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余杰﹕孔泉的“同情心”与李思怡之死

图片说明：8月14日大停电后的纽约。法新社。

我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听到孔泉这番款款的慰问，并对此作何感想。但是，作为一个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一个仍然过着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中国公民，我感到孔泉的这番表达过于奢侈、过于夸张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人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们的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解决困难；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自己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权。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个名叫李思怡的三岁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居民向警察报告说，旁边一户人家中传出阵阵恶臭。当警察强行打开门时，他们发现一个三岁女孩已腐烂的尸体。门上有她的手指抓过的痕迹。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女孩死于干渴或饥饿。

次日,《成都商报》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并寻求她失踪母亲的线索。记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岁的母亲李桂芳，从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监管。虽然李桂芳给警察下跪哀求，请他们通知家属，帮助照顾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

派出所在李桂芳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后孩子的尸体被发现。目前，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记住这些名字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们进行报复和审判，记住这些名字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恶是如何发生的。罪恶不是孤独的个案，罪恶深藏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之中；同时，罪恶也不是抽象的存在，每一桩罪恶都是由具体的人实施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可耻的参与者，没有人真正能够置身于事外。《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国司法系统缺陷的最新的一个案例。”网络上一位学者愤怒地质问说：“整件事体现出我们的系统冷酷的本质。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

我想，能言善辩的孔泉先生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来说，没有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我看来，孔泉最应该谈论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停电事件，而是像李思怡事件之类的、正在中国发生着的惨剧。李思怡之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着，它的被披露却是偶然的。同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警察拘捕并殴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学者任不寐写道：“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李思怡是我们的孩子，她死于冷漠，死于残暴，死于我们的“习惯”。李思怡死了，而外交部发言人的谎言依然在按原有的模式有条不紊地运作。我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的同胞、连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彼岸的人们所遭受到的一点点生活的不方便呢？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孔泉难道不应该为李思怡惨案的发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忏悔吗——以他背后那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