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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自由的思想必然导致自由的言论。言论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是思想的自然涌流。自由的言论是自由思想的直接现实。言论的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甚至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而毛泽东终其罪恶的一生之表现来看，从来都是限制人的言论的，并通过限制人的言论而封闭人们思想的通路，从而使人们不敢于想，不善于想，最后则就根本不去想，也不能去想。其结果则是，不能独立自主地思想，就必定亦步亦趋地跟随毛泽东的思想打转转，兜圈子，听信毛泽东命令似的思想去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并宗奉毛泽东哪怕是胡言乱语的“最高指示”，亦即毛的圣旨，而勿庸置疑地和心甘情愿地跟随毛泽东革命到底不回头。
另外，毛泽东也从不给人在信仰自由方面留有余地，总是以所谓“破除迷信”为口矢，使全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信仰单一化，亦即以一种大一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帅全国人民的思想。任何其他的信仰都不能信，也不允许信：佛教不能信，因为佛教宣扬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主面前，人人平等”、“普渡众生，慈航人间”等非暴力的并且是敬畏生命、悲悯苦难、反对杀戮的人道主义理论，而上述的这些理论、这些观点、这些提法都是跟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提倡的暴力革命学说是截然相反的，是本质上水火不相容的。崇尚暴力的毛泽东无论如何都要否定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佛主，即释迦牟尼的非暴力的伟大思想。要崇信释迦牟尼的非暴力的理论，就必定不能苟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杀人理论；基督教也不能信，也不允许信。因为耶酥楣繴苭萿涤繴訇R尚的是平等和博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提倡的是不但要爱你的亲人和朋友，也要爱那些反对你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是兄弟姐妹，因此，人与人之间要充满像耶酥楣繴獐邞涤队j的人道主义之博爱，如此等等的基督教理论又怎么能够相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学说呢？又怎么能够相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草菅人命的胡作非为和罄竹难书的累累罪恶呢？其他的信仰也是不能被允许的，像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等等，都统统地被打入冷宫，被予以全面的封杀。倘若你有了某种上述所及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亦即你不能崇信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暴力革命”学说，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封建迷信”，你崇信的就是反动的学说，就是反革命的异端邪说，因为你思想上有这种“封建迷信”、这种反动学说和反革命的异端邪说，于是你就是个反革命，你就不是人，你既然不是人，还留着干嘛？杀。杀无赦。毛泽东就是以这样惨无人道的强盗之词，随便就可以把一个或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活生生的、活蹦乱跳的人轻而易举地送上断头台。
毛泽东也从不认为人是目的并且永远认为人是抵达“夺取全国性政权”（中共一大党纲）之目的的手段。所以，毛泽东的一生是从不尊重人的生命、从不尊重人权、从不尊重人的价值的罪恶累累的一生。
在前苏联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在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时毛泽东与到中国访问的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说到，中国人还有好几百万身强力壮的男人，可以组成多少多少个师，可以与美国打一场世界性的大战，等等，连赫鲁晓夫都怀疑，那么多人在威力无穷的原子弹面前，在现代战争的威力面前，又能起多大的作用于呢？
在1949年毛泽东与前苏联的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一整列一整列专车的中国土特产进贡给斯大林及其统治集团的达官显贵不算，竟毫无理由地把中国的大片大片的疆土拱手相让给苏联新沙皇，还把消灭中国一亿人这一条款秘密地写进《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这份尚未解密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里。一亿中国人如何被消灭？除了在国内镇反、大抓特抓所谓的“敌特”之外，还有的捷径便是参与哪怕于已毫无益处的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只有战争，而且只有战争，才是消灭中国人的一条别无选择的正确途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消灭一亿中国人的毛氏理想，但也毕竟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消灭了八千多万中国人，并在以后的历次对外战争中也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当作炮灰去送死，这也算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汇报似的交差了。
如此等等，均已表明，毛泽东可谓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恶魔，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史无前例的耻辱，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的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不眨眼的伟大罪犯。
对于自由的压抑，不仅仅表现在思想上，也不仅仅表现在以国家意志的面貌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的乱施淫威和胡作非为上，更表现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其根本标志的社会制度上，表现在毛泽东作为其君临一切的军事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危害上。制度性的等级森严的命令体制使得自由不能获得些微的喘息之机，换言之，连苟延残喘的权利都不能获得。那么，自由，真正的自由，又到哪里去找？
自由，是个人选择权利的无妨碍运用。而军事集权制，作为法西斯主义行之有效的战时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却使任何所谓的个人选择权利，亦即人的自由丧失殆尽。处处没有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选择权利被无情剥夺的种种清规戒律，处处是重重的关卡，这也不行，那也不可，处处挥舞着歼灭个人权利的大刀和长矛，总之，处处是妨碍。
军事建制，排、连、营、团、旅、师、军，每个下级均听令于上级，均按照上级的命令无条件地执行，即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但从整体上来讲，每一个下级均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每一个下级即使有主动性乃至创造性，其选择的余地也一定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干脆就没必要搞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的，干脆就一切命令听指挥；上级指向哪里，那就打到哪里。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根本谈不到的；自由，乃是一种奢侈之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术；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这种以森严的等级制为特色的，以上级命令无条件从上而下地传达的并且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亦即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军事集权制，可能有利于战争，可能有利于军事指挥，可能有利于夺取最后的军事胜利，但是，它究竟有利还是无利于我们正在从事着的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恐怕得打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就是说，那是完全不利的，是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的。
军事集权制的社会化，造成一切生产单位、一切事业单位都要呈军队的建制建立相应的权力系统和权力机构。各个公社（现在已改为城镇）为营级单位，各个县为团级单位，各个市为师级单位，各个省为军级单位，至到兵团级，至到最高行政长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级。而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也以军队建制来相应地规定自己，什么营级企业，什么县团级企业，什么师地级企业；甚至连大、中、小学亦复如是，学校成为军队建制的命令式体制的演练场；科研机关也深陷这种军事集权制的巢穴之中，县团级研究所，师地级研究院，等等，不一而是，举不胜举。
军队建制以其集权为特色，以其如山倒的命令为内容，以其首长的意志为意志，但这仅仅限于军队内部并无不可，并非过分。然而这种军队建制一经社会化，则就带来社会发展的极其巨大的阻力，则就使社会生活在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发挥和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变得很僵硬、很不正常。
社会化的军队建制，使整个社会生活处在十分严密的紧约束之中，使得个人的自由度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或者干脆就渺视、否定并取缔个人的自由，并把个人自由强行纳入所谓集体主义的大一统的范围之中；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否定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缤纷多彩的和生机勃勃的社会精神生活处在一种别无选择的和万花凋零一时稀的满目荒凉的境地，使得人民群众中孕育着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一切潜力不能以其极为丰富的内容展示自身，而只能在听令的随风唱影中消失自己的一切固有的能量；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一切生产单位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供、产、销，不能进行独立自主的生产运作，不能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调剂和整理，而只能在上级的命令底下机械地动作；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文化教育产品的生产者，总之，一切的作家、艺术家们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全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展现自己全部瑰丽的想象力，不能信笔所至、信马由僵地开拓出精神领域的广大疆土，而只能在国家提供的温暖的鸟笼里过着终生都是著名作家和著名艺术家的可耻也可怜的生活；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任何一个教育单位丧失了自己固有的特色而整齐划一地唯教育行政首长的马首是瞻，唯教育部的行政指令马首是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御用工具、培养被灌输了简易的奴才思想的所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教材单一化，教材几十年如一日、一代复一代地以现代君主思想为统领、丝毫反映不出波澜壮阔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高新科技及其思想对于现代人所应该和所能够造成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施教育者不能以自己的德、才、学、识立足于讲坛，而是以能否跟从领导、能否溜须拍马、能否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能否给领导送礼等等极其庸俗而可耻的表现方式立足于教育岗位。教育者的本质存在，亦即以其能力展示自身的本质存在为所有其他的种种非本质存在所取代。非本质存在的教育者的招谣过市严重地影响了教育事业本应具有的良好发展，目前的中国大陆的教育状况确实千疮百孔，确实问题严重，确实令人担懮；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科学研究大打折扣，使得科学研究不能专注于自身，而只能把精力和时间过多地倾注于科学研究以外的其他营营苟苟的极其琐碎也极其无聊的事物中。科研人员不能以其学术成果立足于世，相反，科技成果竟成为晋级邀宠的必备手段。科学成为等级制的装璜，技术成为等级制的奴婢。而社会学术在这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制面前只能以否定自身存在作为其苟延残喘的前提条件，只能在歌功颂德的聊作无病呻吟状态中混时度日，而泯灭自己仅余不多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良心；
社会化的军事建制，使得司法不能独立地行使其职能，法庭成为等级制自我认定的公开的抑或秘密的场所，判案之非程序化随处可见，长官意志无处不显示其腐朽没落的传统价值，正义不但得不到伸张，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得到伸张。法官不能最后定案，法官的最后定案不过是军事建制式的法庭程序的开始。更为荒谬可笑的是，法官竟以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等论资排辈，法官上面还有法官，庭长上面还有幕后的庭长，等等，司法的正义已经没有，又怎么要求社会的正义？司法的公正已经丧失，又如何要求社会的公正？
如上所举的社会化的军事建制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明白无误地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等级化，作为与平等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及其处延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扭曲了本应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阻隔了本应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使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走向幽暗的岐途，从而强烈地加固了社会生活的非正常化。
上述所论的社会化的军事建制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的一切存在都显而易见地也极其可悲地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官吏或曰官僚的身上。官僚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坐标。官僚之所想，实乃民众之所为，总之，官僚代表人民无商量。人民必须唯官僚的命令是从。社会生活，也只有官僚才能定夺，因为官僚掌控社会生活的一切资源，官僚化的社会存在，使得一切唯权是夺，唯权是取。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等等。权力成为社会生活唯一的实力。作为唯一实力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一切方面，横加干涉，粗暴评断，真可谓滥施淫威，硬把不是当理说，此乃专制、极权、暴政之谓也。
这种无孔不入的社会官僚化，极其严重地窒息了社会多元化所可能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并使整个社会笼罩在长官意志大放厥词而谎言连篇的氛围中，并使深受长官意志浸染的社会现实只能沿着得到仕途上的升迁或通过种种非正当的努力求它个顶戴花瓴的捷径，只有用这个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来证明自己应有的价值和全部的实力。它绞杀了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工职能。它使分工的意义在政治权力的唯一途径中丧失殆尽。试想一个稍有权柄的副科长能够获得生活待遇上的优越条件和享受人生的种种益处，那么，还有谁愿意去做一个穷困僚倒的伟大的画家或艺术家呢？
社会官僚化的可悲现实，极其严重地困顿了人之为人的活生生的灵魂，并毫不留情地折断了本应展翅飞翔的灵魂的翅膀。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其他一切潜力不但不能释放其无以言喻的极其巨大的能量，而且还要受到长官意志的重重规定所由生发的连绵不绝的和极其巨大的压力乃至三番五次地遭到取缔，在这种情况下，人又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地和信心百培地干好他的本职工作呢？人之为人的伟大除了在官阶的升迁和没有几两重的顶戴花翎又加一格方面有所显现之外，又要在哪里得以显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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