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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 如果说这个世间确实有一个邪恶而可怕的魔王，那就是政治。许诺无限幸福和美好的政治，也是从一开始就是那个邪恶而可怕的魔王。在这里，任何理想都会走向反面。
路易斯.博洛尔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恶》（Political Crime）一书中说过：“那些谈论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却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认他人的自由曾经一马当先高喊反对专制的人，自己成了货真价实的专制者，最大声地谴责各种滥用权力的人自己犯下了滥用权力的罪恶。
什么样的学说最值得信赖？我认为是两种，一种是自己内心有着坚实的确定性，另外一种是自己同类人经过一生的体验形成的。对于自由和民主，晚年陈独秀在苏联革命中看到了路易斯.博洛尔毒眼在法国大革命处看到的，顾准和李慎之则用一生来论证路易斯.博洛尔。
“看完这本书（指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 -〈历史的先声〉序》中是做类似南柯一梦的反省。在理想走向方面时，顾准和李慎之都没有遁入虚无，反而奋起。
纪文勋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中说梁启超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非常巨大。梁启超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的自由，就没有公民的自由，所以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中，应该将民主作为民族富强的手段。在抗日战争期间，梁启超的学说在毛泽东身上大加施展。收录在《历史的先声》中的毛泽东言论，例如“只有民主，抗战才能有力量” (第3页)” ， “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第6页)。” 他又说：“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还把梁启超的学说转化为政治策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的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个政治策略甚至沿用至今天。
服务于民族主义目标的民主，由目的下降为手段，造成了没有办法转化为宪政制度。没有制度化的民主价值，他只会唤起本质上是道德激情，把邪恶的欲望伪装成神圣。一方面就走向像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1996年)描绘的，中国从一个民族的理想，转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理想，再从一个国家的理想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知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声音出现的里程。另一方面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把大多数人的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让宪法成为花瓶，没有人权法案禁止多数人侵犯基本人权，纵容政府滥用权力，没有限制其权力，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司法独立。
目前这场“非典”危机政府视同战争。温家宝在五月四日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强调民主和科学。他说，“伟大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战胜非典型肺炎这场严重的疾病灾害。”我又看到了梁启超和毛泽东的影子。
纪文勋也认为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衣钵传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唯理主义认为，民主和科学能够提供一个包罗一切的社会秩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立了基础。施特劳斯向他的学生们宣称，正是启蒙运动本身，而不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间接地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现。五四运动的必然归宿就是极权主义。
路易斯.博洛尔还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民主既然是历史的承诺，以任何理由拖延，都会被是欺骗。如果李慎之这样的共产党人都如此认为，何况社会底层？
──原载《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