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光: 以谐音为主的错位诗歌写作的创造

——空房子主义文本又一自我写作形式提纲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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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3日讯】 面对这个“色贿(社会)”的“症痔(政治)”“瘟(文)化”“现屎(实)”无人敢碰、敢问津、敢涉入的“文学禁区”,我创造了一条极为适合中国特色写作的道路。这就是以谐音为主的错位诗歌写作。

这种创造并非始于我,我只是吸收了中国相声最主要的一种普遍技法,即谐音。我只是照本移植过来。但这在诗歌中,特别是在反文化写作的主要反对象(也是所谓文化的最主要基因)即——政治的写作中,像我这种全面运用而又推陈出新的(当然民间口头的政治顺口溜诗也是——这也是我这种诗歌创造的来源场),应当是首创。这特别是给中国后现代诗歌介入政治(这个文化生活中的最大生活)、参与生活和干预人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也给我个人的先锋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生机,改写了诗歌无法艺术能动化地介入政治和无法突破政治这个最大、最现实的话语场境之历史;如此也给中国后现代诗歌消解、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和专制中心话语“逻各斯”的写作之全面实践,带来了新的根本性的可能与前景。这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文本,也是完全可能创造的新风景。

我始终奉行福楼拜的一句宣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我反对这样的“文以载道”:歌功颂德——即为政治服务。我不反对这样的“文以载道”:批功判德——即为政治批判。前者是浪漫现实主义,或现实浪漫主义,或理想现实主义,是典型的理想乌托邦主义,是批判的武器;后者是批判现实主义,或现实批判主义,或现实理想主义,是新型的现实乌托邦主义,是武器的批判。而我的写作是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是用现实的乌托邦甚或批判的极托邦代替理想的乌托邦甚或浪漫的无托邦。进入后现代写作的话语环境实践则应该这样突破禁区才是出路,尤其我们的空房子主义写作即是如此。具体说来,我的这种写作大致存在于下列的写作系列中:红色写作、黑色写作、白色写作、边缘写作、中国波普写作、新解构主义写作、新寓言诗体写作、新小说诗体写作、新叙述诗体写作、新精英写作、新经典写作、痞子写作、裤裆写作、危险写作、文学禁区写作、错位写作、新死亡诗体写作、新死亡爱情诗体写作、新浪漫主义诗体写作、新状态诗体写作、新实验诗体写作、新聊斋写作、新摇滚诗体写作、新理想主义诗体写作、潦草写作、无遮蔽写作、拉屎写作、撒尿写作、放屁写作、苍蝇和大蛆文化写作、床上写作、都废主义诗歌写作、历史不敢写的我写的写作、操他妈的写作、不讲道理的一系列诗歌写作,等等,均是如此写作。这就是说,真正的“新”的、“后”的、危险的、“都废”的、痞子的、不讲道理的写作,就是我的不讲道理的写作,就是反政治的“症痔”写作,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尸(诗)体写作。我的意思是,“我说‘革命万岁’一如我说‘毁灭万岁、苦行万岁、惩罚万岁’。我不仅乐于做个牺牲品,做个吊死鬼我也挺称心——要从两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第728页)这就是我所表达的煽动的形而下学(绝不能把艺术理想为形而上学),而在这种艺术文本的不在场的当然就是它的煽动的形而上学——一种后知识分子的“痞子”行为——即永远秉持的毫不妥协的批判主义精神。

政治是人类生活的最大空气和最大文化,是任何一个人不可逃避的最大现实。这种现实就像人们离不开性、吃饭、穿、住和行一样。谁能剥著自己的头发就能离开地球呢?谁也不能脱离政治去生活、去文化、去文学和写作。文学写作本身就是政治写作,除非你不想突破禁区。有的人一直以为脱离政治,就是纯文学写作。这是根本错误的,是庸人自扰。所谓脱离政治,或不为政治服务者,他只能是脱离批判政治,避开危险;他只能是不为改造政治服务,或故意逃离雷区而已。而他,他不是歌功颂德者,就是麻木不仁的无所作为者。还有的他以为他是这样的与政治无关者,而他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批判了政治,是语言文化现存的反动者,因为你只要语言文化或反语言文化了,你只要诗歌或反诗歌了,那么你就已经政治或反政治了,因为政治是语言文化中最大的话语在场者。当然,与世俗政治即既得利益保持距离甚至逃避的,也无可厚非,但这又不是文化意识层面的,而是工具主义层面的。这,应另当别论。文学是人学,人学的最元素存在有二种:一种就是政治,即人的社会存在;二种就是性爱,即人的个人存在。二种存在则构成了文学的前提因素即文化,亦即说,政治与性爱是文学自古以来就久已写作不衰的主题。文学这个人学的终极目的即是为了重建和拯救政治与性爱,使人性在社会和个性存在中去恶向善——使之不断地变革得更加自由和美好。观察精神失常者和疯子的状态就知道,他们在丧失所有记忆的情况下,他们绝不丧失与生俱来的政治与性爱话语——他们不是高度发达的极端政治话语,就是高度激越的极限性爱话语——这就是人性原始性的还原。而我们文学家,特别是诗人,恰是这两种话语的激进权力主义者,或称是疯子,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痞子。只是我们与精神失常者有所表现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原始性地还原、发疯,而是现实性地发泄——消解——及其解构和批判。前者是无目的的和无所顾忌的行为艺术的邋遢表演,而后者是有目的的和无所畏惧的观念艺术的创造表达。

我之所以一贯钟情于创造的政治与色情话语的错位写作,正是因为这种写作比较完美地实践与实现了我的理想。用以政治的严肃性,消解色情的非严肃性;用以色情的非正规性,解构政治的常规秩序性。如此这般,审恶治恶,审丑向善;识善除恶,向善祛丑。政治的从善归恶性,色情的本恶向善性,恰好形成它们之间的制衡机制与平衡性质。政治一般显示阳性,象征男人;色情一般呈现阴性,象征女人,于此阴阳互补,男女结婚,即为文化。而文化又是由艺术和文学制造出来的。那种逃避政治和躲闪色情的写作是不可能成为纯文学的。纯文学绝不是羞答答的那样一个裤裆,诗歌写作更不是那种阴阳生殖器。更何况有的人还自我高喊反诗歌写作呢——你反诗歌都能反,你在政治面前就不敢脱裤子了吗?换句话说,你要反诗歌,彻底反诗歌,你能不是如此脱了裤子放屁——放“不!”吗?这样你才可以舔脸自己说“一险无所谓”了。再何况,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写作,最大的失误与失去魅力,一是政治话语的失语;二是现实话语的失语;三是政治与性爱话语的失之交臂;还有一种就是有意避开政治话语而玩起空手道的所谓“解构权力话语”,岂不知解构权力话语,就是解构深层的历史传统政治话语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解构平面的现存世俗政治话语。以法国后现代主义发端的解构主义,他们发起的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发现现存革命不能打倒的专制中心权力的最大原始场就在语言(逻各斯)中,所以消解权力话语就有了直截性、战斗性、现实性和策略性,由此带动了西方的后工业各项革命和改革事业。

这是破坏性的,也是建设性的。

批判社会和解构现实及改造生活,是一切知识分子、文人、文学家和诗人永远的根本任务。所谓知识分子,是指那部分能够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批判现存社会、以超前的理性推动社会向前、以反文化而改造了文化并创造了新传统、新科学的先锋学人们。诗人是这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痞子和疯子。诗人更艰巨的任务是帮助知识分子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同时,更超前地启发、批判、激励、促进和武装知识分子本身的上述精神。这就是不断地破坏即建设精神。我所说的不讲道理的诗歌,可以在这里得到更深刻的注解。我写的诗歌就是本着这样的写作原则和诗歌精神,亦为不讲道理的诗歌精神。

面对这个都废主义时期即潦草的不讲理的书写时代,我赞成操他妈的非严肃写作,即以不讲道理的形式去写讲道理的诗歌。谁是谁的爹?去他妈的,都废了吧!还等什么呢?还假装什么文雅和正经呢?人家已经从你的裤裆里把你的脖子掐住了,甚至有的已被人家拧掉脑袋了,你还一句我操你妈都不会喊叫吗?你要干他就得从他娘的人民币处下手,一切都得从裤裆里重来;现实的文明语言只是一叠少女初潮时的血糊拉的卫生纸。透过这张卫生纸你一看便知一切都早已失去了贞操。一切冠冕堂皇的话也都是从娘们的裤裆里扔出来的垃圾。为此,一切现实的粗鲁才是我的语言现实。其实,在最粗鲁也是最粗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着我们巨大的现成的诗歌。所谓不讲道理的诗歌就在这里。我在这里怎么写都成。只是除我等少数天才诗人以外,其他大多数聪明而又理性的诗人,却都去驾轻就熟,没人敢冒这个险、没人敢扯这个蛋、没人敢来操她!没人敢我敢!我来操他妈!历史不敢写的我写;现实不敢说的我说;当代不敢讲的我讲;时下不敢言的我言;现今不敢创的我创;未来不敢造的我造!我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也不属于严肃写作,更不属于农民写作,我只属于非严肃的后知识分子写作和痞子写作;写诗为什么不能像拉屎、撒尿、放屁那样随随便便?!写诗不可逃避政治,或者不用戴上避孕政治的套子,也得写诗,也得写好诗。政治是最大的生活,就像呼吸空气,或者根本就是大小便和放屁——除非你不吃饭、不喝水、不呼吸、不活着,不然你离不开政治这个屁眼儿、这张吃屎的嘴。诗人们,不要用心良苦绕开政治的弯子了,你们的文字游戏本身就是包括政治在内的。请问:这个世界若没有政治,还用得着你玩文字游戏吗?文字本身就是政治的母亲,而我们是和文字同辈份的人,我们早已同政治结了婚。我们凭什么把政治这个自家娘们当成别人的老婆。我们没必要恐慌,没必要像偷来似的,先玩她个满足,达到高潮,事后再去上厕所——我们应该提前上厕所,提前进行充足的感情培养,然后,随便怎么都成——只要从我们的笔端射出来的是精子,而不是同时也带着尿,甚至弄出屎就行。我是“精子裤”,我是“东北野驴”,我不马气也不牛气,我只是驴气。我是裤裆诗人我怕谁?如此,你怎么写都是血了——也不白流汗呀!玩的就是心跳——写的就是血呀!!一切在我以前的写作全部死亡……;这样,真正的理性与秩序及文明何在,谁来真正讲道理、来建设真正的诗歌呢?谁又操他妈的大主题、大气诗歌呢?在这个不是杨春光的时代和这个拒绝杨春光的时代,唯有我杨春光大器晚成、大气回响,而舍我其谁也?!我要横扫那种男人写的没种的、没骨气的、没有阳刚之气的、没男子汉力度而尽是老娘们裤裆气味的、阳萎的诗歌及诗歌写作;我要横扫那种胆小如鼠的、小家碧玉的、鸳鸯蝴蝶派的、无病呻吟的、象牙之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围着稿费和当官臊屁股转的、御用文人式的、小肚鸡肠的、小心眼儿的、小小气气的、自己把玩的、发表是瞻的、商业铜臭的、官气十足的、老古懂老传统的、左派的、犬儒主义的、应声虫的、不疼不痒的、风花雪月的、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权力主义的、附庸风雅的、服务政治至上的、缺乏批判和干预与介入精神的、光会审美不会审丑的、光会假健康不会真生病的、光知明朗不知阴暗的、光识善不识恶的、光对下不对上的、光游戏隐语或隐态不会隐义或显态等等,统统大扫除!全鸡巴一扫光!!……;这就是我的尸泻(诗写)方式!……;我在这里仅仅试验尝试着运用政治与色情错位、互文、拼贴、剪彩、嫁接、挪移、抠象、透视、影射、折射、移植、反讽、幽默、嘲笑、曝光、波普和谐音……谐音和错位及互文是这种写作最关键的两环(或三环)。谐音:比如色贿=社会、屎界=世界、症痔=政治、妓化=计划、宫油=公有、竞妓=经济、粪斗=奋斗、尸体=诗体,等等。中国每个字词都同中国政治、色情存在着普遍的谐音关系。这种谐音关系在现代话语场中是空前绝后的。用这种谐音的能力和方法来操他妈意识形态和一切上层建筑,是中国话语场的最大造爱运动。我的错位上述已言:除了政治与色情以外,还可以政治与经济、军事、工业、农业、蔬菜、口语、土话、地方语、中央语、边缘语、内地语、外国语、波普或通俗通称关系等。这种错位写作是解构政治中心权力话语中的克敌能手。还有互文,除了上下文的互文,最主要的是大跨度的互文,不仅在文体之间(如小说与诗歌等)互文,还要在社会形态之间(如历史故事与现时叙事等)互文,甚至在古今中外之间若都纵横捭阖得一塌糊涂才好。这种写作,则是我们得心应手地运用我们知识分子所独有的话语权力来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专制主义者因握有行政权力而特有的权力话语的胜利杰作;如果把这种诗翻译成外国语言文学,其谐音不习惯读法就会自动消除了,汉语语言的障碍就会得到缓解或解放了;但在母语环境中读时,可按(但不一定是元音,因元音会排除许多地方性的)原音、原义、原字去读,这样可消除读音上的障碍;我在这里预感到,这种诗歌完全与听觉艺术告别了,它使读音完全可以消除杂音而进入视觉艺术之中,使这种视觉艺术完全可以在单纯的视觉话语中得到享受与愉悦。这也为书写艺术越来越与感受艺术的告别而拉开距离,并创造了完全可能的澄明条件。这还为人们进入观赏出版艺术的单纯平面年代,借以代替综合听视觉艺术的主体年代,从而奠定了未来艺术的广泛基础。

用平面反政治的叙事时代代替平面颂扬政治和深层反政治的抒情时代已经来临!

用色情消解政治的时代也已经来临!!

政治从神坛上和文学禁区中将双腿疲软而颤抖地走了下来。对此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本人文责不但一概不予自负还将追咎其追咎者必将自负的一切罪恶责任。

1997年2月1日于盘锦空房子。(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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