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我姥爷家在河北省清苑县的一个村子里。听我姥爷讲，我姥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是个很聪明的人，为人也厚道，一生勤劳和省吃俭用，到解放前攒下60多亩田产。但这也给我家带来了不幸。这个村没有人家有足够的田产够得上中共所定性的所谓地主，可刚解放时中共又要村村发动群众斗群众，于是就准备把我家在内的三户田产稍多的一点人家当富农批斗。
因为我姥爷家在村里的人缘很好，一日村里知情者告诉我家，共产党的工作组准备这天组织村里人到我姥爷家抄家并开现场批斗会。我姥爷家的所有男子，我的太姥爷，我姥爷，我舅舅全弃家跑了。幸亏逃得及时，否则被他们抓住会被活活打死的。家里只留下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奶奶。当时我母亲还是个小丫头，就这么一老一小还是女的。我听我母亲以前回忆，共产党的工作组这天带着小学生和村里的一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排着队喊着口号就来了。把我家田地给没收了，房子里的财产能抢的都抢了，能搬的都搬了，洗劫一空。还逼问这一老一小还有没有藏起来的。为了能剩几件衣服穿，我母亲里三层外三层套了好几件衣服。最后还被扫地出门，房子也被没收，贴上封条。直到70年代中期，我回过一次老家，我妈指着大队部和民兵队部对我说：“ 那是我们家以前的房子。” 从这一天起，我妈和她奶奶就住在一个小破庙里，每天我妈就牵着她奶奶的手挨村去讨饭，每当我听我妈讲起这一段遭遇，想象着这一老一小挨家挨户要饭的情景就禁不住流泪。一夜之间我家由一个富贵人家就变成要饭的，我家就是这样被中共解放的。
我母亲的许多亲属在不同的地区也都被没收了土地、家产，她的舅母还被斗死。她的这一家族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根本找不出出身好的穷人，因为当时嫁娶都是找门当户对的。对我姥爷一家的迫害持续了几十年，一搞运动，我姥爷就得扫大街去。
其实跟着闹得最欢的都是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在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他们好吃懒做当然要受穷了，自然就成了流氓无产者，搞起共产来也热情高涨。过去的许多富人都象我太姥爷一样很忠厚，不是靠什么剥削，而是靠勤劳、智慧、节俭、积德才攒其财富的，村里谁家有个困难，乡里乡亲的经常慷慨解囊相助。我的太姥爷面对自己一生吃苦、节俭却换来如此下场大哭一场。共产党就是这样变异人类，奖懒罚勤。
我爷爷的命运也不比我姥爷强。我爷爷也很聪明，出身于河北蠡县，抗日时一腔热血救国，投笔从戎，就近参加了中共控制的晋察冀根据地的队伍。因为他有文化，就被安排在机关工作。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只有战斗部队可以转移，机关人员一律被视为包袱，就地解散，各自逃命去。我爷爷命大，只身突破了鬼子的封锁线，躲到了我奶奶家。后来受党组织委派，打入国民党的队伍任军需官，解放战争时还策反了这支国民党队伍。和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一个叫张宏略的后来当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我爷爷应当也算抗日有功，还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国民党，按说也应当算中共自己人了。可中共这个怪物自己人也咬，用完人就杀。文化大革命时，因为日本鬼子那次扫荡时，我爷爷没跟着部队一起撤退，明明是中共自己不够仗义，扔下自己机关人员就逃命，却诬陷我爷爷临阵脱逃，明明是受它们的委派打入国民党队伍，却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特务。结果我爷爷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还大会小会的批斗他，在一次批斗会上他被气瞎了一只眼睛，身体也得了重病，受了很多罪，不久就含恨辞世了。
再话说我父亲这一代人。1957年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给党提意见。我父亲当年22岁，是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的年轻的技术骨干，天真的他轻信了共产党，在他们技术小组政治学习时，谁也不敢向党提意见，他作为小组长，为了打破僵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就首先带头说了一句不疼不痒的话：“党说已经消除了工农差别，与事实不符吗。我们在工厂的食堂里能吃上红烧肉，农民兄弟就很难吃得上。”稍后不久共产党就翻脸了，说这是引蛇出动，凡是提意见的都被打成右派。我父亲因为那句有关红烧肉的话被定成挑拨工农关系，打成右派。本来他已作为技术骨干调往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支援三线建设，档案已调过去了，就等交接完工作就动身了。这下也不用去了，直接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铲铁沙去了。结果派另一人去了攀枝花，那里地处山沟里，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吃不上肉，那人来北京出差都买肉罐头带回去。那人多年后还特意找到我爸，半开玩笑地说：“ 老陈那，你一句红烧肉把我也害苦了。”
当时城里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我叔叔去了东北农场。象我家的出身免不了要插队的。因为出身问题，我家在我很小时就为我将来作打算。为了我将来能留在北京，在我还没上小学时，也不管我是否具备音乐天赋，我家人就让我学拉琴，学识谱，为了将来能留在城里的文工团里。
到了我这辈人，1989年我在北京科技大学分院读大三，当年也是22岁，赶上了六．四。六月四日凌晨，我抢救伤员随救护车一起来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京铁路总医院，看见许多被子弹打死、打伤的市民和学生，有一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个被击中头部的年轻小伙子躺在地上，血不断从头上的绷带中流出来，喘一口气，吐一口血，身下已经是血流成河，但是没有医生抢救他，我问一个匆匆路过的医生为什么不抢救他，这个医生难过地告诉我，送来的死伤的人太多，根本抢救不过来，轻伤的包扎一下就不管了，伤势太重没有太大把握抢救过来的也顾不上了，只有伤势很重，但很有希望的才抢救。这个小伙子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即使抢救，也很难说是否能救活，只好任他痛苦中残喘生命中最后的几口气了。随救护车来医院以前，救护车的司机还问我：“你可想好了，前面可有生命危险阿！刚才解放军还用冲锋枪冲着我们的救护扫射呢！”当时我还满不在乎：“不怕，不就一死吗。”可到了医院后，医院里的情景，尤其那些伤员痛苦的呻吟让我有点害怕了，来之前光想到生死了，忘了想到还有可能打不死，而被打伤呢，那得多疼啊！第一批戒严部队冲过去之后，我来到军事博物馆前的大街上，看见地铁站的窗户和墙上布满弹洞。之后我送一个被击中脚的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回家，又在五颗松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象相片一样贴在地上的人的尸体，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我发现一边有几颗牙齿，推想那边曾经是头部……六．四这一天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之后电视里24小时扑天盖地谎称什么北京市民和学生暴动，死伤的只有解放军，而平民和大学生没有一个伤亡，就象今天迫害法轮功一样，电视里除了谎言还是谎言。当时强迫每个人明确表态支持政府所谓“平暴”。除了我之外，我们机电系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迫违心地撒谎表了态。唯独我始终保持沉默。因为电视宣传的和我亲身经历的完全不一样。 我父亲为了前途着想劝我道：“ 我就是在22岁时被打成了右派，一下就当20多年，你干吗非要走我的老路呢？”我回答：“有其父就有其子，是你总教育我，让我作个正直的人。”我父亲一下语塞了，半晌冒出一句：“ 谁让我们生在共产党当政的时候呢！”
由于当时系里就我一个人没有表态，我立即就成了重点。我们系里的党之部书记勾结戒严部队想找借口把我抓起来，戒严部队已经端着冲锋枪到我们学校抓了十几个学生了，抓进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顿。但是抢救伤员，救死扶伤实在构成不了抓人的理由，于是就阴谋给我开除学籍的处份。我被逼无奈到医院开了一张休学一年的病假条，在家里躲了一年，才算避过这一风头。由此我也萌发了离开那片我所热爱的土地、出国留学的念头。
有了出国的愿望，同时也决定出国之前一定要学样中国传统的东西伴随我到异乡。因法轮功不收费，于是我决定试试法轮功。李洪志老师所讲的回答了我有生以来一直追求探索的所有的人生的问题。法轮功所提倡的真，善，忍也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当时我还想，我要是国家领导人，我就会鼓励全国人民都去学法轮功，这多好，每个人都能自觉约束自己，不是不敢做坏事，而是发自内心的不愿做坏事，而乐于做好事，那么我们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也就不会有贪官污吏了，何愁我们民族不强大呢？
可惜这么好的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在大陆却遭到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个政治流氓集团的残酷镇压，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600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而且这场迫害已延伸到国外，在德国只因为我的个人信仰，中国驻德国慕尼黑领事馆拒绝给我换发新的中国护照，难道我们生为中国人在地球上就不能象其他民族一样，信守自己的良知而有尊严地活着吗？
我的母亲住在北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她告别了许多多年的顽疾，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因为不愿意恩将仇报、拒绝在所谓的百万人签字反对法轮功的活动中签字，警察就要抓她，她已被迫流离失所两年多了，我都不知她现在身在何处。国内警察迫害法轮功可真是不惜血本，对这么个退休的老太太都穷追不舍，多次去河北我们老家抓她。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我家几代人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迫害。我周围的许多人的家庭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共有一句蛊惑人心的口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美国也没有共产党，是世界经济强国；西欧各国也不是共产党执政，国民比中国人富裕，还过得自由。同是一个民族，同时起步，以前的东德和西德，现在的北朝鲜和南朝鲜，就可以看出有无共产党的区别了。没有共产党我家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就不会无端遭受迫害；没有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凭着我们中国人的勤劳、勇敢、智慧，我们中国早就名列世界之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自1921年至今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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