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中国治蜀有高招?

朱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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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6日讯】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结束了满清政府268年的统治,而正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敲响了这场革命的战鼓。今天,巴蜀之地再次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最近短短十多天内,此地接连发生了两起农民大暴动,每次人数都达数万之众,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新纪录,预示当今中国政府的统治出现了新危机。

亚洲时报报导,9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很多人都记得。依《大清律例》,谋反叛逆乃十恶不赦之重罪。犯者不仅要凌迟处死,而且罪连九族。“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为何这些仁人志士依然愿意牺牲生命而前赴后继呢?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把百姓自己捐钱修建的川汉等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转而出卖给西方列强,以换取它们奴役性的贷款。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人们开始罢市罢课,后来发展到抗粮抗捐。

然而,清政府依然一意孤行。四川总督不仅武力弹压保路民众,屠杀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甚至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流血牺牲这一次非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更促使人民拿起武器。很快,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并蔓延至全国。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满清统治土崩瓦解。

四川的护路运动,无论它如何再猛烈,都绝不可能单独推翻清政府;但它点燃了人民心中反清的火焰,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更中立的观点认为,清政府是自己气数已尽:统治阶层腐朽,夜郎自大,没有任何生气,结果整个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盘中餐,任人宰割。各级官员贪污腐败严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百姓生活极度贫苦。清政府就坐在火药堆上,只消一根火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古人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今天依然是这片地方,火柴又被划着了。

10月18日,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的事件。民众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当局派上千防暴员警镇压,双方激烈冲突。值得深思的是,万州暴动的起因却是一宗小事故,一位挑夫的扁担不慎碰到一个女人,该女人的丈夫抢过扁担,将挑夫的腿打断,扬言自己是政府官员(事后官方解释说打人者仅是一名临时工而已),花二十万元可以买挑夫的命。而闻讯赶来的员警则包庇肇事者,因而触发众怒。很快,数万百姓包围了区政府大楼,而中国当局由各处调派出动的镇暴员警人数也有上千人,双方发生激烈突,最少五辆当地政府公务车遭到损坏,警方最后使出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的手段,最终才使示威者逐渐驱散。期间,中国当局警方至少拘捕了数十人。

10天后,四川的汉源县也发生暴乱。当地五、六万名农民,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压低赔偿金而冲破武警戒线,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目击者证实,学生随后也加入了近十万人的游行队伍,冲击县政府大楼;当局急调万名武警驰援汉源县。双方发生激励冲突,受伤、死亡人数不详。

有线民披露,现在汉源县城对外的三条道路已经禁止入内,“那里现在跟伊拉克差不多”。同时,在中国中央严禁报导的“封口令”下,中国媒体全部噤声,从主要媒体到当地的《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一致“错过”这个已经在网路传得沸沸扬扬的重大新闻。

汉源事件被北京定性为一起中性的“大规模聚集事件”,但在强调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将惩治趁机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1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只有解决了移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电站才可以复工。目前还没有处决任何涉案个人和组织。

评论人士皆认为,这两起暴动是中国1949年建国以来所遭遇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1989年,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和平而有秩序的游行示威时,却被中国政府残酷镇压。

过去小规模的街头游行也有发生。1956年湖北,一个无名小镇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举行游行。在镇政府楼前,他们既不要求民主,也没有反对腐败,仅希望降低大学入学门槛。最后,活动的组织者-三名人民教师因反对中国当局的教育政策而被判处死刑。另有一修车人也未能幸免。他有个眨眼睛的毛病,所以当局判定,在游行队伍经过他的自行车修理铺时,他不断眨眼就是“给阶级敌人发送信号,支援游行”。

毛泽东时代,无辜人士(如上面的那位修车人)会因游行而受死;在邓小平时代,89年血洗天安门;而胡锦涛却换而抚慰游行者。这在中国是个很大的进步,同时给饱受压迫的百姓发出了一个新讯号:游行示威不再可怕。中国的命门就这样被抓住了,也暗示着中国当局大不如前,其社会、政局随时会发生危机。

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这两起社会事件的洗礼,中国会否再次迎来一场大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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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涛同志有高招

新华网北京九月十五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十五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说,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国目前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他说,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他说,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历史命运,那时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没有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最终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胡锦涛说。

他说,自那以后,旧中国的政治制度,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其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本质,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地位。

“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他说,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探索和奋斗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

他说,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重要文献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在此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胡锦涛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五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胡锦涛说。(完)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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