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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4日讯】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史﹐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曾经为人类贡献过四大发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产生出诸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孙子等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我国古代就有李冰父子﹑张衡﹑祖冲之﹑蔡伦﹑华陀﹑毕昇﹑李时珍等众多精英脱颖而出。中国在人类的文明史中确有突出的地位﹐不仅因为中国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曾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还突出地表现出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文明的衰落。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列强的蚕食﹑肢解和掠夺”外﹐还能否从产生中华文明的文化中反思出一点原因﹐分析出我国固有的“汉文化”的优点和缺憾﹖
“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对我国固有的“汉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尊重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的权利﹐反对“三纲五常”等专制的伦理道德律﹐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学风﹐以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自由民主”的精神都远未实现。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欧洲和“发达国家”振兴的基础。而我国﹐在上个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就不断有仁人志士提出“革故鼎新”﹑“师夷长技”重振中华河山﹔也不乏人预言﹕睡狮将醒﹐“二十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更有“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救中国”等一系列社会实践。到了本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刻﹐又有人提出﹕“中华巨龙要腾飞﹐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美国经济即将崩溃﹐不出今年。”“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赶上了世界的先进国家﹐按照过去十年速度﹐下一世纪中国必将迅速富强。”‘１’“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２’“将来儒学要指导世界﹐将来汉字要统治全球。”等。‘３’这种看似良好的愿望究竟是要促使中华文明的复兴﹐促使中华文明早日融入人类和睦大家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还是“汉文化”中的“天朝心态”和“大话文化”在作祟﹖
“汉文化”的传统之一就是国家﹑家族﹑家庭比个人更重要﹐而君主（皇帝）即是国家﹑天﹑神的唯一代表﹐因此﹐个人必须无条件奴从于君主。既然君主代表了国家﹐那么﹐“忠君”就是“爱国”也就名正言顺。“汉文化”的精髓就是“孔孟之道”﹐而“三纲五常”既是“孔孟之道”的要旨﹐又是我国数千年专制史的道德凝聚力和理论基础。在“三纲五常”中﹐“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纲”就是占支配地位的意思﹐是专制史中三种主要的伦理道德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至今虽有可借鉴之处﹐应赋予它现代的内涵﹐但在专制社会里主要强调的还是支撑社会的两大支柱﹐即对君主的奴从（忠）和对家族﹑家庭的奴从（孝）。＜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大学＞里说﹕“欲制其国者﹐先制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使众也。”﹐表达了专制社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观念。早在１９００年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中国数千年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署名“真”的人在＜三纲革命＞中说﹕“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特利﹖曰其生而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学。若因其有势力固然﹐此乃强权﹐有背真理。”“真”又说﹕“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真”还说﹕“夫人也﹐妇亦人也﹐人生于世间﹐各有自立之资格﹐非属于甲﹐亦非属于乙﹐妇不属于夫﹐夫不属于妇﹐此自由也。”‘４’蔡元培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胡适说﹕“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５’”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６’他又说﹕“中国人需要最后的觉悟﹐而最后的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些至理名言清楚地表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奴性﹑反专制的性质。如果说在漫长的专制史中“忠君”即“爱国”曾经产生过凝聚力﹐激扬过中华文明﹔那么到了近代﹐由于人类文明的迅猛发展﹐它不仅逆流而动﹐而且扭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压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造成人口既超负荷又素质低下﹐生态环境日渐恶化﹐生存资源日渐枯竭﹐“大话文化”更加兴隆。
什么是中国的大话文化﹖所谓大话文化﹐就是在漫长的专制史中﹐由君权压榨下伴生出的夸大的伪善不实的文化﹔到了近代和现代它又延展为唯领袖意志的官话﹑假大空文化。大话在古代谓之“大言”。宋玉著有＜大言赋＞﹐可惜没有见到全文﹐只知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句。话虽说得够大﹐不过是文学上的修辞方法。其实﹐＜礼记＞中有一段话就把大话的根源﹑性质讲得非常精当﹕“ 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疏＞﹕大言﹐谓之大事之言﹐进入于君﹐君所受纳﹐如此乃望大禄。”‘７’＜史记 高祖本纪＞中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表明“大言”是夸大的不实的言辞。“大利”﹑“大禄”者﹐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昇官发财”。而“三纲五常”中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既然“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既然“伴君如伴虎。”那么﹐只要人臣希望“昇官发财”﹐或者希望生存﹐就必然以大话事君。“事君”是个大前提﹐而明君既少﹐昏君居多。所以﹐在我国的专制史中﹐大话不绝如缕﹐历久不衰。诸如赵括的纸上谈兵﹔赵高的指鹿为马﹔王莽的谦称假帝﹔贾充的谄谀取容﹔钟会的清洁王道﹔贾似道的诈言大胜﹔袁世凯的伪装赞成维新运动﹐却向清庭告密﹐取得慈禧的宠信等﹔真是不胜枚举﹐形成了独特的“大话文化”。反之﹐既然以言治罪﹐祸从口出﹐株连九族﹐那么﹐说真话说实话的必定难能可贵﹐少之又少。专制史中﹐“汉文化”的“三纲五常”等专制的伦理道德律扭曲了人性﹐必然伴生出“大话文化”。甚至可以说﹐文化的发展与君主的喜好相关﹔今天这个君主喜好儒家﹐儒学就昌盛﹔明天那个君主喜好道家﹐道教就兴旺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自先秦之后﹐我国的文化领域在君权的压榨下﹐大量存在的只是对“诸子百家”著述的注释或翻新的继承者﹐缺乏闪烁着创造力和科学性的新思想光芒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到了近代﹐“大话文化”又有延展。四川民谣﹕“说大话﹐使小钱﹐卖勾子﹐过大年”。“ 妈屄干部﹐显屁儿白﹐梳光光头。”就是指有的官僚“言心相离”﹐不说老实话﹐而是官﹑假﹑大﹑空话连篇﹐既祸国又殃民。如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了那段关于核战争死人的话﹕“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会多。”后﹐立即就有臣僚叫喊出﹕“要在地球的废墟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等伟大的空话。再如见于当时官方报刊上的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苦战三年﹐幸福万年”﹐“水稻亩产十二万斤”﹐“村村都有李有才﹐县县都有郭沫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消灭帝修反﹐要解放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类”﹐“要使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等等。都是在毛泽东大权独揽﹐亲自发动并亲自指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喊出的空话大话﹐并造成了饿殍遍野和“革文化的命”使社会倒退几十年的恶劣后果。由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谁说真话就戴谁的“帽子”﹐谁说真话就割谁的喉管﹔由于民众长期被奴役﹐受到专制的伦理道德律和极权的“思想改造”的两面夹攻﹐所以造成“大话文化”侵袭了心灵﹔加之总体上受教育的程度很低﹔使中国人或者丧失了独立思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或者忍气吞声少说为佳﹐或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因此﹐社会生活中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大话文化”的现象。在大跃进运动中﹐不仅官僚们浮夸成风﹐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出现了整体性的急功近利背离科学的怪现象。在工业上用土高炉大炼钢铁﹐炼出大量的废铁疙瘩﹔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作燃料﹐遗害至今。在农业上大种“试验田”﹑大放“卫星”﹐虚假成风达到十分荒谬的程度﹔吃了大半年不要钱的大锅饭﹐马上堕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的岁月﹐饿死民众上千万。１９６０年前后﹐在农村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实物补贴”。‘８’“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９’那时笔者是中学生﹐每人每月肉半斤﹑古巴糖二两。联想到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自己的一丝一毫的私利”的大话﹐难怪至今仍有作家慨叹道﹕“我们这个社会名实不副﹐言行不一﹐已经到了毫无羞耻毫无觉察﹑无行不有无处不在的地步﹐纵然天大的名不副实却人人习惯成自然﹐无人以为非。‘１０’为了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毛泽东还发动了文艺领域的全民大跃进。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的“文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呼唤﹕“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由此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文艺大跃进。不仅质量上有＜红旗歌谣＞的出版﹐吼出了﹕“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狱开道﹐我来了﹗”的时代大话﹔还在数量上放出了“卫星”﹐仅作家的数量就从１９５７年的不足１０００人﹐猛然上升到１９５８年的２０００００人。‘１１’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指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封闭式地切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借助白话和世界资源以探索发展的道路。至于后来的毫无缺陷的螺丝钉雷锋和文革中的“换头术”等﹐都是“大话文化”的杰作。还是毛的副统帅林彪直言不讳地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道出了其中的“天机”。笔者记得毛泽东诗词中有大言﹕“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他个人的威权下﹐难怪“大话文化”又有延展。“大话文化”是向君权的争宠﹐“大话文化”代表了社会正义的衰亡﹐是专制独裁社会对人的异化和掠夺的结果。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圣明的君主到伟大的领袖﹐不过是换了件现代的外套而已﹐其内涵并无改变﹔因为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式的权力自上而下层层制约的结构﹐缺乏分权制衡的民主内核﹐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专制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显着的经济成果﹐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是否能够“迅速富强”﹐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需要继续坚持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同时还要算算账﹐不但同自己的过去比较比较﹐还必须看清楚别的国家的进步程度﹔找出一百多年来到底差距有多大﹐现在差距是大了﹐还是小了﹐以利自己有相应的措施。而不是象过去一样﹐提一些空泛的口号﹐说一些惊人的大话﹐搞一些整人的运动。
首先看经济方面的比较。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７年间﹐中国的ＧＤＰ增长年平均达９﹑８％﹐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１２’但是从ＧＤＰ总量（单位﹕百万１９９０国际美元）和中长期看﹕“１８２０年﹐中国１９９２１２﹐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３４８２９﹐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和法国﹔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总量的２８﹑７％﹐比印﹑英﹑法三国共占２６﹑６％还多。１９９２年﹐中国３６１５６０３﹐居世界第二位﹔美国５６７５６１７﹐跃居首位﹔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国﹔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总量的１２﹑９％﹐既少于美国的２０﹑３％﹐也少于日﹑德之和的１３﹑５％﹐比１８２０年时的比重下降了１５﹑８个百分点。日本ＧＤ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２﹑９％提高到１９９２年的８﹑６％﹐百分点增加了近两倍﹔同一期间﹐中国ＧＤ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６﹑２５％提高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２﹑９％﹐百分点仅增加了一倍。显然﹐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的进步在一百多年的长时段内比不上美国﹐在最近５０年的中时段内比不上日本。‘１３’再看人均ＧＤＰ水平（单位﹕１９９０国际美元）﹕１８２０年﹐英国１７５６﹐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中国５２５﹐是最高值的２９﹑９％。１９９２年﹐美国２１５５８﹐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大陆３０９８﹐是最高值的１４﹑４％﹔台湾地区１１５９０﹐是最高值的５３﹑８％。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９２年间﹐台湾的人均ＧＤＰ从９２２提高到１１５９０﹐从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３－１９９２两个阶段的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均为６﹑２％﹐总计增长五倍。在此期间﹐大陆与台湾人均ＧＤＰ水平的差距由１﹕１﹑５０扩大到１﹕３﹑７４。结论不难得出﹕经过一百多年的牺牲﹑奋斗和努力﹐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１４’
其次看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比较。“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０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学生在１２－１７岁人口中的比重﹐高收入国家为９３％﹐上中等收入国家为６７％﹐下中等收入国家为４９％﹐低收入国家为２６％﹐最低收入国家为１２％﹐中国为４３％﹐处于下中等与低收入国家之间。大学生在２０－２４岁人口中的比重﹐高收入国家为３９％﹐上中等收入国家为２０％﹐下中等收入国家为１６％﹐低收入国家为３％﹐最低收入国家为２％﹐而中国尚不到２％﹐比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还低。据１９９０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各层次文化程度（包括毕业生﹑肄业生﹑在校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大学１﹑４２％－－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排序中居倒数第二位﹐美国为３１﹑９％﹐加拿大为３７﹑４％﹐连菲律宾也为１５﹑２％。高中８﹑０４％﹐初中２３﹑３４％﹐小学３７﹑０６％。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不足五年﹐而日本早在１９０７年就普及了六年制义务教育－－落后了近一个世纪。”‘１５’
再看科技方面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实力提高很快﹐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短。但还存在人才流失严重﹐缺乏学术研究和表达的自由空间﹐基础研究不力﹐产业组织不发达﹐科技成果难以转换等诸多问题。有人作过如下比较﹕“１９９６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总数以及企业研发人员总数均列世界第四位﹐而相应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只分别列第３２位和２１位。”‘１６’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国家的治理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科技的发展不可能脱离这一工程一枝独秀﹐离开了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循序渐进的改革﹐“科教兴国”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基本摆脱了传统的短缺经济﹐而要保持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吸引外资的投入。１９９２年以后几年﹐外国投资从１９９２年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５％﹐一下跃昇为以后几年１５％左右的水平。‘１７’可是﹐在亚洲地区从１９９７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外国投资大幅度回昇的情况下﹐今年头８个月﹐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７﹑９％。１９９９年﹐亚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１０６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９﹑３％。其中﹐流入韩国的外资比前年翻了近一番﹐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只有４００亿美元﹐大大低于前几年的平均水平。‘１８’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下个世纪的中国﹐即使出现不太可能出现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状况﹐中国也不可能“迅速富强”﹔中国众多的人口尚处于人均贫困状态﹐社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改革步履维艰﹔都可以说明下个世纪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因此﹐那种把假设说成必然﹐把推测说成现实的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类的空话大话﹐都是有害无益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中国大陆盛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非常浮浅和功利的现象竟也照搬到美国。上月在纽约等城市开展的“中华文化美国行”的目的是进行中美文化交流。可是其展出内容却主要是民间工艺美术及民族服饰﹐既缺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没有当代文艺的优秀作品﹐实在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该展出显然是为了商业和广告效应﹐取这样的名目是名不副实的﹐将使许多美国人对中华文化造成误解。联想到在中国大陆盛行的水分文化﹑红包文化﹑痞子文化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文化﹐以及“负增长”﹑“下岗”一类的字眼游戏﹐可以说专制的君权思想的残余﹐至今还流毒甚深遗害无穷﹐“大话文化”仍在延展。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两岸亦不幸沾染上“大话文化”的恶习﹐竟然在“字眼”上下功夫。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由“我”主导﹐为“我”所用的专制观念﹐而这种观念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毛的一生独断专行惯说大话﹐其“引蛇出洞”﹑“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和“纸老虎”说都是典型的大话﹐给中国民众带来无穷尽的灾难。毛的同路人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１９’今天看来﹐毛说大话的动机十分明显﹐那就是对外以“红遍全球”的名义妄图独霸世界﹔对内以解放的名义实行奴役﹐以共和的名义实行专制﹐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独裁。毛从来不顾人的死活﹐其实现理想的手段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不但使中国人大批大量地死亡﹐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毛使中国在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了专制的社会结构。并且生成一种制度性的由“我”主导﹐为“我”所用的﹐唯领袖意志的大话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承即是专制史中由君权压榨下伴生出的大话文化。这种大话文化的特点就是在美好的名义下施行的假大空。
可喜的是到了近代和现代﹐从谭嗣同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血溅菜市口﹐到彭德怀上“万言书”冤死北京城﹔从梁漱溟直言要毛泽东有“雅量”﹐到何清涟写出＜现代化的陷阱＞﹔说真话﹐做实事的人薪尽火传﹐绵绵无绝。从梁启超主编＜时务报＞﹐陈独秀主编＜新青年＞﹐胡适主编＜现代评论＞和＜独立评论＞﹐储安平主编＜观察＞到“民主墙”时期风起云涌的全国近万家民办刊物。中国的知识份子中争取“祸从口出”﹐争取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中华文明的希望所在。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金字塔似的权力自上而下层层制约的社会结构。首先应有学术的自由﹐根除产生“大话文化”的君权思想的残余﹐给中华文化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文化的发展应以文化界来主导﹐而不是以领袖意志或由领袖支配的政府和官员来主导﹐以利发挥社会对权力的无所不在的监督﹔第二﹐应以中华文明的振兴和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稳定”和维持一个利益集团的统治为目标﹔第三﹐加强国际间文化交流﹐共享人类共有的和平﹑进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反对由“我”主导﹐为“我”所用的专制观念﹐共创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的文明。
继承和发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科学和自由民主”的精神。反对说大话﹐提倡说真话﹐做实事﹐这是振兴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所证实。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１００年过去了。展望新的世纪﹐中华文明的进步不过从过去代表天﹑代表神的意旨的君主制﹐前进到当今代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代表绝对真理的领袖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深思。
2000年8月29日初稿
2000年10月5日定稿。
注释﹕
‘１’程晓农着 ＜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繁荣从何而来﹖＞。
‘２’李新宇着 ＜旧战场上的寻思＞－－重申＜五四精神＞导言之一。
‘３’阿宁着 ＜小评【生日的歌】＞－－引自＜野草之路＞。
‘４’李新宇着 ＜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想的形成＞（引自＜三纲革命＞署名“真”﹐见 ＜新世纪＞第１１期﹐１９０７年８月出版。）
‘５’＜胡适文存＞－－【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６’陈独秀着 ＜敬告青年＞﹐见＜青年杂志＞创刊号。
‘７’陈墨着 ＜何必集＞－－【大话】??大话文化。
‘８’‘９’韦君宜着 ＜思痛录＞。
‘１０’焦国标着 ＜因循说谎习惯成自然＞－－引自＜开放＞杂志﹐总第１５６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号。
‘１１’李新宇着 ＜１９５８﹕文化领域的农村包围城市＞－－引自＜文艺报＞１９５８年 第１５期。
‘１２’‘１７’林毅夫着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１３’‘１４’‘１６’何家栋着 ＜２１世纪是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１５’解思忠着 ＜国民素质懮思录＞－－＜文化素质的缺陷＞。
‘１８’若思报导 ＜美国之音＞１０月４日。
‘１９’＜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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