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6日讯】1989年5月15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来到北京，当时中共党章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会见他时，公开表示邓小平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决策人物，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邓请示。当时学生在广场上安营扎寨，戈氏未能在天安门东门外广场踏上红地毯–欢迎仪式改在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6月25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布结果，赵紫阳告别政治舞台，至今已经15年，公开报导未再见他的名字。今天，偶见有关退职后的领导人回忆录上会提到“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这样的字句，但都没有提中央领导同志姓名，赵于1980年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此前辞总理职。现在，赵仍然活着，10月17日刚过85岁生日，但已经成为一个在公众场所消失了的人。相比之下，戈巴契夫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他虽然提出了“改革新思维”，但后来苏联的剧烈变革使他再也不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91年8月苏联发生叛乱，用叶利钦的话说就是“8月19日，我们还置身在一个国家里；而8月21日，竟完全处于另外一个国家里。这三天成为过去和将来的分水岭”（1995年东方出版社《总统笔记》叶利钦着），苏联已不复存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业已辞职。下台是最好的结局，毕竟没有被砍头，而且也不会在公众场所消失。
如果说，苏联是葬送在戈巴契夫手里，那么我认为他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或者说是关键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冰山一角是由冰山决定的，而不是冰山是由冰山一角决定的一样，在史书上他还会赢得更加广泛的赞誉，虽然他在变革中没有谋到什么好处。同样，历史评价不会因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改变，今后的历史也将会对赵紫阳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价。
针对戈氏所起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大有人在。如果说中国的“戈巴契夫”，秦代时陈胜吴广应该算是一个。公元前209年7-8月，农民出身的陈胜因不能按时将900多名囚徒在暴雨中赶到目的地，与吴广公开宣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不能不承认，陈胜吴广是当时最爱国的爱国青年，他的意思是说，现在逃亡被捉到也是死，起义若失败了也是死，既然同样是死，那死于国家大事不是好些吗？于是，在他这些话的刺激下，觉醒的囚徒和农民造反者开始叛乱了，举国四处烽火。当然前面提到了，陈胜吴广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而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天下人受秦始皇暴政的苦已经很久了”。后来，到了公元前208年，农民军不敌职业军，“起事失败”，两人虽然被另外一些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同伙杀害了，但因为两人首先发难，加快了秦亡的速度，其历史贡献就在于此。不久汉刘邦取胜，陈胜吴广的发难事迹得到了官方的的承认和称赞。公元前195年，汉高祖规定了永远纪念他们的哀悼仪式，据说100年以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这些仪式仍在举行。《史记》卷四十八专门写“陈涉世家第十八”，对其评价甚高，如陈胜年少时就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远大志向。贾谊评论说，一介匹夫发难起义，竟连他（秦始皇）历代的祖庙都遭到毁灭，自己也死在敌人的手里，让天下人笑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及其二世不实行“仁义”的政治……
亡秦者胡也。其实，陈胜吴广能够称得上当时中国的“戈巴契夫”，他们的最大支持者应该说是胡亥。当年阴历七月陈胜起义，胡亥知道后非常生气，还把通报消息者关进监狱，后来又有使者到，胡亥询问便得到了“一群土匪而已，已经全部抓到了”的答复，自然十分高兴。其实，当时全国已经开始星火燎原了，连刘邦这样的小官僚也开始政变了，可见整个国家有多危险，有多混乱。这个胡亥，身居皇帝之位，却讨厌听到真实的资讯反映，四处堵塞言路，让大臣和百姓都成为聋子和哑巴。谁说盗贼太多，那里发生起义，他都要杀谁的头，连身边的宦官都不敢说实话。等死到临头的时候，胡亥这才惊慌失措，连连求饶，要求降为郡王得不到答应，要求作个万户侯，也得不到答应，要求作个平常百姓也得不到答应，最后只得自杀。胡亥之死其实是死在自己手里，他只知道自己是皇帝，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祸国殃民，遂后秦亡验证了“凡祸国殃民者，总是不能长久”的道理。
陈胜吴广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戈巴契夫”，在无奈之下被迫起事革命，摧毁暴政，但其结局多半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不能指望革命成功后成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先行者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王侯将相，他们惟有牺牲自己，才能获得后人的称赞。
－－转载自《议报》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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