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四中全会：谁的“兴衰成败”？
尽管中共政治局破天荒地预告了闭门中央全会的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然而，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真正亮点（或者说主要贡献）显然不是“执政能力”的上马，而是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下台。
按照官方的说辞，“执政能力”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江泽民的辞职，充其量不过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既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是本该早就有一点，也无需感恩戴德的）。两相比较，显然江主席辞职事小，党的执政能力事大。然而，江泽民的辞职下台毕竟还是冲淡了“执政能力”这一“重中之重”的大主题，区区一个老人的“兴衰成败”，倒是压倒了偌大党国的“兴衰成败”。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连基本的人事交接也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的党，一个对前任党魁的变态权欲也要左右为难、无法招架的党，“执政能力”之强弱高低，又有多大的意义？假如十六届四中全会真的成为中共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为这个转折奠基的，大概也还是老“核心”江泽民的下台，而不是关于执政能力的“理论创新”。在人治秩序下，政治强人高于党纪国法，新权威大于新政策，或者说，政治的变革附属于权力的调整。
“专政党”岂是“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封为“执政党”并大张旗鼓地研究“执政能力”，这毕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以中共在中国现行政治法律体制中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决非“执政党”三字所能表述；以中共凌驾于一切人、一切组织、一切机构之上的所作所为，更远非“执政”二字所能涵盖。冷战结束后，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数千个政党，有“魄力”、有“能力”像中共这样“执政”的，实在凤毛麟角、世所罕见！
用“政党”、“执政党”给中共定位，并不能解释其真实的政治功能。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共，表面上是一个“政党”，实际上是一个军事组织，一直以招兵扩武为第一要务，其与旧军阀的不同之处只是较多地接受了一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通常的“政党”，更没有为通常的“政党政治”留下丝毫的操作空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除了中共，没有其它自由和自治的组织，从幼儿园的学前班，到老太婆的秧歌会，无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的团体，无不奉党的宗旨为宗旨、尊党的领袖为领袖，即使是几个超脱凡尘的尼姑要打坐在一起拜佛念经，也休想摆脱党的领导。中共垄断了所有的组织资源，它不仅支配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政机构的“人民政府”和作为司法机构的“人民法院”，而且，它还是所有半官方和非官方的社会组织的“大宗”和“母组织”。中共“领导一切”，无分东西南北、党内党外、男女老幼，一律“统一领导”、“绝对领导”，对于服从者，它是永远的“领导党”，对于异议者，它是无情的“专政党”！
将这样一个至今仍然以军委主席作为实际上的最高职务的党称之为“执政党”，实在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执政党本是多党政治的产物，没有在野党，就无所谓执政党。更确切地说，没有合法的反对党，没有党派之间依法展开的民意竞争，也就没有合法的执政党。在中共“一党专政”之下，其巩固权力、执掌权力、行使权力的方式，大焉者不过行“王道”，小焉者不过逞“霸道”。牧民、驭民之术，防民、拒民之策，都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与“执政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执政能力还是拖延政改能力？
尽管如此，“执政能力”的议题却泄露了中共的“核心机密”：权力体系蜕化、政治体制衰朽，合法性丧失、权威性钝化。随着党魁军头的代际更替并不可避免地“代际权威递减”，随着经济开放和政治保守的裂痕逐渐扩大，随着官场腐败的普遍化、公开化和扬汤止沸的反腐政策之彻底失败，现政权的公众支持度和组织能力确已跌落至“生死存亡”的边缘。
中国社会的紧张已经趋于爆发：一边是官场的贪腐行为无所顾忌，几近疯狂，而当政者无力遏止；另一边是绝望的底层民众上访、跳楼、自焚，而当政者无动于衷。在体制的内部，条条分割、块块割据，指挥不畅、运转不灵，利益失衡、权威失序；在体制的外部，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分化断裂、官民冲突加剧、社会危机四伏，这大概就是“执政能力”问题的缘起。
但中共提出的“执政能力”问题，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第一，当下中国最紧迫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中共执政能力的丧失；第二，执政能力的高低，也无助于解决当下中国最紧迫最严重的问题。按照四中全会的口径，“执政能力”所要解决的，无非是要保持现行体制，解除它受到的压力，消化它承担的风险，让它“长治久安”、“万岁万万岁”，套用秦始皇的话来说，是希望“三代四代以至万代，传之无穷”。凭借“执政能力”，就能做永远的、唯一的专政党，就能做兴旺发达、前途光明的领导党，这种“能力”，在目前的中国，对目前的中共来说，未免要求太高了。专政党的所谓“执政能力”，也不可能解决如此宏伟的问题。
不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要“提高执政能力”，脱离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造而要独自永享执政的能力，这显然是被权力的雾障迷住了眼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是拖延政改的能力还是回避政改的能力？须知，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政治体制非彻底改造不可，靠拖延、推诿是行不通的，靠掩盖、压制是更加行不通的，鸵鸟政策行不通，机会主义的政策也行不通！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再大的执政能力，也不足以令现行体制长治久安。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套政治运作的架构该改了，不改不行了！
从技术层面解决政改问题
一党专政从来就不是靠“执政能力”来支撑的，它靠的是独断的意识形态和强大的政治暴力。当意识形态破灭之后，单纯的政治暴力独臂难撑起威权体制的大厦。归根到底，中共当前所缺乏的并非“执政能力”，而是改变一党专政、走向宪政民主的能力，是做一个真正的执政党——在反对党的竞争之下、在宪政民主的约束之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试图将制度层面的政改问题以技术层面的“执政能力”去解决，其结局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转自《争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