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大纪元香港记者吴雪儿报道//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大学和城市理工大学日前联合举办一连两天的“自由与国家安全——是否已取得平衡”论坛，邀请近十名来自英国和美国和学者与会交流。能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六四真相》编者之一的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所面临最严峻的危机；对于港人能否成功阻止23条立法他并不乐观，但他认为让他乐观的是若民间包括媒体、律师等，能把23条问题公开化，多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使港人可以警惕。
*港人缺乏危机感
林培瑞认为23条立法是香港所面临最严峻的一个危机，但可惜港人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用普通话说：“ 23条一来就开始有北京政府、极权政府用23条开始干涉香港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个危机是一般的街上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我觉得相当可惜。”
林培瑞又认为23条是作为共产党典型的政治用途，“它（共产党）不愿意写明白到底是禁止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团体，它故意模糊，让所有的人都警惕，自我审查，自我控制。在共产党看来，这比我来直接管你方便得多。”
对于市民在阻止立法方面可以做的事情，Link认为不多，但他觉得最乐观的一个结果是老百姓，包括记者、律师能注意到把23条的问题公开化，以及不怕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恐惧引自我审查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叫市民相信它不会随便执行23条的说法，Link有两个看法，他说，恶法的存在本身即使没有实际执行，已足以令人感到受威胁，从而引起自我审查，他记忆中八九年香港传媒对“六四事件”的报道和现在相比，可以知道香港的传媒已经存在自我审查。他指自我审查并没有实质形态，通常发生在内部，不会被报道出来。
另外，他质疑香港人可以相信谁，他续说：“若间接地（港人）要相信的是北京政府，看一下他们（共产党领导人）的纪录有多诚信：他们在1949年接管了上海时说一切如常，1951/52年发生了“三反”、“五反”运动，诺言被粉碎；1956年，他们鼓励知识份子积极表达意见的（即“百家齐放”运动），1957年发生了大型反右派斗争；在接着的20年间，50万人被送去劳改，守诺言？还记得13年前，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时，（当局对学生）其中一个承诺是若学生和平地离开广场，“我们不会秋后算账”，学生和平地离开了广场，两天后出现了通缉令，学生被追捕、判监，这些是出名的学生，不出名的如工人，有些被枪毙了。”
林培瑞又指出，在这次的论坛里，他听到不少关于法例起草细节，与外国同类法例的比较，但听不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制度在中国是如何运作，或他们如何采用恐吓、控制手法等。他提到英国及威尔士大律师公会代表Michael Birnbaum指蓝纸草案内有多处不清晰的地方，关键字眼不清晰。他说，“在他(Birnbaum)看来似乎这些是一些的草拟法例上的‘瑕疵’。但对我来说，使我联想到过去几十年共产党统治下惯常用以控制人民的策略”。
他说，在中国已经是一种惯例，就是被捕后，当事人问他犯何罪时，所得的答案是：“你自己明白”，检控官会对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会告诉你犯了什么罪，因为公安想从被捕者口中得知更多，好让他们可以逮捕更多有关人士。他指出，当局并不只是对罪犯和被捕者才这样，而是对整个社会所推行的所有运动，都是采取这动态度。
*有意模糊便控制
关于当局一惯整人的手法，林培瑞举了一个例子，就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精神污染的定义，如当时年青人的喇叭裤，长头发，当局不会讲明多长的头发才算是精神污染，因为是不应该讲清楚，人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会引起恐惧从而不敢去做，犯事后的刑罚也不知道，当局随意抓捕了谁等也不知道。其实，这是赋予当权者弹性地去利用手中权力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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