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
一
后现代主义诗学有着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这种怀疑特征标定了那种现代主义式的“超越”成了问题。对于诗学，“向上”的形而上学宣告破产，“向下”的形而下学成为现代的亟迫现实语境。所以，“超越”现实和“干预”现实谁个更切近现实乃不言而喻，而且一切“超越”的向度成为一切“干预”的材料为“向下”的拓展标定了共同努力的操作新方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本体论怀疑论是建立在现代主义对自我和历史的怀疑的有其自在承续性的基础上的。但为什么现代主义的怀疑论（主体怀疑论）又是未完成的怀疑革命论呢，而历史地留给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革命论来解决呢？结论正在于此。因为，现代主义的怀疑论只是对自我和历史的怀疑而已，所以，现代主义的怀疑论是不彻底的、没有止于边界而飘在天空的形而上学论。形而上学怀疑论，只对过去和自在怀疑，而没有对现在和他在怀疑，这就是关键所在。只有后现代主义，才能完成其更现实的怀疑论革命，从而关注当下语境，并将诗学的形而上学革命拓展到诗学的形而下学革命，使诗学解构革命止于政治。即：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
超越现代主义诗学而获得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世界观的斯潘诺斯这样指出：“解构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lateral）连续性。这一连续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斯潘诺斯：《复制：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为什么说“止于政治”？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区别的主要特征。由于现代主义诗学革命是单向度的，是以前期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作为行动哲学的，所以他们的怀疑论和解构诗学止在语言文学单面上，未止于文化政治多面上。不容否认，无论是达达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这种主义的急先锋学派，无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精神，甚至比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话语更为激进。但他们的解构是仅限于内在层面的，或在弗洛伊德式的梦境里。对现实的外在和现实的内在的此在之关注不够，甚至漠不关切。同时，他们在解构话语上也仅限于文学革命之内，对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政治学话语等等，这一系列横向领域上所涉不多，或所涉不在当下、不在实际上，还没有把解构的主调锋芒直指中心思想的现时─—现实意识形态上。就中国大陆的现代主义怀疑革命而言，北岛们所涉的并不是解构话语，而是结构话语。其结构的范畴，又是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话语范围的；其话语范围，也并非直（截）指（涉）政治结构的现场材料，即并非是此在的场境话语，而是非在形而上学之梦的意象叠加的自在话语，是以高扬“自我”为旗帜的。这种意象的隐语使用并且过滥，其严重遮蔽了这种意象的明语的现场性，而且意象叠加本身造成的互相消解，使之意象的所指非在和能指此在互相抵御和挤兑不堪，完全破坏了能指对在场意识结构和现实形而下学语境的干涉性，如此它的现实性与作者主体的隐喻愿望则望其项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能指的意识形态往往体现着摸不着、看不到的形而上学准政治化（如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话语，而未体现现场的、当下运转着的形而下学的政治话语。再者，他们所批判（还谈不上解构）和结构的基本上都是对历史和自我过去年代的反思（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诺日朗》等名篇）,是以过去年代当奴隶的痛恨和这种痛恨所滋生的想做当代英雄所指的向往，而没有对当下体制话语的批判和对现时政治的严肃考量，使他们的话语永远是浮在人们天国的非在场的夕日之梦。还有，他们的意象营造的词语也是互为仿模或者赝句过频的，其原创性值得怀疑。由此可以说，他们与其说是打破或涉入了政治禁区，还不如说他们是用目光所视到了的这个禁区（还可勉强），而他们从未用脚步亲自闯入这个铁丝网严布的禁区。所以说，在中国政治这个最敏感的禁区，他们仍然是在外面徘徊流连、怀疑猜测、梦想意象、潜意识诅咒的和浪漫主义情怀假想与遐想的柏拉图之《理想国》、超现实主义意志勾划与计划的莫尔之《乌托邦》。到了第三代，在一片文化痞子革命的打倒北岛的杀声中，竟然脱离并扬弃了北岛最可贵的准解构政治话语的话语倾向。他们一个个在文字游戏中玩起了空手道，大肆上演一幕幕空穴来风的林林总总的边缘的游击主义话语，即游击游击，游之权力的边缘话语，而并不击中权力的中心话语。他们在所谓的反崇高、反英雄、反价值、反文化的喧嚣中，其反掉了文化的崇高性，而没有反掉权力的崇高性；其反掉了平民的英雄性，而没有反掉官贵的英雄性；其反掉了历史的价值性，而没有反掉现实的价值性；其反掉了社会的文化性，而没有反掉政治的文化性。无论是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还是于坚的《尚义街6号》；无论是周伦佑的《自由方块》，还是杨黎的《冷风景》；无论是西川的《体验》，还是海子的《打钟》；无论是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还是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无论是柏桦的《表达》，还是万夏的《农事》；无论是翟永明的《静安庄》，还是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等等……由此，他们在政治话语禁区面前，则都走向了边缘的、不伦不类的、没有力度的非意识形态化，走向了庸俗的平民意识的日常琐碎话语的比北岛们更为潜化了的止于语言上的疯人呓语。
如果说第三代这是在形式上的对北岛们的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也切实给中国诗歌在近代以来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形式飞跃，那么就应该同样铭记北岛们亦即在更艰难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更突出的比他们更具有历史前卫意义的即主要是内容其次兼形式的开拓性革命功绩。其实也不尽然！我们中国当代诗歌历史在这里不能不特殊提到的一个重要真实是，其实中国新时期现代诗学的真正开创者或第一人，即是一直被中国大陆官民双重诗坛深深埋没的敢于第一个吃反现政意识形态化螃蟹的、而又一直坚持这种反政治中心权力话语诗歌写作的创世纪英雄诗人——就是黄翔。黄翔是比北岛更早得多的、更勇敢、更彻底、更纯粹、更划时代的真正把写作话语自觉止于当下政治和历史政治（文化）语境的、既反现时专制政治也反历史霸权主义文化的开一代先河的中国新时期本土化现代主义启蒙诗人。实际上，无论是食指还是北岛以及芒克，其都是在黄翔之后并在黄翔的或多或少地重要影响与启发下相继走出来的。特别是被伪当代诗歌史约定书成的“朦胧诗”（所谓隐态遮蔽的犬儒写作是矣），只不过是黄翔从贵州到北京一路扇起的反意识形态化写作的“明朗诗”（即显态与隐态双重并举的毫不遮蔽也绝不投降的批判专制主义写作是之）的变种和为之招安官方而已。可是由于黄翔当时坚持的毫不妥协、绝不投降政治的写作路线与实践而没有被官方选择和认可，并不仅如此还遭到了当政意识形态的严酷打压、封锁、围剿和反复监禁，所以黄翔的笔扫千军的真正声音才在大陆广泛诗界鲜为人知。而北岛由于相应地采取了朦胧的隐态写作，即有意逃避和放弃了来自黄翔式的显态写作锋芒，实际上就是狡猾地走了一条逃避险境的寻求官方安全庇护的投降主义写作之路，因而被官方钦定的诗歌时代（意识形态化）马上选择并予以扶植，这才最终出了大名的。就文学承传本身而言，北岛是有意承传了黄翔所开创的对历史的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而故意没有选择或放弃了亦是黄翔所最主要开创的对现时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与反抗精神，如此，相谋而合地便迎合并招安了官方政治中心权力话语正在展开的对历史（文革）极左中心权力话语的反思与批判。历史历来咄咄怪哉的是，为什么北岛受到黄翔的启蒙而又在他出名前后有意避开或者拒绝了黄翔呢？这除了北岛恐惧黄翔所具有的巨大艺术遮覆力与时刻突出的政治危险性以外，别的可能无法再准确地说清了。这也正是犬儒主义始作甬者由此之始的内在心理因素的真正原因所在。朦胧诗朦胧诗，其真实涵义就是，从显态的即明朗的对当下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批判上，后撤到或招安于隐态的即朦胧的对历史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批判上。有关这些将是中国当代诗歌史须重新改写和研究以及平反昭雪的历史重大课题。由于本文着重其未被历史埋没的朦胧诗歌与第三代诗歌相间的谁个更有批判政治精神的比较问题，所以在此历史重大课题上只作引荐说明，并暂时打上休止符，而将有待于笔者再专门研究时是见。话说回来，朦胧诗歌和第三代诗歌，这是紧密相联的前后均置同样语境时空下的两代诗人的各自命名之圭臬的。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显然不是就成就而来论圭臬的。如果说黄翔、北岛、食指、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和多多们的结构诗学或准解构诗学，是建立在批判意识形态和结构形而上学层面的，那么以周伦佑、李亚伟、杨黎、韩东、于坚、西川、廖亦武、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后结构诗学或前解构诗学，就应该是建立在批判政治权力话语和解构形而上学层面的。然而，并非如笔者在此所愿。不管第三代主观努力如何，也不管他们的反价值、反文化的宣言如何，他们在严格意义上的诗学只能谓之曰前解构诗学。他们的诗学实质上还是建立在反思历史意识形态或只是非现实意识形态化。他们表面上的形而下学的写作倾向，其实质上还是形而上学的梦幻工厂。他们只不过是拆毁了一个梦幻工厂，又建构了一个梦幻工厂。他们的笔尖锋芒出手已钝。以钝刀解牛，牛僵而不死，牛逼更牛：不但权力话语没死，语言专制话语也没死。在这方面，第三代比之朦胧诗派是更缺少锐气也更是狡猾的一族，这也是在整体素质上普遍缺少了信仰所至，并把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份精神业已宣布失效。他们逃避政治，故意绕开血淋淋、活生生的并无处不在的充满了杀机的专制体制的现实桎梏。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有的还把这种卑鄙的反知识分子、反文人的此在人文主义精神当作写作者的时髦，甚至还要冠冕堂皇地加以策封，以利自诩。他们的诗学语言虽然比北岛们更文学化了，但他们又以一种粗俗面目出现的非严肃性的“宏大叙述”开始粉末登场了，并不时地以新传统主义、新寻根意识向过去时代去拥抱自己元话语逻各斯。他们的话语能指和所指一旦指向真正的现场权力话语，便脑筋急转弯了。解构笔力也就到此适可而止之，即止到语言为止，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解构权力话语”也是置在知识、文化、俗俚、语言的权力话语和一元中心逻各斯上的中心话语而不能自拔，其根本没有大胆地实践（或实验）在在场的对哲学、社会、体制、宗教、政治等直接干预的层面上。他们的解构锋芒只指返神的历史、超拔的自我和琐碎的个人层面上，是空前浩劫的泛前文化、前意识、前结构的所谓本体存在主义的集体写作。他们不但没有脱离现代主义的干系，有时还强化了现代主义的“超现实”与他们的发展关系。他们反思和消解的也并非人文历史，而是个人历史和个我集体无意识及其这种颓废的自我无意识。他们置社会现实历史于不顾、置社会当下改革风潮于罔闻、置个体现实共有的疼痛于脑后、置官倒腐败的当时课题于身外，等等，无不无病呻吟、诘屈聱牙、渲泄自为、无关自在、更非他者，把语言躲进象牙塔中，把自我遮盖在小圈子的自我兜售的破帽中，还自傲自狂地坐在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他们只会形式而形式，而很少会把内容当作材料来形式化。他们光知道形式就是一切，而不知道也不重视什么样的形式反映什么样的内容。这与朦胧诗人的一样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朦胧诗人只知内容的此在，而不知把内容化为此在的形式——使内容成为形式的非在。第三代诗人同样如此撇脚：就其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而言，也失去了朦胧诗人诗学的那种对社会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诗人的行为进一步异化为“物我”，进一步发展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鬼附，进一步成为艾略特结构的“荒原”上的野狼。诗人对个人内在现实的张扬和对人民内在的现实及社会外在现实的解构，乃形式两端无连结状态。在前者，诗人不但没有成为“超现实主义”者，反倒成为“异化主义”者；在后者，诗人不但没有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倒成了“有社会主义”者。由此说，第三代诗人虽然比之朦胧诗人更后现代了，而且在创作手法和诗学意义上，也已经比朦胧诗人更大趋势地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论，但在严格意义上，特别是诗人思想意识的成熟度上，他们还是准后现代的，并不是彻底的解构主义怀疑论者。
那么，后现代的彻底怀疑论在哪里？真正的后现代语言革命，必须是全面的、复调的、合声部的、互文性和错位的，必须是对权力中心话语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彻底解构革命。它既是内在化的，也是外在化的：它既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也是去中心非一元化的；它既是去烦（内在）的，也是去恐（外在）的；它既是祛魔反神的，也是返魅幻神的；它既是上半身的，也是下半身的……如果只反诗而不反思；如果只怀疑语言意识而不怀疑意识语言；如果只解构边缘状态而不解构中心权力；如果只反二元而不反一元；如果只反元话语而不反官话语；如果只批判文化而不批判政治；如果只进行文学语言革命而不进行非文学语言革命─—那么，这样的诗学怀疑论，起码是伪科学的、是消极虚无主义的、是毫无实用的乌托邦怀疑论。如果反体系而不反对这个体系的政治这个中心，反体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破坏传统而不破坏这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元结构，反传统即是一纸空文；如果反权力话语而不反这个权力话语的最问鼎的政治话语，反权力话语即是无稽之谈；如果就轻渐重，是可以的，但就轻即释而又不再去解其重，怕是就轻也会最后无释；这就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能彻底吗？后现代诗学说到底，是不可能单独单面的在文学革命范围内就能成功和有效的诗学建构。任何后现代主义的无效性，都不能宣布它的合法（叙述）性。它的有效与合法性的唯一途径是必须通过（文学）语言开始，止于（社会）政治（话语）而终。文学、文化、宗教、历史、政治，这是永不可分割的泛文化、泛文明、泛宗教、泛政治的整体语言/话语体系。宏观地说，文化即政治，政治即文化。微观地说，单面的形而上的文化，又不能等同于现存的政治。换句话说，单纯的已成为历史档案馆里的政治，也不能等同于现时的文化。这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体系最现实、最有效、最亟待解构的，其永远不是过去时态的，而是现在时态的。当解构一种，另一种自然也在其中，但其中的首要重点是不是能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这才是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如此足够。当解构现时态时，历时态也在其中了。可光解构历时态，也不是不能影射、影响、关照现时态的，可就是容易造成历史毕竟是历史的非现实性在当下的感觉麻木，甚至给当局者拿作自用或自圆其说，并可能给现存政治话语留下缓期执行的准“合法性”一剂药方，进而给当下权力话语种下“抗药性”基因。特别是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信息的较量是以现时态为人们接收之快捷量和信誉度的。如果不对现场的信息进行解构，过场的信息解构再多也是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尽管它再大刺激，也只是那昨日黄花、无本之木了。可见，这样不但没有加速权力话语的死刑，反而使它们越来越缓期执行。更何况那种不到政治止的诗，是多么绝对的乌托邦的产物啊！只有（当然是首先的）在文学语言领域内，同时也在社会语言、哲学语言、人文语言直至政治语言上实行全面解构革命，才能在纵横两向、内外两别获得有效的怀疑革命成果。以德里达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们，他们是通过一连串的社会革命——改革的即已发生了流血事件的实践而又未能顺利如愿的未果情况之后，他们这才考量发动了一场置在社会最基础、最传统、最顽症的部位——即知识分子本来握有的抗衡权力话语的话语权力─—语言层面上进行解构革命的。但他们是从语言开始的，而绝不是到语言止的，其目的是由此开拓一条通向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在位的、多元而公正的人类语言新秩序。即从而把语言解构革命止于政治体制的变化是适、是效、是不断革命的第一革命法则。于此可算大功告成，否则永无宁日。
二
韩东说，“诗到语言止”。我历来对其怀疑。这种提法乍看起来，好像把语言限制在零度上，除了语言就是语言，而对语言承载什么姑且不管。这可能吗？其实，这样就排除了对语言的解构，即语言是什么就是什么。语言是权力话语，就是权力话语。如是，语言若承载着的所指和形而上就不该消解，也不能去消解了。这是消极的唯形式主义论和背动的虚无主义学说。由于这种消极和背动，就再也没有什么对语言承载的内容和语言所指的意识形态的解构的可能以至于必要了。这种提法是现代主义的结构诗学，而非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诗学。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
按照写作常识，就其语言也不是到语言止，而是到语言始。因为语言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形式。语言是秩序的天敌。语言来自秩序，又背叛秩序赋予它的初衷，最终破坏秩序。语言带领人性向着人的存在进军，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必须使人的存在成为语言的空值。不然，人的存在就会腐朽，人的新型存在就无法生成，人类的文化就没法再造，人类就会陷于存在的黑洞之中。同时，就是写作到语言止，其实语言也不会停止的。语言的停止，标志着世界的结束。谁都知道，语言的变化不居和它的具有非凡存在者的生命创造力，是使它不得不附带着它创造的秩序与体系的麻烦，从而向着自我瓦解和随意生成新价值的“继续革命”的路上走去。而且，语言的破坏与生成性，永恒地大于人的这个生命必定短暂的存在者的破坏与生成性。人固然创造了语言，可语言反过来却真正而无与伦比地创造了世界的最大存在─—人的存在本身。人一旦创造了语言历史，人就在它之后并非是一个主宰者了。人成了它的被动者，甚至成了语言的客体（因为两种生命体─—语言这个符号生命体永远长久于、活力于人这个符号生命体！）。因此，人永远从语言开始生命，不可能妄想到语言止或其停止语言生命或其绝对操纵语言生命。人固然是语言的仲裁者、主持者，但不是绝对的语言主人和霸王。凡人以自在的权力过分主宰语言、强指语言走向终极并体现终极价值固定化时，人的自为创造力就会枯竭甚至停止，甚至反过来以强权的暴力戗害人类、报复人类本身，造成人类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保守而带来的强大灾难。因此，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互为主客体、互为制衡的关系，而且按照一般规律来说，是必须顺其语言生命力比之人自身生命力更为强大的这一自然法则来处理的，进而去如何以人来做主持并发挥语言这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去创造世界的关系。就像人和自然与生物的关系一样，以人来无限制地异化一切、主宰一切、破坏一切、不顾一切的生命存在，这必然导致生态失衡，最后遭至大自然的报复，并造成现存世界的物化开始无限制地异化人的一切的现象，使人不得不把反异化、不得不把重视生态平衡放在未来和现实生存环境的首位上去考量人生战略。那么，我们写作者与语言的关系概当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我们不是语言的主人，而语言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写作者犹如电影的导演和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犹如领导者和劳动者的关系。我们只能千方百计地发挥好、调动好语言这一主角（演员）、这一嘉宾、这一主人的作用，我们的写作才更有活力和青春色彩。同样道理，我们是语言的领导者，但我们不能是语言这一劳动者、这一群体存在者的暴君；我们如果不是语言的公仆和服务者，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主持者、仲裁者的统治地位建立在被统治的语言者的决定基础上，其语言就不会发挥自主、自由的活力，那么我们的创作就会毫无生命活力、毫无精彩可言、毫无创世可观，最终会导致写作乌托邦王国的垮台与彻底灭亡！所以，我们的写作只能从语言始，不能理想人为地到语言止，否则就会被语言运动的自然规律本身所打碎和摧毁。自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德里达进一步宣告了哲学的死亡，福柯很快又宣告了人的死亡，巴尔特则不择时机地宣告了作者的死亡，在几乎同时德里达和罗蒂又一齐宣告了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至此，人生世界的终极看法成为一个永无抵达的梦境。那种以一驭万的本体论建构成为过时的荒唐叙述，而在形而下学的语言现场上就再无止境了。语言这个以往被认为是人的工具已反客为主，在一切都死亡时，语言不但不死反而成了永恒积极的生命存在。从此，起于语言始的大生命向着形而上的一个个止境障碍拓展进军，并从而把一个个止境（包括现场的最大形而上学顽固体系─—政治─—暴力话语）解构一空。在语言活力面前，我也值此宣告读者已死了。因为读者作为人的存在或作为第二作者的角色，读者作为人的肉体者之生命也是有限的；读者作为第二作者的再创作接受能力亦是同样有限的；读者作为历史的主体比语言这个生命符号恒载体更肯定是短命的 ，而只有语言这个历史生命将同着世界历史一道走向无限和永生之路。既然语言无死，那么语言作为前历史与后历史的互文者就是无止境的。所以，后现代解构写作不能止于语言，只能在语言主体之涉上去寻找它的止境又始的边界站─—如政治、历史、现实等基地，并从而解构、消解、破坏、重建、再构这些基地成为新的基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到语言止”固然强调了语言主体的重要，但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上，又严重地忽视了语言承载的所属社会性，即把语言单独囚禁在它所每时每刻都背负着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契约性之中。这样，是不是强调了语言可以不顾社会利益和社会契约性就能妄想回到最初的语言呢？但问题是，语言一经产生就已不是最初的，其代表人的存在就已成必然─—只不过是此在的存在和非在的存在的如何互文较量而已。问题也在于，要想回到最初的语言，回到前文化的语言，则也必须在语言操作中消解、解构甚至破坏语言的文化传统承载和它所依附的体系价值观念，即必须把形而上学语言清除出语言体系的在场，否则怎么可以？要消解语言的价值，而又要止于语言，这就是有失妥当的提法了。这应该不是止于语言的问题了，而是要止于它的最后的封闭体、秩序体、价值观行为体、语言暴力专制体的最高集团契约性─—政治─—等这样历史体系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语言不止，那么诗的存在也不会终止。再者，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指这种非固定而居的存在的家，即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元存在的家。诗的新的存在之家，这是须由语言开始才能破坏并去除以至重新建构夕日旧有存在的传统之家的。换言之，从此在（场）的语言开始，去破坏、解构外在（场）和内在（场）着的一切近于生命状态的存在（家），进而打破一元的或二元的语言存在，去结构并建构多元的或二律背反的语言的非在（意识─—形而上）。这样才能达到后现代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如入无人之境；这样才能以空前未有的新的空白和零度，去空出并零上那些新的价值及其结构的非在之建设场；这样才能以积极的虚无主义去消解人类自我先验固定的形而上学。当然可以这样理解，就说诗到语言止，这也是指写作的语言零度，即强调了语言的在场性、具象性、能指性、叙事性，而努力清除语言的非在性、抽象性、所指性和抒情性，但问题是说说容易，而做起来办不到。以上在论述语言的承载性时已言，语言的两种向度和两值发展是不能到语言止的。就其使用日常生活语言（即口语）写作而言，除了个人和非个人化的语言外，还有非个人的、已个人化的、集约性的、社会化（或其已个人化的社会化）的语言。这里的后者语言，已代表了最权力化的语言，而若标明诗到语言止就仅是为了解构权力话语的话，可又为何不对此继续进行无止境的语言革命呢？现在看来，我们不能再延续韩东的“诗到语言止”这个提法了。这个提法起码不能是真正后现代的一种写作方法，实际上只能是作为伪现代主义本体论怀疑论的一种写作方法、原则和策略——还差不多、还免强，而作为后现代主义本体论怀疑论的一种写作方法、原则和策略，则不仅不够准确，而且真的误人子弟，应当休息是矣。我以为，后现代解构写作应是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
“诗到语言止”，这个提法所影响和左右的诗歌倾向面积及其历史时间确实不小。自它问世以来，从第三代到今日诗坛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日常主义写作，无不受其以柄、当之以模。可以说，从第三代以来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最大失误，一是诗歌失去了批判现政、干预现实和解构权力话语的本质话语权力（写诗就是充分运用这一话语权力来对抗政治权力话语）；二是失误在“诗到语言止”这个提法的误导（使诗歌在走向了纯形式主义的“纯度”同时，也同时丢掉了它走向纯解构主义的锋芒）上。这是极其惨烈的使诗歌失去当代性、现实性、社会性、人民性、批判性、知识分子责任性和人文道义性的诗歌走向失败的非常教训。如果现在还不记取、还不击一猛醒，要使先锋诗歌走向21世纪的重新崛起和重建辉煌的梦想，其就是又一个诗歌新世界的乌托邦。不妨我们共同回忆一下上一个世纪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陆诗歌乌托邦的实际吧（我们不会不为之悔之晚矣）！还是拿钝刀向名篇名人开刀，以解诗歌全牛。韩东的被沈浩波推崇为“终于可以以其文本来为其超前了近十年的诗学主张做出最好的注释”（沈浩波：《对于中国诗歌新的生长点的确立》）的《甲乙》，其完全就个人化了，味同嚼蜡（诗不可以有义，但必须有味）。到了语言止的这首诗几乎就是纯内在化的个体无病呻吟，给后来风行于九十年代末的日常主义的琐琐碎碎、絮絮叨叨的诗开了一代先河或所谓带了一个好头儿吧，但我至死也怀疑这种诗的历史价值。仅看《甲乙》，它从始至终、从絮到叨，即反反复复都是在客观叙述“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有什么诗味？毫无刺激！最后一句的刺激之句“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又来得太迟了，犹如挺而不举后用手淫在体外排精一样，烦后迟到的刺激不足以无端地懊悔，真没意思。如果仅把这两句单独剪接成一首诗：“甲在系鞋带。背对着他的乙也在系鞋带/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这倒不失为不错的诗，因这样读来快捷又刺激，其谎诞意识就不仅止于语言了。可惜，它中间隔有二十行诗句的“锅台”而再来上“炕”，这是多么的老娘们化啊！再如杨黎的《沙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也是如此灰色，毫无人间烟火味，近于白开水，谁也不知道它解构了什么玩艺，好象玩了一场大幻虚境，似如捉迷藏或“逗你玩儿”。西川的《在哈尔仰望星空》和《夕光中的蝙蝠》更是无愁强说愁，或自作多情而又毫无下着之陆。于坚的《零档案》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只能说它仅仅玩好了文字游戏，为游戏而游戏，止于语言的零度，空值后即无建值，等于说一句本来说了也是没说的屁话。《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是向下的抒情，但如果切近具体现实，就不至于成为落在地上又飘去天空的形而上了。搞第三代后确立写作的张曙光、肖开愚、陈东东和王家新等代表人物的写作，竟然“对周围的事物愚钝，对迭起的风潮置若罔闻”（这是他们自己说的）！第三代后几拨成名的怪胎写作现象，如自杀了的海子的“麦地诗歌”、汪国真的“少女初潮卫生纸”一样的用来垫屁股肉的“青春诗歌”、陈先发等的“重金属语言诗”等，和在此之前在海子死后的“新乡土诗运动”，都是要么物我壮志、要么风花雪月、要么趣味索然、要么无关疾苦、要么无关血肉、要么不干现实和要么逃避政治、要么浪漫抒情或要么是无聊叙事的，即全部是一派非后现代主义解构诗潮的垃圾。即使是标记着后现代或已穿上了后现代之衣的目前诗坛上的正在大面积操演着的民间化日常主义写作，也是又一出背离后现代解构诗学向度的假后现代、伪解构诗学的闹剧。日常主义者们使用日常口语腔调并使用日常鸡毛蒜皮琐碎的小材料写作，其写作的作品平淡无奇化、白口水吐痰化、裸露生殖器又腆不敢出击的软头化；其写作的文本读来嚼绵、看来麻烦、想来做水、思来做蜡；其作品完全把现实风云置于世外桃源、把个人烦躁状态置于社会根源之外、把自我恐惧置于老娘们气颐的谨小慎微的私话圈子之内、把他人存在置于漠不关心的自我封闭的形而上学领域之中；其文本被毫无骨气的男子汉开始异化成女人之心所侵占、被女人的家务主义所蛮缠。本来，日常主义写作本身并不存在误区。日常主义本身就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解构主义的一个主要写法。日常主义写作主旨是向权力话语挑战，是可较好地利用口语写作，以便保持边缘姿态的民间立场的后现代解构写作的主流诗歌。在本土，这一流诗歌也不能说没有较出色的篇章和较优秀的诗人，如九十年代后的伊沙及其被大家喜欢的一些作品和其他诗人。但这里良莠不齐，且莠又是大面积的，并以其茂盛的稗草生长趋势掩盖以至吃掉了它们的独秀其间。其颓势已到了不得不自铲门前草，哪管他人田地荒的时候了。也许，这种颓势还不算是正确理解了韩东的著名论断“诗到语言止”的“正面效应”吧？！
作为一首诗、一种作品风格无可厚非，但若作为一代诗人的整体象征、个性凸现、集体操作、是先为瞻和一概而论的诗学实践与意义来说，则还要无可厚非吗？我觉得这是不可原谅的也不能再自圆其说了。我不禁要问一问我同时代的中国诗人：我们这是怎么了，难道集体阳萎几十年，还要继续个性阳萎吗，难道我们没了思想、没了骨气还要没了鬼气吗，难道我们都是这样理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巴尔特的零度写作吗？不能吧？！现在大家不是都喊着要写后现代？写后现代这是一种有效的运动，不能无效。无效我们不写。总之，从我们世纪末的先锋诗歌的严重缺憾与失误中，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解构这种写作之有效，是必须通过反语言和文化而止于解构政治才有效的。
三
既然后现代主义精神是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之表征，那么，它的具体的本体论的客观性则体现在它的语言操作上，而主观上则体现在意识形态批判上。也就是说，解构语言必须落实到消解意识形态上，即以在场的形而下的非意识形态语言来解构或者颠覆在场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语言结构。这样，以文学语言消解哲学语言；以个体语言消解集团语言；以性爱本体语言消解政治主体语言；以平民粗俗语言消解官方严肃语言；以匪气痞性语言消解英雄历史语言；以当下时尚语言消解历时传统语言；以审丑垃圾语言消解审美俗化语言；以多边不规则性语言消解约定俗成性语言；以百姓日常语言消解权力中心语言……等等。或以边缘解构终极；以多元解构一元；以边界解构中心；以地方解构中央；以外省解构本省；以俗俚解构高雅；以图象解构声音；以叙事解构抒情；以虚构解构意构；以物质解构人本；以异化解构人化；以虚无解构价值；以非义解构意义；以无理解构道理；以感性解构理性；以反思解构思诗；以反诗解构诗志，等等。还同时可采取互文或错位、抠象或挪展及其魔幻、返魅、超现实、现实照录、零度写作、碎片写作、放射、点射、影像、拼贴、新聊斋、移花接木、戏拟反讽、黑色幽默和谐音创合等方法。如此把这些历史文本和当下文本互文、把不严肃性性爱话语与严肃性政治及历史等话语错位，并把历史背景抠象成当下故事语境，把一切讲理的语境都挪展、拼贴、戏拟、反讽、谐音创合而为不讲理的写作叙事，进而在这种上下互文的、互章的、互讽的、互刺的、互幽的、互默的、互行的、互动的、互消的、互解的、互抵的、互抗的、互补互换的、互为互助的、互利互惠的和互补互位的语言解构关系中，解构、消解、拆除、破坏、颠覆和重构话语权力，从而在反抗和抵御权力话语的实践中张扬作为文人、作为作者和作为语言本在的这个个人天赋权利─—话语权力，并把锋芒直指政治这个中心权力话语的一统天下的霸权话语心脏，以实现语言解放的自主自由权利，以使语言革命最终获得将其影响或带动社会的各项改革与革命，为人性的更大解放与自由而铺平一条最基本的话语所有权之路。这才是坚持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使命。而现存知识分子写作者的写作立场、态度和实践——特别是实践，又有多少与之相辅、又有多少人为此舍其个我蝇头名利而舍生忘死呢？这同时难道也是当下甚嚣尘上的民间写作者所坚持和秉赋的立场与独在吗？─—尤其是在独在上，亦又有多少这样的不是小圈子之见的、而是自觉的独立写作意识与实践呢？我看透了不久前的所谓“盘峰论剑”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他们狗咬狗一撮毛，其势力与目的都是为争着个我的名利与位置，都是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一方傲慢无礼，另一方骂骂咧咧不讲实质，拿己之长攻其所短。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对于诗学建树毫无公正和现实与历史意义而言。虽然我同情并想站在民间立场上，其因我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人中，谁也没有像我这样是一个真正的独在民间化的诗人，但我却被这群自诩是民间的诗人一直排外地“外在”着。至于知识分子写作我也早就倡导并实践着，其作为知识分子身份和替民请命的精神在我身上是一直没有丢的东西。可是，长期以来，我的写作和独立精神也变成了他们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聚义厅”外的一个另类而干脆被高高默视之。这难道不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在吗？看看他们的宣言我似乎敬重，而看看他们整体创作水准我则不以为然。任何挂羊头卖狗肉的诗歌安寨都不是我能好去的去处。我只能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之。二十多年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招安，招甚鸟安”的李奎！这样的洒家我亦呜呼好不快哉！我借此奉劝那些以为“盘峰论剑”怎么然也的各路诗人们，还是好好写作，凭着诗的实力活着，别去惹火人家的满腹臊气！……如此而已。
既然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又是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诸多层次的，对此，你提出个人写作，也许是一个出路、一个独在的维持和一个边缘者的自在行为，未尝不可，但这种提法必须弄清两条界限，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就在这个关键的界限上，他们都出了问题。第一条界限，提者是指立场、原则和姿态，还是指形式、内容和倾向？作为前者是可以提出的，提出的目的是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后遗症─—政治化写作相区别：它的立场是非国家化的个人立场；它的原则是与服务政治的写作相对立的独立原则；它的姿态是毫不妥协地批判现存政治专制和历史权力话语的绝不投降的自主姿态。这样的个人个性写作，主要是指作者的角色再不是依附某种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的驯服工具，标明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传统文化及现存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决态度，是作者作为个人行为和个性独立人格的重铸与合理法则的确立，是表明作者这个阶层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承担的与其他类人更超前的作为良知认知者的历史使命，是与所谓政治时代的大一统“集体写作”的根本区别的战略提法。但可是，自个人写作的始作甬以来，其实践实绩与经验恰与这种正确要义背道而驰。因为个人写作的实践者、坚持者的总体趋势却是提出的后者误认。在个人写作者认知看来，个人写作就是个人形式、个性内容和日常倾向的写作。实践者以为，与集体写作不同的就是强化个人作为写作的形式，再次把个人的自在者自我意识张扬，使之自我意识充塞文本之中，文本成了自我渲泄的大粪坑，毫无节制；他们以为，这样与集约性相对的个性就作为了写作的唯一内容了，从而也就再不用关心他者或他者的社会存在范畴了，使作品呈现了从来未有过的个性化泛滥成灾趋势，并还以此自居去故意进行脱离了实际、背离了现实的写作，从而自以为光彩地完全躲进了个性营造的形而上学的象牙之塔中，造成了无人理会之；他们以为，与推动历史前进的大文化背景和当下哲学主潮以及为新文化造势的各种文学流派倾向保持不相干的非一致的完全自我的倾向性与独在，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个人倾向了，以使表征他们作为单个写作者决不与他人或流派合作的自为独在性，从而走向了个人化、个性化、自我化、日常化和形而上学化的个我异常化的这种写作封闭的牢笼（写作本身受到了时代和人民的本该受到的冷落）里。这样的个人写作被“饿死”当然是没有成为现实了。因为在这个商品时代，诗人文本没有市场，不等于诗人生存没有市场。他们写着不为人读的“高尚”的诗，却做着为了不至于饿死的靠舔官屁股维生的苟延残喘的低级的事，并且大部分这种诗人非但没有像伊沙所说的“饿死诗人”，反倒像我所预言的那样快要“撑死诗人”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时代也许不是“饿死诗人”的时代，而似乎是“撑死诗人”的时代了。我个人的态度很简单，如果个人写作是后者的写作，那就干脆“枪毙诗人”！第二条界限，提者是主张坚持个性的、坚持非意识形态化的、坚持独立的自由主义写作，还是玩弄强化非个性、强化个人被他人异化了的意识形态化、强化个人逃避政治并表现为表面看来是个人独立而实质上是个人恐惧社会的从而投降世态炎凉的犬儒主义写作呢？当前的个人写作者显然是后一种的实践者。他们也许原初以为这样可以坚持个性、坚持非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独立写作，但他们不注意自身修养，而势必走向它的反面。他们或许不知，作为个性也好，或个人性也好，它们即标识着自我，而自我即为意识。也就是说，越是自我的，就越是意识形态化的；越是个人化的，也越是社会意识传统化的。因为人作为在者，是先天没有自我的。只有后天，由于社会意识的教化，才生成自我、形成个性、成为独在的个人。但自我又是多元的个案表征，是与社会一元化形成既依附又独在的实体。所以，自我、个人和个性不是空在，而是存在，是比社会存在更为生命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写作仅仅只能指写作的方针、战略和态度或写作者的生活方式，但不能作为写作的方法、策略和技术或写作者的写作战术─—这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作为方法，就要强化自我，强化形而上的在场的写作，最终就会写到自我拘泥不堪的泥潭里而不能自拔了；如果作为策略，就会只指涉个人的话语场境，对他在在场场境事不关己、高高视之，对社会的此在与他在漠不关注，甚至把逃避政治和渲泄个我潜意识恐惧心理作为文本质归，从而自恋又自我失语于朦胧难懂的现代主义之梦的尘封着的殿堂庙宇中；如果作为技术，更使个人化加快了步伐，走向自我形而上学，在自我抽象的王国里固步自封，以此去宣布个人化合法，最后走向艾略特早就提醒和批判的写作大忌─—即置于个性化悬崖绝壁上。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作者提出的“中性写作”，倒不无是对我们的民间写作者提出的“个性化写作”的一种修斧。艾略特提出的著名的“非个性化”的理论，是我们个人写作者重学的必修课。艾略特忠告并为此比喻以致说明这个问题而所做的试验，其不能不历历在目：即把一条白金丝放入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所化合成硫酸。这一成果说明诗人的心灵就是一条白金丝，依旧保持中性，毫无变化。由此艾略特认为创作的过程不是表现个性，而是消灭个性的过程。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具有个性。具有个性的诗才能像白金丝一样放弃个性，才能获得个性之外的更加普遍的意义。艾略特在《叶芝》一文中再次论及诗人非个性化的重要：“能够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的真理；并保持他经验的一切独特之处，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对于后现代解构写作的实质而言，也是反自我个人化的。如果不是首先消解自我和解构个性，那么，消解中心和解构权力话语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你的自我和个性若依旧是一个顽固的封闭体，那么你对他在的任何消解和解构也便无从进入了─—你也不可能主持它们进入你自己。这样，你就无渊驱鱼、无丛伐木了！因此，大力提倡个人写作，就如同强调“诗到语言止”这个口号一样十分不妥，对张扬后现代的自我批判精神也极为不符。所以，此提法也该休矣（不应该再有脸见人了）。
综上所述，后现代解构写作对象无自我，更进一步说也无个人。后现代写作打破了现代主义写作的自我内在化封闭体系，而把写作他者的状态反倒成为有别于现代主义的新特征。显而易见，后现代写作是更为关注他者的写作，其写作者和写作不仅是自在（自我）的消解者，更主要是他在（他者）的解构者。这个他在也不是单面的，而是更平面的社会，即包括集团、群体、事件、物质世界、环境氛围、历史的历时态和系谱的现时态并直至政治（权力）话语在内，其关注的角色已从强化内在又重新拉回到对外在的注重上。这是由于权力话语往往都在外在、在他在、在支配自我个人的支配者身上。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说“怎么都行”，就是校正现代主义写作的唯有个人化而言，以使写作更策略、更原则、更技术和更合法地向多元话语拓展。此上已经论及，结论更加明确：一是因写作本身就是个人写作，提此等于见人家已吃完了饭而还问“你吃饭了吗？”多此一举；二是提个人写作容易发展为个人化或曰个性化写作，容易导致自我意识膨胀和形而上学的泛滥；三是提个人写作容易误导写作者走向逃离现实、逃离社会和逃离政治以及背叛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与文人的社会良知性的自我封闭之写作误区，使写作走向反人民、反良知、反革命的非现实性的情感滥觞和抒情萎糜中。目前的第三代后的学院肥崽派（这是我给他们起的绰号，因为他们的知识仅限于校门则易如此）与民间写作者所坚持的日常主义写作，其大多数写作者跌向了琐碎无聊的老娘们主义的极个人化深渊，远远背离了始作甬者初衷的“个人写作”的本义。他们的实践败迹，我已在上章中论及，此略。
四
纵观中国朦胧诗人以来的先锋诗歌运动，特别是第三代诗歌后的九十年代望风操演的大陆后现代诗歌的所谓本土化写作的披靡采排与公演，其已被上文论及的即被诗坛广泛指认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个人写作和日常主义写作等，都被笔者一扫而斥之为不妥。因为这些指认除了不严格、不涵概和名不符实而外，就是小圈子化或并非影响诗歌时代的非独立流派的小闹剧而已。那么，对写作者和写作倾向怎样指认更好、更科学、更涵概和更合法呢：如何提法更可靠呢？
我以为，就指认的涵概性而言，只有先锋写作和非先锋写作（即传统写作）两大命题。实际上，自朦胧诗已降的现代主义写作以来，政治时代已落幕后的先锋诗写作开始诞生。无论把朦胧诗称为朦胧派诗，还是称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都是可谓之曰先锋诗歌。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歌，无论称为后朦胧诗歌，还是称为实验诗歌、客观主义诗歌、新传统主义诗歌和口语化诗歌等，也都是可谓之曰先锋诗歌。第三代后的第三代后诗歌，无论称以新生代诗歌、第三代后确立诗歌和后现代主义诗歌，还是中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后口语化写作、九十年代写作和民间写作及日常主义诗歌等，亦皆可谓之曰先锋诗歌。先锋写作或先锋诗歌的指认是一直得到公认和作为这些探索实验诗的合法称谓而沿革下来的。它的对立面或相陪衬面，当然是指被称为当代诗歌的保守反动的代名词的传统诗歌。传统诗歌别名各异，但流派不多，或干脆没有，或不细提也罢。因传统诗歌就是大一统的根据现政意识形态的歌功颂德的写作，或称为前苏模式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少量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如此可把它们皆视为抒情时代的抒情产物，或叫顽固的抒情时代写作。而先锋诗歌则是叙事时代的开始和抒情时代的终结，可叫解构的叙事时代写作。这样的指认经渭分明，不容混淆，也是誓死对立的。它们的冲突是形式革命和内容保守的冲突与论战。先锋诗歌开放地坚持形式革命原则，以前瞻和包容万千的胸怀，以超前的勇往直前的姿态不断地进行探索并实验着的诗歌形式革命，而它的移植也是横向的西方当代的主流诗歌的移植，其形式被认作是决定内容。传统诗歌顽固地保守内容的守旧规则，往往以后顾之懮和狭隘心理或是以落后的谨小慎微的心态蹒跚地跟从并自卫着的诗歌内容传统，而它的继承则是纵向的中国古典的经典诗歌的继承，其内容被认作是高于形式。所以，先锋诗歌与传统诗歌主要表现了形式与内容之争。就指认的严格性而言，唯有知识分子写作和平民写作两种身份。实质上，中国自有诗史以来，这两种身份的提法就没有停止过。就朦胧诗以来，朦胧诗和归来派属前一种，西部诗和乡土诗属于后一种。第三代诗歌的最初各流派均是反崇高、反文化的诗潮，其都以平民意识自居，尽管身份都不一定是农民之平民。第三代后的后确立写作本身标明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不言而喻。第三代后的另支生力军民间写作（包括后口语、个人写作、日常主义等），其实就是平民意识诗，尽管领衔的是学院派小书生们。知识分子写作本应秉赋的就是为民请命的精神，即以掌握的专业知识来承担的社会良知及历史道义、即以能够站在历史发展前面看问题的人类独立而精英的先进群体所必备的人格力量。平民写作维持的是能够具有体贴下层、贴慰百姓疾苦、甘心卑贱与低微的、在普通民众中破落地诗写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态的和穿布衣草鞋行吟的平民意识与心态。知识分子写作好高骛远、严肃认真、文本零度和作品中性，但可分析与研究，写作形式的不在场者往往是形而上的真理的化身。平民写作不修边幅、土里土气、文本原创和作品粗俗，但可意会不可言传，写作形式之上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逻各斯，怎么理解都行，依靠误读。知识分子写作主原则，没有独立原则它不写。平民写作重态度，没有谦恭态度它不玩活儿。它们本质上没有矛盾，互文性很强。前者反文化写作导致平民写作，后者反英雄写作造就新知识分子化。就指认的实际性而言，只有官方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种势力。本质上，自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以来，这两种势力的存在就一直形成尖锐的对峙。自唐诗宋词到今天写作环境以来，中国诗人不是属于官方，就是属于民间。在官方的是当代御用文人，而在民间的是或愿与官方合作而合作不上的、或能合作上也不与官方合作的抵抗诗人。前者体现一种青睐权威德性，后者体现一派自为痞性精神；前者走向败类或狗熊，后者走向神话或英雄。民间写作是决不投降官方的立场，官方写作是必写作就做投降派的倾向。如是写作，除官方和传统写作以外，都是先锋诗歌的可冠称之地，但也未必都是真先锋。总之，是骡子是马，您自个儿牵出来溜溜看看！
当下的后现代写作是当下的先锋写作。这不会使人再存异议了，但先锋到什么程度、何种向度和如何走向上，这是任人们异议的了。但当下的先锋写作却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浊流中进行着。很多较无知的持先锋写作态度的年轻写作者，以为先锋写作就是不问政治、远离政治的写作，摆出与传统政治化写作势不两立的架势来。岂不知政治化写作是唯政治而服务政治的唯唯诺诺的太监写作，这与后现代主张干涉政治即批判政治的为民请命的精英写作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把后政治写作错误地一是理解成了等同服务政治的或旧式的“文以载道”的写作，二是理解成了写作不涉政治禁区如同生平不谋政治仕途是一样的乃以为是文人品格的独特（恰是文人品格的根本性丧失）的写作─—这都是极其无知的诗人们的政治无意识的盲区在日益扩展化的当代犬儒主义产物。还有的以为写作就是写人性，因文学就是人学，诗学就是人性学，可他岂又不知，人性的最大此在是什么，人的自由属性及其这种天赋人权在哪里是最实质性的存在？这就是政治。政治是人性（人权）的最大保障者（即政治先进时），也是人权（人性）最大破坏者（即政治落后时）。政治与性爱，这是人性存在的两个最后堡垒和家园。人性的本质生命话语也是在这两个最大实在上体现的。中国自古以来的诗歌，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冲破政治这个禁区，其主流诗歌历来也是服务政治的或逃避政治的，而没有批判过政治。以上三种错误写作倾向均是如此。对性爱这个禁区的冲破，也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八十年代以来，主要是由第三代女诗人们用下半身写作突破的，由此显示了中国特色的女性生殖器式的女权主义的巨大威力，而应该冲破政治禁区却在此逃开的第三代男性诗人们，则在性爱禁区里也普遍阳萎或临事不举起来，为此留下了两重遗憾的较之女性诗人自惭不如的狼狈败迹。本应由女性诗人下半身完成冲破的性爱禁区业已完成冲破了，那么，本应由男性诗人上半身完成冲破的政治禁区何时完成冲破呢？21世纪在即，我们自称是中国的先锋诗人们，特别是男性先锋诗人们，如果再不赶快医好普遍阳萎之病、再不能进行青春坚硬的所向无敌之挺举，那么还要允许政治集权话语再统治我们一千年吗？我们已操起西方解构哲学之刀的写作了，那么：先锋之刃再不能卷钝；先锋话语之锋再不能卷如扯老婆舌；先锋之矛再不能只是砍向腐朽文化的遗臭万年的死尸；先锋之枪再不能只瞄准日常话语的琐碎絮叨的老娘们的裤裆了；先锋之弹留着其一是准备射向我们自己没骨气、没魄力和没气节的已各个已沦为现政主子奴才的新犬儒主义诗歌之胆，而二是准备射中他们掌握政治权力活语的专制主义者的脑壳吧……我们所谓的解构写作就是反政治、反权威和批判腐政及解构专制强权话语的写作。这种批判政治写作与传统的服务政治写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写作的原则提法是：诗从语言始，再到政治止。凡逃避政治、撇开现政权力话语的解构写作都是伪解构写作、伪消解中心的假后现代写作，因此也是伪先锋写作。先锋写作简单一点说，就是突破禁区的写作。以前我们以为先锋写作是超前写作，是语言形式的超前写作，这是不够正确的，也是伪定义的。先锋绝对是一种挺在前沿、前卫上的锋刃，是一种锐气和勇气的突破重围的及其大胆实验前展着的势不可挡的英雄气势、夺人阵势，是不可以单纯用超前就能说明了的。现在看来，唯形式主义和超前假定，都大大削弱了先锋精神与力度。那种不痛不痒的空洞形式写作、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写作、无视残酷现实真像的逃避写作、蔑视人民苦难的张扬自我写作和日常无聊的个性化写作，其都是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精神和先锋写作精神格格不入的敌对写作。这也是从根本上反人民、反写作者良知、反文人担当社会道义、反知识分子写作精神和民间写作立场及反人性与反世界的反动写作。这种写作必须打倒！必须在以后三五年内从根本上以后现代解构写作即先锋写作来打倒，从而彻底解放诗歌！自朦胧诗伊始的先锋诗歌写作之实践几十年来，最大的成功就是突破了自我封闭之禁区和性爱封闭之禁区，最大的失误也就是尚未突破的政治严闭之禁区。实际上由黄翔、郭路生、遇逻克开创的、并由黄翔、北岛努力实践的批判政治的写作，是一直没有深入发展下去的写作（其中黄翔也只能是非常悲剧地一直在抽屉里写作，可战斗至今仍被严酷封阻于大陆的世面上，而北岛如前所述即刚始则立马转向了招安之路而再无彻底性的发展）。 截止目前为端，除黄翔和我等是被一直埋没的诗人以外，在大陆未被埋没层面上，其政治这个现场话语似乎一直都还没有被有力度的诗人涉此突破。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自觉涉此的不多，有的也不够彻底。李亚伟的《中文系》、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船到巴黎去》、梁晓明的《玻璃》、欧阳江河的《手枪》等人等篇等等也不多、也不到位。廖亦武的《死城》、《黄城》直到《屠城》是最为彻底的，很可惜在一贯性上坚持还不够。周伦佑后期非非式的《红色写作》理论的提倡及其实践的实验如《刀锋》系列和《第三代诗人》等这种写作，也同样坚持不长时间就搁笔了，并且话语语境是止在个人生存困境（并非是社会政治话语语境）上，即只是诗到语词探索和实验（并未到现实政治语境）的表层上，而且他的创作实践与之他的满腹经纶的宏大惊人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不免滞后。以上这些人物的各别篇什，虽然把语锋止于了接近政治话语边缘这个危险的禁区上，但还是朦胧、抽象、不具体和不完全现场化（廖亦武的除外），有失针砭时弊的锋芒与力度。只有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才出现了伊沙的部分止于政治现场的政治波普写作和笔者我的大量的、排山倒海式的愤世嫉俗的真正止于政治现场化的批判政治诗、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彻底反政治的后现代写作。伊沙和我均属主流诗歌的另类写作，也是自朦胧诗以来被公认的先锋诗的另案先锋。伊沙现象已成为九十年代诗歌最走红的现象。他的政治波普话语连同他的大量的文化波普话语虽已被确认，但他的政治波普话语似乎还被他个人（一次我与伊沙西安会晤，伊沙对此仿佛并不明确，并对我提出的诗歌写作应该干涉政治语境而大放厥词加以反对……）和诗坛双重地忽视。我的这种实力创作比之伊沙更加早期、更加大气、更加猖狂而且更加锐利，其锋芒直指当下政治现场要害部门，其解构和颠覆的话语结构也没有任何禁区可阻，并打破了一切禁锢。但我的写作一直被中国诗坛埋没，受到了来自官方和民间发表渠道的双重拒绝与封杀。我是自黄翔以来反抗政治权力话语最猛而又受到政治权力话语压迫最重的中国地下先锋诗人之一。我一直坚持着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身份和独来独在的与官方完全不合作的真正民间写作立场。我的写作是中国诗史以来，即继黄翔之后对性爱禁区和政治禁区突破最大的写作。可以完全自信地说，我的以空房子主义的不讲道理诗歌而操演的后现代解构写作到目前为止是在大陆最具本土特色的写作现象。我的写作现象的被埋没乃不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当代诗坛和诗史的悲哀。因为我早已宣布：“这个时代是拒绝杨春光的时代”！我在此预言，我的作品一旦突破出版和发表领域的封锁，可能会启动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起码改变先锋写作无涉政治现场话语的被动的犬儒主义语境。我的这番狂妄之话，无论引起怎样的非议，也都必将引起当代诗史的惭悔和懮思……
五
最后，我再不厌其烦地甄别一下解构话语场境上的内在与外在的哲学关系，使之解构写作这一游戏符合不能缺席对外在进行解构这一规则性。
作为解构话语而言，不仅有解构论的解构话语，包括现象学的、知识分析系普学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论的，而且还有语义论的解构话语，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军事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它们都要取得从人文主义形而上学话语中僭越而来的对现代历史的连续性解释权。但由于它们都设定了以一个中心为基准的二元对立论，而各个都导致了权威性话语的陈规束缚。要想打破这种束缚和挑战这种“元话语”，乃单纯从内在语言解构是肯定失效的。只有在外在语言连同内在语言一道进行双重解构或语言革命，这样才能使语言体系更宽泛地开放于非意识形态，使之语言在干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干预现实政治生活中去获得它的多元结构的生命力，最终脱离并打破它完全依附政治和可能成为行政中心权力话语的“御用工具”的不断重演的这一既在事实。
只有对内在与外在的权力中心话语实行同时解构，诗才能从语言边缘开始，走向它的反文化、反价值、反知识、反文明、反理性、反抒情、反语言、反思、反诗、反秩序、反体系、反经典、反中心、反权力、反政治、反上帝、反人、反作者、反读者、反历史和反传统的光荣之旅。这是有史以来就由诗歌写作者禀承的伟大工作，也是有史以来推动历史进步的永恒动力之一，但又是有史以来一直使这种工作始终就是异常艰难卓绝的工作，所以也就很难一劳永逸的。这种工作无论从语言怎样开始，也无论经过怎样的反文化、反价值、反理性和反传统的过渡，它都必然到反秩序的现场即到反政治止。如果它最终不能走向批判现存政治、反现存体制、解构上层建筑、消解意识形态和颠覆政治中心权力话语的反现时文化的结构领域，它就自然失去了文学性、原创性和历史性及人类人性。
诗是人类为自由和个人权利而战的最后掩体、最后抗争的本能力量，也是人类文化的当在职能。如果人类连这个最后主观能动性也失去了自身支持能力和生命本体永在的活力，那么人类的大生命也就终结了，其作为单个人的历史生命也就失去了搏动的心脏。当人的这一永在生命精神毁灭之时，正是人类末日到来之日─—这个太阳的黑洞的降临就毋庸质疑！了……
2000年10月26日于盘锦终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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