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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1日讯】浙江永康是一个县级市，被称为“五金之乡”，仅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五金企业就有七千多家，一年产值几百亿，占当地工业总产值90%，从业人员20多万人，大多数是来自于贵州、江西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和企业用工制度混乱等原因，永康每年发生的手外伤事故数量惊人。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月18日报道，2002年永康发生手指断离或手掌残损等严重手外伤事故上千起，上千名民工落下了终身残疾，被老板赶出厂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的医院因为善于治疗手外伤而闻名。
2003年1月7日，剧痛使23岁的永康华龙厂工人宴明兵几度昏厥，毛衣和裤子上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他那只用绷带挂在胸前的、完全被机器轧碎的右手令人触目惊心！宴明兵的与他在同一个工厂打工的女友李仕娥，对记者说：他们几个把他擡出来时，他已经昏过去了，人事不省，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他的那只手已经被轧……轧碎了……
采访中，清醒过来的宴明兵哭着说，我伤成这样，我父母知道一定非常难受，我觉得自己真得对不起我的父母。另外，我抱着这样痛苦离开厂子，我太遗憾了。我出来打工快一年了，我正准备回去看我的父母，我现在年级这么小就伤成这样，我怎么回去看他们？
和宴明兵同住一个病房的还有两位病人，遭遇与宴明兵一样，都是因为在永康的五金企业做工时被机器轧断手指才住进了医院。此后几天，记者悄悄走访了永康市及临县的几家具有治疗手外伤技术的医院和诊所，看到的是一幕幕血淋淋的事实。田泽亮，34岁，浙江人，永康市裕丰防盗门厂轧机操作工，去年12月21日，他的右手除了姆指以外全被轧碎，其中中指和无名指已无法再复原，食指和小指能不能保得住还要看运气。
邓金权，19岁，贵州人，去年12月9日，冲床不仅无情地夺去了他整只左手，还将他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冲断。当记者问他是在哪家工厂做工时，已经在工厂工作近一年的他竟然还说不全工厂的确切名称，只告诉记者是永康市的一家名叫“企鹅”的工厂，他在厂里是一名冲床操作工。
邓：这只手现在已经残废了。我今年刚到厂里做工的时候是做冲床，结果就受过一次伤，治好回厂以后我就说不干冲床了，厂里就让我去烧电焊，差不多烧了一个月，那天烧电焊那边说没有什么活干了，所以厂里又让我去搞冲床，结果……。我这辈子是残废了，这辈子不能干活了……在邓金权受伤以后，他的父亲抛下家里所有事情，火速从家乡贵州赶到浙江照顾住院的他，至于以后的生活怎么打算，父子俩想都不敢想。
接下来的调查更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在永康，记者所到的医院，几乎都住有许多手外伤病人，有些医院专门划出的手外伤病房甚至已经全被住满，只好在别的病房区再辟出新的病床收治病人。更重要的是，在记者所见到的所有手外伤病人当中，90%以上都是来自永康五金企业里的工人。
1月9日，记者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前往永康最大的医院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咨询，找到了该院骨科主任、手外伤治疗专家徐煜。记者向徐主任和另一位姓纪的副主任询问去年治疗手外伤病人的情况时，他们都说人数不少，但一问到具体数位，他们马上变得很警觉，甚至一再追问记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他们对此事如此敏感并不奇怪，因为在此前一天，记者曾前往距永康市区约20公里处的浙江省缙云县新碧镇，那里有两家治疗手外伤非常有名的私人伤科医院–钭氏伤科医院和田氏伤科医院。据记者了解，仅在去年，就有数百名手外伤民工被送到这两家医院进行治疗，但当记者向钭氏伤科医院院长钭大康询问去年收治手外伤民工人数时，钭院长对此也是讳莫如深，闭口不谈。
记者在永康采访期间，早晨一走出门就会看到，整个县城都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有时候能见度只有三四十米。每天在浓雾中穿行时，记者都强烈意识到，关于伤残民工人数这一问题已经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然而，浓雾在阳光下终究会消散，当记者乘坐两轮出租摩托车赶往距钭氏伤科医院几十里外的田氏伤科医院并又连夜走访永康最有名的一家骨科伤科私人诊所之后，面纱被轻轻掀起了一角。叶志南，田氏伤科医院院长助理。
记者：叶助理，去年一年，你们收治的手外伤病人总共有多少？
叶：我们总共收治了300多人。
记者：那麽在这当中，来自永康的手外伤病人有多少？
叶：有230多。
记者：从今年1月1号到8号，你们收治了多少手外伤病人？
叶：10个，来自永康的是7个。
记者：在收治手外伤病人方面，是你们医院收治的多，还是钭氏伤科医院多？
叶：应该差不多吧。
徐老虎骨科伤科诊所是永康最有名的一家具有断指再接和手指再造技术的私人诊所，诊所负责人徐老虎大夫告诉记者：
记者：你的诊所去年收治的手外伤病人有多少？
徐：有300多个。
记者：大概在三百几十之间呢？
徐：这不能这么说，只能说300多个、300以上。
记者：在永康，除了你的诊所，其他几家诊所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大概有多少啊？
徐：我估计没有我这里多。
记者：200多个还是有的吧？
徐：200多个应该是有的。
据徐大夫介绍，他们诊所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大多数是那些在永康五金企业做工时受伤的民工，在永康能治疗手外伤的正规医院有四家，私人诊所三家，另外两家私人诊所去年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大概只比徐老虎诊所略少一些。如此算来，即便是永康市所有的正规医院在去年没有收治过一例手外伤病人，去年一年，仅永康三家私人诊所和邻县缙云两家私人医院收治的手外伤病人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但永康市政府部门的统计结果却比这一数位少得多。永康市经贸局负责安全生产的副局长王健儿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在统计这个数位，到上个月月底(12月底)，我们统计的数位是四百六……，不，是249……是256.
记者：这个数位是依据什么来统计的呢？
王：乡镇一级、村一级、企业一级都建立了专门的安全注册主任，是一级一级统计上来的。
记者：根据我这几天的调查，仅仅在一家医院或诊所得到的数位就比你所说的这个数位多得多，这是为什么啊？
王：这个情况……，就是……，最近我们要深入一步进行分析和核对，这里面可能是有点出入，到底是医院的统计不准确还是我们的统计不准确，这个要进一步分析。
据知情人士透露，鉴于永康五金企业近两年手外伤事故频发，永康市有关部门在去年12月20日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一些无证企业或家庭小作坊被关闭，但令人遗憾的是，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此被扼制。那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事故频发、一年当中竟有上千人的手指被轧断呢？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记者决定对当地的五金企业进行暗访，在几经周折之后，记者终于想办法进入了位于永康郊区十里碑地界的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私人公司，有工人两百多名，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中型五金企业。郑金中是三博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当他走进车间来到那台他所熟悉的冲床前时，苍白的脸总是忍不住抽慉一下。
郑金中：那天我正在车间里上班，我的一个老乡跑过来告诉我，我的女友手指被机器轧掉了两个，我赶紧关掉机器往外跑，刚跑了几步腿就软了，就觉得跑不动。我跑出车间后就看到她的手被毛巾包着，我跑过去扶住她，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想哭……她那两个手指前面两节差不多已经成了肉饼了……
郑金中的女朋友邹时利，20岁，湖南人，记者在永康采访期间，她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为自己那只只剩下三个手指的右手发愁。邹时利：当时冲床冲下来，我的两个手指就没有了，可能是因为连冲吧。郑金中也向记者证实，那台冲床以前就发生过连冲的事，所幸都没有造成人员伤残事故，但是这一次，他女朋友邹时利的手指却没能幸运地躲过去。“我觉得那台机器没修好才会出现事故的，一般来说，要是修好了就不会出现连冲事故的。”
记者：什么是连冲？
郑：没毛病的机器每踩一下离合器它只下来一次，连冲就是你踩一下离合器它会连续下来两次或三次。
记者：在你们厂里出现这种连冲的机器多不多？
郑：应该是有的，反正我女朋友做过的机器，那台大的机器就连冲过两次，那台小的机器以前也出现过连冲。由此看来，冲床发生连冲故障并不是第一次，此前也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据郑金中说，他也曾向企业负责人反映过这一情况，但并没有引起企业负责人的警觉。
在和郑金中深入交谈中，记者得知了更令人震惊的情况：从去年12月16日到26日仅仅11天时间，三博公司就有三名女工的六根手指被轧断！12月16日，一位名叫吴玉英的女工右手手指被轧断两根，第二天，另一位名叫王淑妹的女工左手又被轧断两根手指，而郑金中的女朋友邹时利是第三个人。而2001年还出过四起，有四个人的手指被轧断。在公司院内，记者恰好碰到了正要找老板交涉的王淑妹，32岁，福建人。
王：我进厂的时候是一名清洗工，当到大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车间主任派到车间去操作冲床、轧机。
记者：车间主任让你进车间操作那些机器，可你到底会不会操作呢？
王：他才不管你会不会做呢！反正他就安排你进去做，不管你会不会做。老板在开会的时候也说过，车间主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比如说我的嫂子被招进厂时是敷底的(给锅、壶加底)，她也经常被派去操作冲床，她现在什么冲床都做，大冲床小冲床都做，什么都干，有时候一天要操作五六台机器。乱七八糟的，就这个样子。
正象王淑妹所说的那样，全厂六名清洗女工有四个人都先后几次被企业负责人调到冲床车间去做工，而更可怕的是，她们在上机操作以前并没有受到任何培训！混乱的用工制度和近乎空白的岗位培训是导致王淑妹手指被轧断的主要原因。仅仅11天的时间就有三名工人的手指被轧断，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记者还看到了一份公司为所有在厂民工买的保险单据的复印件，在保险单上清楚地写明：如果工人在三博公司的意外事故中死亡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全瘫的话)可获得的最高赔偿金额是8万元，记者依据保险条款粗略估计了一下，象王淑妹、吴玉英和邹时利她们这种失去两根手指的情况最多能从保险公司获得一万多元的赔偿金，如果刨去数千元医疗费用，工人能拿到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不过，她们毕竟还有一份保险，而在记者所采访的其他企业的数十位伤残民工中，工厂没有为他们买工伤保险的占绝大多数。更为严重的是，包括三博公司的工人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同工厂签定过劳动合同。这就使得伤残民工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上。永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晓春曾经告诉记者，由于他们人力有限，所以只能保证对中型以上、有一些规模的五金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
按照李晓春副局长的说法，象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这样规模的中型五金企业，政府对它们的管理应该是规范和严格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对企业所谓的“严格管理”又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据了解，永康市政府曾经要求所有的五金企业在冲床、轧机等机器上安装红外线安全保护器，记者在永康市内也确实见到了销售红外线安全保护器的商店，听商店的老板说，他所销售的红外线保护器共有十多个型号，最贵的是2000多块钱，所有保护器保用一年。可是象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这样一个应该已经在政府严格管理范围之内的中型企业的车间里，记者所见到的机器上却都没有安装任何保护装置。而更可怕的是，在永康所有的五金企业中，能达到中型以上的企业还只是少数。
记者：永康总共有多少家五金企业呢？
李：大小五金企业大概是7000多家。
记者：在这7000多家企业当中，象你所说的那种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是多少家呢？
李：上规模上档次的大概是……300多家吧。
记者：在五金企业当中操作冲床或轧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对工人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你认为就目前来看，永康所有的五金企业在岗位培训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李：岗位培训这一块……，应该说以前做得是很不够的……
如果李晓春副局长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麽我们似乎可以想象，那些政府没有能力去管理的、而又占永康市五金企业绝大多数的小型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状况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站在机声隆隆的车间时，“五金之乡”事故频发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寻找下去了。
而对于这些病人，虽然医院可以为他们进行断指续接甚至残指再造，但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无论医生的医术有多么高明、治疗有多么成功，病人手掌或手指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手指或手掌连续接和再造的条件都已经不具备。
到永康五金企业打工的人大多是来自贵州、江西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原本是抱着脱贫的愿望离开家乡到永康打工的，而现如今，那些年纪轻轻却已手掌伤残的民工所能拥有的就只剩下一个破灭的梦，他们甚至不敢去想自己以后几十年的路该怎样去走。可是令记者震惊的是，竟然有相当多的伤残民工只是盼着老板能发善心给自己一些补偿，即使有人想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但对结果也丝毫没有信心！
王富林，35岁，江西人，七年前他离开家乡到永康五金企业打工，1999年，他在永康雄鑫五金工具厂做工时失去了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此后他换过两家工厂。去年12月27日，他右手的食指又被冲伤，就连只剩下半截的中指也没能逃脱再次受伤的命运。据他自己说，第一次受伤时，他曾试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那次经历使他在第二次受伤以后不敢再想同企业打官司的事了。
记者：你到永康打工有多长时间了？
王：有七年了。我干了有两三个厂了。
记者：你第一次手受伤是怎么解决的？
王：就是医药费出了一点，然后补了两个月工资吧。
记者：两个月工资是多少钱。
王：15块钱一天。实际上也就是给了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后来给了我2000块钱，两个手指给了2000块钱。
记者：两个手指就只赔2000块钱，你觉得冤不冤？
王：那当然冤了，但我没有办法，我起诉过，律师也请好了，没办法，他们关系都比较好，没办法。最后劳动部门过来调结，那时候也快过年了，我们从外地来打工，拖不起的。如果我要起诉的话，需要劳动部门给我开证明，但是劳动部门的人也是本地人啊，所以证明开不出来。没办法，只好接受了。
在同伤残民工谈到赔偿问题时，记者起初认为是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才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发现问题远不是那麽简单！在我所采访的数十位伤残民工中，工厂没有为他们买工伤保险的占大多数，即便是有保险的，保险金额也大多比较低，更严重的是，没有一个人同工厂签定过劳动合同。在民工入厂时，他们大多拒绝同民工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如果哪位民工非要签合同的话，老板宁可不要这位民工。为了能获得一份工作，绝大多数民工被迫在没有签订任何劳务用工合同的情况下进厂做工。那麽企业老板为什么不愿意和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呢？
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巴国兴律师出于对伤残民工的极大同情，无偿为找到他的伤残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记者也曾就这一问题向巴律师进行过咨询，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签订合同的伤残民工如果选择打官司，即使最终获胜了，去除诉讼费用后，伤残民工能到手的钱也不会比选择“一、两千元私了”多多少。
巴：严格来说，企业都应当与工人签订合同，这是《劳动法》所规定的，但是目前企业与工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工人如果提出要同企业签合同，老板大多不予采纳，所以大多数工人都没能和企业签订合同。所以工人一旦在劳动中出现伤亡事故，在赔偿当中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签没签合同的赔偿方法和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
记者：我在采访当中发现，有许多伤残民工都很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其中又有相当多的人又非常害怕打官司，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获胜，您在所受理的类似案件中有没有感到确实很难呢？
巴：这个问题确实有普遍性，企业招收的大多是外地民工，由于这部分人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来赚取一点点仅够维持生活的钱，所以一旦要打官司，他们一般很难支付诉讼费用，而且他们文化水平又比较低，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诉讼问题非常困难，在我们所受理的案子当中，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本身工人就没有多少钱，让他支付各种费用来打官司当然非常难。
记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他打官司打赢了，他所获得的赔偿也只够支付在打官司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呢？
巴：这种情况也有，由于有时候一些民工伤残的等级比较低，他所能获得的赔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方面要支付诉讼的各种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时候案子拖延的时间比较长，他自己的花费也会比较大，所以往往在最后能剩下的就很少了。
记者：就象您刚才所说的，民工要想同企业签合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他不能够获得工作，而没签合同进厂做工，一旦出了事又不能受到一些法律条款的保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些外地民工的权益该怎么来保护呢？
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现实。重要的是劳动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劳动法》对劳动部门的义务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劳动部门应该经常对企业进行检查，发现有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劳动部门可以责令其改正，如果企业在限期之内不改的，劳动部门有权对其进行处罚。我想，如果劳动部门真得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加大管理的力度，而劳动者又有比较好的法律意识的话，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保护。
我们不能否认，永康市的五金企业的确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我们也看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是企业的高事故率，对此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两者之间是否一定要划等号呢？换句话说，降低企业事故率是否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中国劳动保护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达飞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宪博士。
李：民营企业对永康、对浙江乃到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贡献都是比较大的，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高事故率的发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结果，而高事故率是在企业里各种危险源和事故隐患大量存在的结果，从专业上来说是人的不安全因素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导致的结果。比如说一些管理者要钱不要命、违章指挥，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比较低、违章作业，这是人的不安全因素；再比如说永康的五金企业需要有安全生产设施，但我们可以看出永康五金企业普遍没有采用安全生产设施，这是物的不安全因素。这些都是事故的最大隐患。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事故的高发生率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比如说美国煤炭产量和我们国家差不多，多的时候年产13亿吨，但美国整个煤炭行业每年的死亡人数是二三十个人，最多四五十个人，而我们国家每年是四五千人，多的时候七八千人，这是一个例子。
记者：换个角度说，如果说企业从一开始就重视安全生产，花了比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这样做是不是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呢？
李：我认为恰恰相反。当然了，企业从建厂初期就抓安全生产，企业的投入会大一些，但安全是生产的保证，没有安全就根本无法正常生产。那麽正常的生产都无法保证，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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