责备”。对于先锋艺术家和先锋诗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上,则更是要绝对保持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求全责备”和无情批判的精神。即使是社会上到处阳光灿烂了,也不会因为仅有的哪怕是很少的垃圾存在,而不去扫除和揭露;更不会因为光明遍地,而不能对仍有的几处黑暗进行必要的曝光;况且我们的腐败已是全社会性的从上到下的无处不有、我们的垃圾已是全国性的从里到外的无方不是,就连我们的黑暗即使在阳光下,也还是要存在于普遍的顽固的死角里呢?!难道对中国人民享有的就是这种只准为执政党歌功颂德,而绝不准有任何不同政见的所谓基本言论自由吗?难道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和下岗工人的生活恶化状况,不能为之代言申冤吗?难道对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倒数人权指数和因言获罪的就在眼前的疯狂迫害的血腥事实,不能揭露与愤慨吗?难道还要不以为耻反而为荣吗?!难道对我们中国的现已闻名于世的政治腐败丑闻和这种灾难深重的腐败根源及其专制政治基础,不能剖析和批判吗?难道对我们的每年因腐败损失就高达1万亿元的这个等于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等于一年的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四倍的这样的败国国耻记录,不能审丑痛斥吗?难道我们中国诗坛上的诗歌先锋垃圾派,就不该主张崇低、就不该以诗歌人生大写来彻底审丑揭恶全国遍地的文化垃圾、更不应该对中国的最大腐败政治垃圾进行清除与暴露吗?难道李磊先生的一贯支持的垃圾派的先锋诗歌运动,其就是这样的一种犬儒主义的先锋吗?这哪里又是“求全责备”?!其就是“求全责备”,难道作为先锋艺术来讲,就不应该吗?别说是先锋艺术家的职责更应是批判社会的,就是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的一般知识分子、文人和社会媒体,其也都应是主要用来批评政府、批判社会的各种丑恶的。即使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是前进的,也更不能拒绝这种批评和批判的能够促进社会更加前进的推动动力。按照李磊的看法,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在位时,则是美国历史上国民经济最好的时期,那么就不可以对克林顿先生的鸡毛蒜皮的小小绯闻进行国家媒体的曝光和全国上下多元的批评了吗?当年法西斯德国无论是国民平均收入还是综合国力,都名列世界首位之一,那么就可以因此不对它的法西斯暴行进行全世界的声讨和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了吗?日本在战后的60年代是日本经济重新全面腾飞的开始辉煌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就不该写作《丑陋的日本人》,并当成国民教育的教科书在全国畅行了吗?就说我们的文革时代,其在尖端科学原子弹爆炸成功和国民经济发展上也远远高于58年大跃进以来,难道就可以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思想路线上的全面否定吗?毛泽东先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大救星和伟大领袖,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以对他进行三七开了吗?我们今天大长国人志气的神五升空成功,而且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的举世瞩目的成绩,难道我们就要因此停止反腐败,或再不准对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了吗(顺便说明的是,正是因为我对我们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所取得的任何一项光辉成绩和大家都同样欢心鼓舞,我才决不放弃对中国实际存在的任何错误与黑暗的揭露、批评和批判!)?难道我们对我们可爱的手足兄弟姐妹、甚至生养我们的亲爱父母的凡是错误,都可以放任不管不问了吗?难道我们就只有象猪狗一样,除了吃饱喝足,就甘等著被主人宰割,或只能替主人看家帮闲的份儿,而不能有任何别的自由思想了吗?我想李磊先生的本意绝对不会就是如此的吧?!

  三、李磊如是说:“那些老去的执政者已经基本下台了,现在的当权者无法承担前者早成的历史责任,所以,我们能够谴责历史,但是无法谴责现在,除了批判和揭露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之外,艺术家的本分应该是什么?后政治写作的提法完全可以成立,并没有人禁止你说话,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文学艺术领域尽情地发挥才能?我认为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艺术探索,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文学创新,那么在此前提下请问:你的敌人是谁呢?”

按照李磊先生的如是观点,或者说在李磊的心目中,现在的当政领导人已经不再是极权统治者了,好像他们都是人民民主选举上来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不再承担性质上的仍然是极权政权的任何责任,就可以逍遥法外,不再受任何权力制衡机制的限制与监督,做任何错事和罪行,都不能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文学及媒体的曝光与批判,“所以,我们能够谴责历史,但是无法谴责现在”……一句话,就是不准干涉现行体制,不准批评当政领导人,不准解构和审丑现在平面上的最大腐败政治领导集团。这里,先不说这种观点的实质错误,就说逻辑错误也是破绽百出、前后自我否定的。难道我们换了领导人,就等于换了体制吗?难道专制极权体制没有根本变化,而领导人就能完全实行了民主体制了吗?难道即使实行了民主体制,就不能批评现政领导人了吗(这一点的恰好相反的观点此不赘言)?难道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批判职能,就是只“能够谴责历史,但是无法谴责现在”了吗?那么,李磊所言的“除了批判和揭露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之外”的这种容许之限围,不也是现在进行时的吗?既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就可以不是现在领导人的贪污腐败吗?光是中共自己处理的以陈希同、成克杰这样党内最高领导层为代表的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级现政领导人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据官方中纪委(这还仅仅是一个保守数字)截止2002年9月,就已超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死伤总和之多,这些人哪个不是现体制内的、或正在每天发生的政治体制腐败呢?批判和揭露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难道可以脱离现任各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能成立吗?难道我们只能谴责历史不能谴责现在,就能批判和揭露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吗?难道这种依靠一党自己反腐败却越反越腐败的事实,不是由于现行专制体制本身没有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造成的吗?我真不懂李磊为现政权极力维护卖好之能事,却维护到就连现政权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死胡同里来了,因为执政者的反腐败,也不是反过去的政治腐败,而是反现行政治的腐败啊!于是,我真的想不通,李磊到底是为了只反驳我老杨而才这样何患无词呢,还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考量和来自一个诗人的道德底线出发(欲加无理)?如果是前者,则是有心可原;如果是后者,则令我不可理喻!

我在以上也传达过这样的意思,即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应该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不仅能够看穿现在的一切迷障的、而且还能站在更前瞻的未来历史前沿并勇于冲破任何艰难险阻的为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的、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坚持批判哲学的一往无前的思想先锋和艺术钜子。就实质而言,我们的政治腐败之所以说它是政治腐败,说到底就是极其严重的无法根治的制度腐败。如果不认清这一点,难免只能批判之表,而不能批判之里。在正常的民主制国家里,多党制衡,舆论监督;民决于官,官来于民;三权分立,轮政防腐;言则无罪,参政议政;批判有功,防微杜渐;思想多元,人才广集;迁徙自由,利益公正;人心顺畅,政稳经繁……而我们恰是相反的价值标准,任何启于民间形式的议政,都成了绝对的禁区;任何来自非政府的批评政府的声音和指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异见表达,都是大逆不道的可以任意上升为危害国家安全之大罪处理……如此这般,我们的诗人和艺术家被这种强权政治吓住了也不要紧,但不能使自己糊涂到这种顽固而又愚奴得是非不分的地步上!“艺术家的本分应该是什么?”简单地说,最主要的就是要批判一切政治和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其次才是赞美一切新生事物。为什么把批判当成艺术家的首要本分呢?因为人类人性的自我赞美能力是天性的,是一般能够通过自我完善完成的,而人性自我批判能力却是在后天由于他人互相完善完成的,并且这种批判能力较强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在这个阶层中的艺术家的那种形象思维批判艺术魅力,一般要长远於哲学家的那种抽像思维批判影响力。可按照李磊先生的逻辑,我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尽情地发挥才能”,就是尽情地发挥歌功颂德的才能,而却不能发挥批功判德的才能,或者象李磊那样的只对下的在文学小圈子里的横批烂咬,而对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却要极尽必恭必敬的百般效忠之能事。当然,李磊的这种“尽情地发挥才能”,肯定是“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艺术探索”了、“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文学创新”了,也根本不会“有人禁止你说话”了,因此对李磊来说,怎么可以应该承认有文学艺术的禁区呢?!可如此也不能说官方就一定非常喜欢李磊的文学创作,但对于李磊的自我极力主张的这种“自由写作”来说,是肯定只能有利于官方,而决不会有害于官方的了,所以说,李磊先生的创作才是一片坦途啊!

借此机会,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的批判能力是人的最高级能力之一,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动物也有最简单的赞美能力,譬如比翼鸟、狗、猴、天鹅和孔雀等,但绝对没有人的最高级的批判能力。作为一个自诩是先锋诗人艺术家,就必须享有人的这一最高级的批判能力才行,以使人类掌握它,而不断走向进步事业。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极权社会里,由于专制集团剥夺了普通公民的合法的选举权和参政议政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这样便在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应该富有的政治话语权力后,人的内心的最后一道光亮,即人本身仅剩的还能运用自如的,就只有是人的艺术话语权力了。如果连这个权力都丧失了,人在黑暗中的煎熬,就只有奴隶式的极近绝望了。从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说是人类最伟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此奠定了人类以人为本的人文批判主义精神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意识,从而才使人类逐步摆脱了黑暗与奴隶的许多枷锁。所以说,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本分,就是毫不妥协地坚持批判主义,并坚持不惜牺牲自己也要走到底的批判主义决不投降的写作路线!在此,我这里郑重地回答李磊先生的是,您问我的关于我的写作的批判敌人是谁?一句话,就是一切不民主的、反自由的极权腐败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

  四、李磊如是说:“除非你有政治野心,否则,文学艺术在今天的情况下,绝对没有禁区。你试图想用对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问题,清算现在,似乎是文不对题,当然,你个人在过去所受到的种种不公,今天才能控诉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你的目前生活很苦,那么,我的现在生活也很难,这只是个人的机遇问题,而不是怨天尤人就能够解决的历史问题。既然你承认自己是诗人艺术家,所以只能在你所从事和钟爱的文学艺术范围内进行艺术创造,而不是进入政治领域参加竞选和竞争,这是我的看法,仅供你参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家与艺术家的贡献不一样。”(以上李磊引言均由李磊于2003年10月28日23:51:09在【北京评论】发表)

在这里,李磊先生仍然在重复自己在以上就已提出的绕圈子问题,而且并未面对我的具体作品提出批评,还是他自己凭空臆想的对我文本之外的猜测而已。而且,李磊的这种为维护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帮闲手法,并不是很地道的行家里手,许多问题不仅出于无聊,也出于何患无词,好像随便乱说,就可以将他的立论成立。这是极不严肃和荒唐的。

其实,李磊在极力指责别人的“有政治野心”的同时,恰好暴露了他自己的政治野心。李磊的这种极力反对我的后政治写作的行为是什么?不正是在以他一个国家警察的身份和以实际行动在帮助现行政治集团说话吗?!这种帮闲难道不是在积极参与和维护现行政治的具体行动吗?应该公平地说,我的批判现行政治的(文本)写作,是干预现行政治的,或者叫反对当权政治的,那么李磊的维护现行政治的(言论)行为,就是帮闲当权政治的,或者就叫赞扬现行政治的,其两者都可以用一个中性的共同词汇来表达:即参与政治。只是两者的参与的性质,是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罢了。我们可以好好试想一下,前者的批判当权政治,是肯定冒着冲破禁区的极大危险的,而后者的维护现行政治,是当然要随时会得到既得利益好处的;前者的是勇于为民请命,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顶在刀锋枪口上的历险写作,而后者的是甘于为统治阶级卖命,是随时可能被主子俸禄犒赏的功利御用之途;前者为之争取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还政于民的、废除了专制极权的、从根本上没有野心膨胀的正义制度,而后者的为之卖力的现政制度,是专制制度,是一党专政的独裁腐败的、根本没有人权的、任由野心家作威作福的、欺压人民的腐朽制度……两种的参与政治,两种为之效力的政治制度,两种必然的不同结果和性质,其不是明明摆着吗?其谁个更有个人利益、谁个更富有牺牲精神和更容易野心膨胀,应该说就连小学生的最简单的思维能力,也都会辨别出来的!

“野心”一词,按《辞海》注释,是指巴结权势、名利等的狂言欲望和非分之想。

我坚持的后政治写作,是明摆着的时时处处充满着的极其危险的写作。这种写作的前面明明是刀山火海,或是地雷阵,或是万丈深渊,或将再次为之坐牢,一去不复返,根本无所回头,并且中国的民主化路程将是那样的遥远和漫长,况且我已是半辈子的人了,能再次看到星火也都是万兴了,真正光明的那一天也许就看不到了,即使盼到光明的那一天,也是一个不容再有野心的时代呀,还有什么“野心”可言?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的“野心”吗?!

世界历史上,真正的野心家,都是属于搞专制极权的暴君、独裁者和无耻走卒。那些专门为极权统治者唱赞歌的,为维护他们的这些既得利益往上爬的人,都属于这种野心膨胀的人。那些想方设法、时时处处帮闲统治阶级的人,为之歌功颂德的人,为之评功买好的人,为之殷勤献媚的人,为之通风报信的人,为之打击报复的,为之里外夹击的人,等等种种表现的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艺术不会有禁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御用文学不会有危险;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奴才参政还会有好处;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为主子忠心孝命而疯咬别人,是多么理直气壮、有腰可称、有胆可壮、有牛逼可吹呀;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为维护现政权的调子,是多么好唱、多么畅通无阻、多么容易得到餐桌内的肥肉;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批判现政权的言论,是多么处于危险、多么处于劣势、多么容易遭受封杀;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歌德派,就很可能会因此攀龙附凤、飞黄腾达、一步登天;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批判派,就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流血的代价、或被打入监牢、或被长期监控而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当然知道在这个专制社会里,他们维护现政治和我们批判现政治的双方论战,本来就不在一个平台上,其前者的趾高气扬和后者的危险压顶、其前者的由当权称腰和后者的人人自危、其前者的居于官方中心权力话语的高台和后者的被于民间边缘无权话语的底位,如其这样的前者的野心勃勃和后者的自找悲剧,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往往很多情况下,不知有多少怀有正义之心却一时没有正义之胆或出于长远的策略考虑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往往见到这种为维护现行政治体制不惜弥天大谎、气焰狂嚣、愈加治罪、何患无词的御用奴才之言,他们也是那样心中怒火中升、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但不就是考虑到必要的每个人人身安全,才放过了一次次与之对峙的吗?惟有我老杨才这样生死不怕呀!作为一贯被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李磊先生,是应该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啊,也是心知肚明这种谁个更野心、谁个更毫无野心、谁个更功利、谁个更毫无功利(所谓功利,是指一个文人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敢为民请命、不敢批判现政权、不敢表达自己的正义异见,反倒极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一味歌功颂德、唯命侍从、犬儒卖命、媚骨捧上和百般攻击仁人志士者)的呀,但李磊的如上言论,却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李磊不是遇到我老杨这样的朋友,若是别人见到您的这种已经离开文本而专门扯到这上面来了的挑战言论,也许别人也就绕开走了。我也不是不想绕的,可是实在绕不开了,也就为了还有许多如李磊等这样的朋友们的彻底清醒,便是孤注一掷了(祸福无所系兮)!

让我更加不厌其烦、不可开交也不足为训的是,李磊先生在这里又一次重复地提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情况下,绝对没有禁区。”李磊的这种反复墨迹,亏得还能好意思再三说得出口吗?以上我已经就此问题进行了毫无顾忌地回驳了,在这里我不无再一次(这是第三次了)地只就我们身边网络上的,也是李磊先生亲自经历的眼前事情复议是问,请问我的后政治写作帖子反复被网上删除是什么?国家养了那么多的政治网警干什么用的?网上任意可以拿政治敏感话题作为网管者的杀手镧,这是从哪里的“根据地”所为?不几天前您还在“北评”上“好心”地反对、或者说“提醒”青年诗人雷炎贴发的《我要操烂社会主义》一诗是危险的、是闯不开的、是要注意后果的如此吓言等等,其结果真的使雷炎先生遭到了网警的电话警告,其帖子也立即被删了,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政治禁区,还叫文学的保护区吗?让我相信李磊先生作为国家警察的身份对此疏忽到这种程度是不可能的,况且我不用引蛇出洞就早已向圈套里闯入了(别误会,我这是开个小玩笑)!

李磊先生还在此不无自我重复地又一次臆造我什么“你试图想用对已经过去了的时代的问题,清算现在,似乎是文不对题,……”等等,这是凭空想像的,还是故意胡言为之?或者是根据我什么样的文本所言?我什么时候把过去时代的问题清算到现在身上了呢?我一再声言,我的后政治写作就是主要解构和批判现行政治极权腐败体制的,我的作品大家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而正因为如此才被李磊先生所不容的,才一次次遭到了李磊先生的坚决反对和大加讨伐的,才被网管和网警们反复删贴的,可李磊却说这是我以过去的问题对现在的清算,这本身就是张冠李戴和文不对题的。我想李磊这样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是故意混淆前(一般指前毛时代的服务政治写作)后(一般指后邓时代的批判政治写作)界限,就是有意制造新的概念混乱,或者就是对前后时代的极权政治体制没有变的本质认识无知(这一点,以上章节专门做了澄清),再或者就是明知是此,也要顽固到底了!

李磊先生的这种危言耸听,真是一以惯之,婆婆妈妈,毫不脸红。当别人提问我的目前生活状况时,我只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了我的极为拮据的经济现状,这也被我们的李磊先生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说我这是什么“怨天尤人”。难道我并不富裕,偏要把自己说成是非常富裕不成吗?只有说点大跃进和文革式的大话假话,才是不算“怨天尤人”吗?在此,我真的不愿把这种纯粹是文革式的二元思维定式套在李磊的头上来反驳李磊自己。我很容易地可拿李磊自己的话来反问李磊自己,李磊不是也说您的“现在生活也很难”吗?难道这也是您的“怨天尤人”?!按照李磊的这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逻辑推演下去,中国老少边穷地区确实穷,也不能说穷!也要像贺敬之在60年那样,面对全国已经饿死3000万人的世上人间绝无仅有的惨祸现场,也还要写诗吹虚,那是什么到处“莺歌燕舞”吗?或者就是,面对中国下岗工人和农民兄弟的贫穷现状,即使再贫穷也不能说贫穷,只能越穷越要说是富裕堂皇吗?不然就是“怨天尤人”吗?!如果他们谁胆敢上街示威游行,喊冤、喊穷、喊不平,那就该抓、该关、该以反社会主义诽谤罪来杀了吗?!

李磊先生甚至还要更加不着边际地说什么,“既然你承认自己是诗人艺术家,所以只能在你所从事和钟爱的文学艺术范围内进行艺术创造,而不是进入政治领域参加竞选和竞争”。这里不用说,类似这种党权文化领导人的命令口气是多么十足,而又绝不会被我接受,就是说,类似这种自相矛盾的文本逻辑,也还是令我说不通啊!难道我的后政治写作不是文学领域的吗?难道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民主,或者我已经参加了什么竞选和竞争吗?既然李磊知道“政治家与艺术家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把这样简单的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非要说成一个领域里的事情呢?难道李磊会认为,凡干涉和批判政治的,凡这种属于干涉政治的文学文本写作,就是搞政治文本的政治活动吗?难道李磊反对这种的反现代极权为主的文学命题的文学文本写作,也一定就是李磊在搞极权主义当政政治活动吗?显然不能那样简单的二元定论吧?!无庸质疑,文学文本的干预政治写作,这只能是文学文本的题材问题,就像干预经济、干预军事、干预教育一样,就像写农业题材、写工业题材、写爱情题材一样,它是属于文学题材的文本问题,是文学的干涉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干涉文学(毛时代的所谓文学艺术,就是政治干涉文学艺术的伪文学艺术,现在我们的御用文人的所谓的文学艺术,也皆是在其一党文化霸权主义干涉下的、以弘扬主旋律为一元化的政治干涉文学的御用文学艺术)。只有文学干涉政治,才能不让政治干涉文学;一旦文学放弃了干涉政治的话语权力,那么政治就必然要独霸文学的话语权力,并在文学话语权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极权政治就成了唯一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一旦政治成了一个社会的一党独霸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一元中心权力话语时,那么这个时候就必定成了一个国家的全民族的灾难。不容否认,毛统治的文革时代,肯定是最为残酷的强权时代,而邓后的至今的时代,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不能不是人民群众用流血牺牲不断推动他们、不得不在既不改变他们即得体制又能不至于被推翻的前提下的、更加变着新法的、新型强权统治的所谓改变而已。所以,专家学者普遍这样界定,前毛时代是为前强权即前极权时代,后邓时代则为后强权即后极权时代。作为我们人类心灵工程师的文学艺术家,决不能以表面的变化而掩盖实质的根源,更不能因此不顾人民实际遭受的苦难,而去极力帮闲专制体制丝毫未变的极权政治集团涂脂抹粉、欺世撞骗!

  五、李磊如是说:“现行政治不同与过去政治,时代在前进和发展,诗人的根本利益没有障碍。我们总是要解决主要的问题,只要诗人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没有阻拦,我认为中国民主化的过程可行,应该予以肯定,虽然思想腐朽和政治腐败需要彻底清扫,但是,思想文化创新的观点没有错误,至于政治上的利益之争,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与艺术家触及政治题材没有直接的关系,好在老杨很诚实,能够留有客观的底线,时间将会证明这一切,任何前进道路上的迷瘴,需要人类自己排除。”

关于这一点,我在以上的回答中,都已作了详尽分析与回驳,相信李磊先生不会不明白过来的,但也可能李磊的多次自我重复,就是想逼迫我能够进一步解释清楚而已。

其实,无论政治经济形势怎样朝好的方面变化,从诗人的天性规律来讲,诗人和艺术家是永远前卫和先锋的特殊族类,他们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甚至是超时代的独立运行者。他们的理想和要求及其艺术追求的最高值,永远是与任何辉煌时代、即哪怕就是非常先进的政治时代也要相制衡、相超越的。因此说,时代越加前进和发展,诗人的根本利益越加与之形成障碍。别说在我们这个专制国度里是这样,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度里的知识分子、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也永远是犯禁的先进阶层,也永远不会为现政权而完全满足的中坚群体。而且,作为社会,它只有在这些先锋阶层的不满足的前提下,才能更加被这种前进势力所推动着、所批判著,因而才能不断向前走去。在民主社会,它只不过是更能在法律保障上,使之这种超前意识形态阶层的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有绝对的发展空间和不被权力侵害的可能,而在专制社会,它绝对把这种超前行动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根本利益当成社会的障碍,并加以残害与打击。对此,李磊在思想观念上,显然还没有清醒认识上来,尽管李磊也一贯倡言先锋。因而,李磊在这里尽管也承认“思想腐朽和政治腐败需要彻底清扫”的问题,但由于李磊从来认识不到这就是体制上的根本问题,所以当别人真的出来勇敢批判和清扫思想腐朽与政治腐败时,李磊反倒要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了,并不遗余力地打击攻讦批判现行政治的敢于说真话者。这就是我的朋友李磊的现行思想悲剧之一。

以上是我对社会阶层的作为艺术家的人格简单分析;再则,从社会本体的型类来讲,在民主体制下,也不可能毫无腐败,但是,却因民主体制上有相对完善的、透明化的、各自独立的体制制衡机制与民主曝光运行机能,所以,腐败即日即揭,使之生存的规模和时间非常窄小和短暂罢了,而不像我们专制极权体制下的能够达到这种腐败透顶的严重程度上。不说别的,就说媒体吧,我们的媒体都是中央的曝光省的,省的曝光市的,市的曝光县的(而且层层都是在一党独霸的严格把关定向下完成的),您什么时候看见我们中央焦点访谈未经中央首长事前允许,就直接曝光中央任何领导人呢?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端,由此造成了本党反本党的腐败,而越反越腐败的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如果说,政治利益之争就是政治家的事情,这本身就是缺乏民主意识和常识的表现。在还政于民的民主体制国度里,就是能够把政治利益当作每一个人的利益来享用的,而再不被一党或一个专门政治利益阶层来独霸享用。作为每一个公民都是政治利益的公民,不然他就不叫公民。因为公民是国家的纳税人,真正是政治利益的主人,所以公民有权对自己纳税而养活的政治管理集团的利益进行监督、批评、分配和收支于民。作为知识分子和文人,更是公民中的一员,并是更加有先进认识能力的阶层,怎么能对政治利益不管不问呢?我以上已言,作为人与动物的明显区别,就在于人有政治利益,而动物没有。诗人艺术家为人性而战斗,那么这种人类高级分配关系的人性之本为何会放弃争取权力呢?民主政治还政于民,就在于把政治利益的分配决定关系建立在以人民大多数利益为决定的基础上,比如总统直选,就是要人民的统治阶层由被统治阶层的人民自己来决定。凡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统治者,随时都可由人民通过合法程序而决定选举上来或下来。那种政治家是政治家的事情、艺术家是艺术家的事情的愚民说教,早已被掌握民主理念的艺术家所不齿和唾弃了。那种统治者是统治者的事情、被统治者无权过问政治的封建极权的奴隶思想,也越来越被觉醒了的人民自己认识清楚了。人民一面对被统治者高度垄断并独霸的政治利益开始追问和挑战,一面越来越频繁地为之争取自己的福利事业而斗争。这就是人民越来越觉醒的表征。我们的国度,也将有一天会把一切政治利益交由人民自己来决定和分配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潮流。如果李磊先生还不懂,还这样坚持天真的已被极权统治者愚弄的认识水平,那么总有一天,当民主社会真正到来的时候,您一定就会彻底明白过来的。为什么俄罗斯人民在他们这个民主过渡时期,他们再苦再难也不选择回到专制时代、也不选举现在仍是合法存在的俄国共产党,这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初步尝到了人民民主的甜头儿,开始尝到了国家政治利益全民共享的好处(这是他们在前苏联专制时代不可能尝到的甜果)。如果我的话李磊先生仍然不明白,那么将有一天您等明白时,您肯定会默默感谢我老杨的。因为倒退到十几年前,我老杨不比李磊先生清醒多少,而且可能更加顽固之。

  六、李磊如是说:“我只从艺术角度看待政治问题,中国的物质发展确实使意识形态相形见绌。这种精神和心理的阳痿病症,确实需要良药苦口的治疗。但是,相对于过去的政治黑暗而言,现行的政治体制无法不随着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突飞猛进,否则,这个国家就会落后和速朽。如果中国政治无法进步和发展,那么,只能是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拖的后腿。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稳定,不是政治专制就能保驾护航的,而是民族主义同化共存的结果。纵观世界艺术风云史,无论是未来主义还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无不因为参与政治运动而落得个政治野心家的贬抑,从而影响了艺术创造的纯粹性和真实性,因为,政治即权术,当政者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绞尽脑汁。艺术则不同与政治,艺术家必须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羁绊而独立存在。在这此基础上,我同意物我两忘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意义。我们可以干预政治,但是,无法决定政治;我们可以呼吁政治,但是,无法改变政治。所以,政治的输赢则由政治家掌握,艺术的胜败则由艺术家把握。”(以上李磊引言均由李磊于2003年10月29日11:00:08在【北京评论】发表)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已二十年来,确实比毛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变化,起码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彻底变化,但非常遗憾的是,政治制度却原封未动,依然是一个一党专制大腌缸——依然是一党制,依然是领导人接班制,而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仍然是一个最大禁区。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邓小平先生倡言过的,但却从来没有启动过。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启运了思想准备的前提部分,却因此被原老派们赶下了台,并由此枪杀了和大批监禁了主张民主改革的公车上书者与无数异义人士。因此说,政治的实质(体制)根本没有进步。这一点,我在以上文已经阐明够多的了,但也没办法不随着李磊的这种绕圈墨迹的质问而答问。现在,我还可以引证诗评家丁友星先生给李磊先生的回帖,以此来顺便答问一下:“现行政治与过去政治是一脉相承的。时代前进和发展了,但政治并没有前进和发展。所谓的‘时代在前进和发展’,不过是经济的前进和发展,不过是过去政治到现行政治都经历了一个‘家政治’、‘民族政治’与‘党政治’的过程。至于前进和发展与否,稍有政治敏锐性与辨别能力的人都能判断出来。至于说道‘诗人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诗人没有自己单独的根本利益,诗人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舍此无二。因此,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时刻想到的不应该完全是自己或者艺术,而且也应该是‘物我两忘’。这种‘物我两忘’不仅仅是艺术上的‘物我两忘’,而且还应是政治上的‘物我两忘’,即:忘掉自己,为之具有为人民争取根本利益而勇于干预政治的风险意识。”(本贴由丁友星于2003年10月29日09:23:19在【北京评论】发表)

丁友星先生的这个态度和立场,也就是我的态度和立场!请李磊先生能够统观我的全篇思想,再联系一下朋友们的看法,看您是否能够彻底清洗一下被GCD 长期洗脑洗成的极左思维定势呢?!因为我也确实无法不承认李磊的这样一种事实求是的说法,即“相对于过去的政治黑暗而言,现行的政治体制无法不随着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突飞猛进,否则,这个国家就会落后和速朽。”可客观上却与李磊的“事与愿违”,我们的“现行的政治体制”的一党独大的极权性质,在其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来并未发生体制上的根本变化。李磊在此又进一步聪明地辩解道,“如果中国政治无法进步和发展,那么,只能是贪官污吏和政治腐败拖的后腿。”那么请问李磊先生:“贪官污史”是什么?“政治腐败”是什么?不正是这个现政极权专制体制吗?!不正是这个体制造成的吗?!是哪个党在腐败呢?不正是GCD这个执政者吗?!所谓十官九贪,或者说十官十贪,不正说明了这个体制的无官不贪吗?!而李磊却还要非常固执地想把贪官和“政治腐败”与这个腐败政治体制分裂开来,这就像非要把已经癌瘤扩散的头部与完好的身体割裂开来是一样可笑的,怎么可能呢?这是多么滑稽而愚顽的认识啊!李磊此计不成,还有一计,这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稳定,不是政治专制就能保驾护航的,而是民族主义同化共存的结果。”可见李磊在这里不仅使用了与官方“保持一致”的口令“保驾护航”,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为极权统治者献出了与之不谋而合的治国方略的最后大计——以“政治专制”与“民族主义同化共存的”统治“结果”,来试图挽救腐败极权的政治体制命运。这一招,却早已成了现行体制当权者运用得最好的“良药”,其就如强国兴邦的强心剂和伟哥大补丸一样好使,在百分之百地能够迅速激起全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高涨情绪的基础之上,一面好以爱国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开动专制绞肉机,来疯狂镇压一切敢于表达不同自由声音的所谓“叛国者”,一面又在蓄意煽动导演下的、极端仇视西方和片面反美的国际视线的转移下,也好大搞皇权专制的贪污腐化……这当然是当代极权者的愚人弄民的拿手好戏和值得统治阶级自我吹嘘的黄金盛世,可再看看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广大下岗职工、没有迁徙自由的受苦受难的八、九亿农民兄弟及其一切仍然受着各级贪官污吏压榨的弱势群体,他们实际生活的苦难不堪,正在造就着他们潜伏着的更大反抗危机……历史就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回想一下当年号称世界第一霸主的第三帝国的法西斯德国,其不正是在希特勒极端民族主义的武装煽动下,迅速兴盛又迅速灭亡了吗?!我们的李磊恐怕不是深怀着“这种精神和心理的阳痿病症”者吧?所以“确实”也不“需要”谁的“良药苦口的治疗”罢?!……

李磊先生最后还是谈到了“纵观世界艺术风云史,”他说,“无论是未来主义还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无不因为参与政治运动而落得个政治野心家的贬抑,从而影响了艺术创造的纯粹性和真实性,因为,政治即权术,当政者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绞尽脑汁。艺术则不同与政治,艺术家必须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羁绊而独立存在。”不错,李磊所说的确是真话,但必须给它一个关键限制词——这就是“条件”二字:若不问原因实质条件,其条件结果是应这样的……但真正追究起实质原因来,则是一概不能笼统地说他们就只是因为参与了政治运动,而落得个政治野心家的贬抑的。看问题不能只是一概而论,要客观而全面地看问题,这样才能把问题看深看透。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人,人的第一权利,就是必须具有政治参与权。没有或根本不想参与政治权,那就连人权都没有了,也就不能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那还好意思大谈什么艺术家呢?!因而,严格而准确地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您选择参与什么样的政治,这对于您所创作的艺术成果是否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人生价值,才是致关重要的、绝对关键的。毫无疑问,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绝不能选择参与独裁专制的反人民的政治,一旦参与,就会葬送自己的艺术成果,就会走向一个艺术家的死胡同。因为这种政治是背叛人民的,是反人权的,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是不能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前途的。但如果一个艺术家积极参与了民主政治,那将不仅不会葬送自己的艺术成果,反而会增加自己的艺术光荣史。因为这种政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是代表先进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是符合并捍卫人权意义的。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头子马里内蒂,正是由于他先后参加了意大利的主张共产主义专制的共产党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党,所以他个人的艺术才华和他的流派主义才遭受了蒙羞与耻辱。达达主义的创史人查拉所参与的政治组织是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当然这就限制了他的这个流派的发展和个人的文学魅力。超现实主义的主要领导人布勒东是一个狂热的法国左派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鼓吹红色暴力革命,极端崇拜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主张独裁统治制度,与法国的民主运动相背离,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伟大艺术道路的光辉形象。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违背人民历史发展主流的政治野心,也就影响了他们自己的艺术价值。这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副公证的天平!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磊先生的这种艺术家参与政治就是政治野心和这种艺术就必然遭受贬抑的笼统界定论调,是必须有前提才能成立的,正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除此,这里还要明确指出的是,李磊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在专制政治统治条件下才能普遍适用的,而一般不适用于民主政治条件下。由于专制独裁政治是非民主的政治,是不能还政于民和人权在民的政治,是没有经过人民一人一票直选合法决定的,是属于政治利益分配与政治程序操作都是暗箱作业出来的;其政治统治者的换位和更替都是在政治统治者之间完成的,其法律的制定是非法制而人治化的、是只对下而并不对上(其法律是制订约束给人民的,而不是用来约束政府统治者的,而民主国家与之正好相反)的,其宪法法权是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而真正实行的是一党专政至高无上的,其政府执政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制衡机制限制的,其言论出版结社的所谓自由是一元化而非多元化并存的,其人民在政治决定意义上名为主人而实为奴仆的。所以说,这种专制极权独裁政治的游戏规则和换位争职操作程序,就必然是要靠非人民民主合法裁决上的完全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欺下瞒上、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谎话联翩、虚于委蛇、打击陷害、争权夺利、你死我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骄奢淫欲、腐败透顶、权大于法、权钱交易、有权即天、权即真理,所谓代表人民利益都是空头支票,一切都是为了夺权稳位,为权利斗争,有时还要不断发生互相残杀事件和惊心动魄的战争。用一个较为形象的说法就是,独裁专制体制的政治监督机制,就像比赛场上的运动员给运动员自己当裁判一样,在没有裁判员的情况下,肯定是靠互相撕杀取胜!因此说,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天才艺术家,即使他创作了再好的再伟大的作品,他一旦参与或卷入了这种黑金腐败政治和注定残酷无情的阴谋意识形态斗争,他就难免不会成为一个野心家、不会沦落成为一个欺压人民的刽子手、不会成为甘心歌功颂德的看家狗;即使不成为野心家,也会自然成为野心家的吹鼓手、政治小爬虫、当权既得利益的御用文人、专制独裁者的投降派、背叛人民利益的犬儒主义者;尽管这种艺术家可能曾经创造了伟大辉煌的艺术或在某些方面的艺术技术水准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都注定挽救不了他的艺术人格会被人民大打折扣的下场,他的艺术思想光辉也会被前进的历史所贬义与人民所唾弃的厄运,他的艺术成就魅力也会随着专制独裁统治著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以至彻底消亡而被艺术价值自身消弭和蒸发一空的结果。于是说,参与或卷入这种专制独裁政治的艺术,是根本不会再有批判精神的艺术,也不会再有为民请命的忧患意识。因为这种艺术说到底是没有根本自由的、一元化的、主题先行的、没有血肉的假大空艺术,是只能作为敲门砖往上爬的艺术,是只能成为极权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的帮闲艺术,是永远不会有大出息的艺术!相反,民主政治则完全是人民自己的政治,是真正还政于民的政治,是由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政治,是人的政治权利人人共享的政治,是人人有人权的政治。民主政治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一个词,意思是平民或城市居民全体的统治,所有的人有权决定普遍关心的事物。民主是建立在对个人价值的信念的基础上,因此进一步的标准是每个公民对某些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程度(指在实践中的依法制而执行的),这些基本权利为:确保不遭任意逮捕或监禁;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即有权举行公开集会);有请愿和结社的自由(即有权组织党派、工会和其他社团);有行动的自由、宗教和教学的自由。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需要建立一个人人可以接近的独立司法系统和法院以保持民主。等等。民主政治的产生,则从根本制度上根除了野心家的产生和毫无法限地发展,铲除了专制独裁野心家单靠暴力夺取或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民主政治必须使用的游戏规则,其真正是建立在法律程序上的而不是空喊口号的为人民服务制度,这个制度是通过定期全民直选的多数票程序决定其自己满意的各级领导人,由此凡搞野心的自然选不上来,即使选上来的若有野心膨胀或搞腐败或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一是将被各种监督制衡机制随时曝光、揭露和批判,二是将被议会和反对党随时动议弹劾或者必定再被人民选举下来,因此,凡在民主政治上的野心家必将是身败名裂,一般来说也没有了其产生的土壤和在政坛上的继续生长的温床。大家都知道的,在美国历史上的最大的政治野心丑闻案,则莫过于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利用现有职权支持本党侦察他党的政治情报,由此这一著名的“水门事件”,使政治前景一直被人民看好的尼就在事后人民的一片哄声下,则立即下台了。如果换上我们中国的极权者,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的一元化领导高于一切,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野心就是党和国家的所谓最高利益。毛泽东先生在斯大林先生死后,为了争当世界共运领袖,就要发动搞乱全国全党的文化大革命,其用意,无非是想在非程序上,能够铲除只是说了几句反对个人崇拜的的话的刘少奇先生这个毛的党内最大障碍。八九年那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本来从始至终都是和平秩序化的,可为了后怕因此会被迫承认学生是对的而动摇一党专政的利益基础,就要没有暴乱也要先下手“除去后患”而“平暴”……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此说,凡是攻讦搞民主政治和具有民主政治理念与信仰为政治野心的,如果不是由于天真幼稚无知,就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巴结极权政治往上爬的企图阴谋陷害,其这才是政治野心家面目的大暴露!请李磊和与李磊有类似认识的朋友千万注意的是,理想民主政治并坚决批判现行极权政治的文学写作,即被我称为的后政治写作,它本身就是与现行腐败专制政治决不合作的,是专门批判这种豢养野心家的、以谋权篡位为唯一运作方式的独裁政治的,是从根本上与之追求功名利禄的、歌功颂德的功利主义写作势不两立的。只有顽固执行、极力维护并卖命帮闲当政极权统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写作路线的,他们才是甘当奴仆的妄图实现政治野心的最本质表现者。

最后,我要郑重告诉李磊先生的是,为人民争取民主的文学艺术,是不仅能够干预政治的,而且还要决定或影响政治的。因为文学既然是人学,既然要表现人性,文学就必须表现和参与决定人的第一权利的人性的政治性。人只有具有了政治权利性,人才能具有了真正解放的自由性。获得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里的人民的充分自由人性,也是我们专制国家里的人民有权追求的人性天赋自由人性。虽然我们的人民还没有完全获得那种充分天性的自由人性,但这不能成为想永久剥夺我们人民最终会实现这一自由天性的反动理由和无耻借口。西欧伟大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之所以一直高举的人文主义大旗,就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性权利的文学,并用以这样的文学写作来干预一切和决定一切的、解放一切生产力的文学革命过程,所以由此才在人类的西方普遍实现了人类自由文明的人类民主政治制度。所谓文学艺术“无法决定政治”和“无法改变政治”的非人学论调,与其说是这是一种不懂得文学是人学的根本要旨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这是为了反对文学干预极权政治的罪恶目的,从而帮助专制统治者打击陷害广大人民通过文学运动争取人权在民的伟大事业,进而巩固他们的只有他们少数人的政治权利高高在上的不容挑战、不容合理分配的独霸地位。从我以上的论点可以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如李磊先生所说的“政治即权术,当政者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绞尽脑汁”这一定论,所以,我们要主张民主政治,坚决反对、批判以至极力根绝专制政治。如果李磊觉得我这样分析是有误您的原意,或者明知道这是我反其道而用之,再或者对于专制极权者来说,我这也是以致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这也就是为了严厉警告别拿专制无耻政治的混蛋逻辑来企图有辱人民民主政治。是的,就艺术的超前性和活跃性来讲,也无论是在专制政治还是在民主政治情况下,亦都应该是这样,即恰如李磊所说:“艺术”确实“不同与政治”,“艺术家必须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羁绊而独立存在。”但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里的“独立存在”,是它的主动性,而绝不是它的被动性;是它的介入性,而绝不是它的逃避性;是它的批判性,而绝不是它的奴才性;是它的超越性,而绝不是它的维护性;是它的毫无羁绊性,而绝不是它的保守性;是它的独立存在性,而绝不是它的臣服依赖性……所谓“物我两忘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意义”,都必须是建立在这一切原则基础之上的,否则,不是图有虚名,就是欺世盗名!可是李磊先生到最后还是没有给自己把握好,反倒自己给自己大加否定地说什么:“政治的输赢则由政治家掌握,艺术的胜败则由艺术家把握。”这样说来,您还谈什么“艺术家必须超越精神和思想的任何羁绊而独立存在”?!您还不如说:艺术对于政治就是被动的,就是歌功颂德的;文学对于当权就是逃避的,就是世外桃源的;诗歌对于极权就是奴性的,就是无法批判的;文艺对于专制就是维护的,就是不能超越的;文人对于皇权就是保守的,就是墨守成规的;艺术家对于独裁者就是臣服的,就是俯首帖耳的(正像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生前教导我们的那样:“政治家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要最后说明的是,李磊先生的多次主动发起反击和挑战我的后政治写作,则绝对不是为了这些吧?!

  末了,我想向我的朋友李磊先生再次说清和道歉的是,由于您是我的朋友和我比较尊重的网络诗歌批评家之一,我一向都是对于您的多次主动(跟我帖)反对和挑战我的后政治写作行为采取回避态度和行动的。您应该记得,您的多次这种跟帖,我都是婉转地绕过去了。对您的有些质疑,我都是在我的另文中不指名地具体回答了。这是为怕我的话锋不机,会有伤您作为我的尊敬的朋友之一的感情。对于其他朋友,我也是和您一样处理的。有关关怀我人身安全和斗争策略的提醒,我都是充满感激和积极回音与认真对待的,而对于一般质疑我的这种问题,我还是尽量回避的,怕就怕是像您和我这样的由此引起的原则冲撞,这就被迫使我不得不迎头回击了。有关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建议我们最好到思想网站那里去争议,因为那里相对不会像诗歌网站这里非常炸眼。我们作为朋友,我愿望继续保持友谊关系,而作为观念形态的原则分歧,我们只能在论战中互相求异存同了。也许我的话有许多不中听,或许会引起您的愤怒,但您毕竟比我年轻,我相信,将您觉醒的时代,就是我对您问心无愧的时代。

2003年11月5日星期三@(http://www.dajiyuan.com)

评论
2003-12-09 10:27 A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