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诉江(2) 第一章“史无前例”的前前后后

法轮功之兴起
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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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13日,在如雨后春笋般地从中国大地冒出来的多达几千种的各式各样的气功当中,一种名不见经传的“法轮功”也开始在长春传授了。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大约有200多人。这个时候的“法轮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92年年底,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带领几名弟子参加了北京92’东方健康博览会,正式在北京亮相。博览会上法轮功很快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后来说:“在博览会上法轮功是受表扬最多的,调病的效果是最好的。”总顾问姜学贵教授则评论道:“李洪志先生可以说是92’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一颗明星。……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93年底,法轮功再次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不过这一次是以组委会成员的身份作为“特邀功派”参展的。在10天的时间里,法轮功共为几千名参展人员治病,近期有效率为95%以上,是接待人数最多的一个气功门派;另有1万多人次带走了李洪志先生的签名。博览会结束后,博览会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共同决定:将博览会唯一的一个最高奖励--“边缘科学进步奖”授予法轮功;同时将“特别金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授予李洪志先生。

两次博览会使法轮功的名声在气功爱好者中不胫而走。许多人开始向亲朋好友推荐法轮功,也有一些人开始追随李先生,到全国各地参加法轮功的学习班。通过明慧网2002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随师万里行》,我们可以略微想见一下当时的情景。

文章的作者称,她出生于1948年,自幼多病,自1993年在北京第一次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分别跟到了武汉、广州、天津、合肥、长春、成都、郑州、济南、大连、哈尔滨和延吉,共参加18次法轮功学习班,全部行程超过了万里。

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其实她自己刚开始也没有想到。“(法轮功)第11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我坐在二十几排。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聚精会神地听,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这些事这几年自己也想过?……今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每堂课我都津津有味地听,每天从课堂上下来,身体的难受程度都缓解许多,每天下午都早早准备着上路。一期学习班结束了,我想再能参加一期就好了。”

就这样,她一连参加了三期在北京举行的学习班。“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堕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

这位学员这样形容李先生的讲课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成都的班在一个招待所的礼堂。老师办班从来不做广告,那时各种气功班多了,人们也不在乎,所以第一天开课人没坐满,可一听老师的课就大不一样,于是消息急速地传开,到结束时已有800多人。……

“广州第五期据说来了5千多人,可能更多。广东省气功协会很早就把票卖完了,我的票是托广州的亲戚10月份买的,后来的学员就买不到票。第一天离上课时还早,体育馆前的广场就已人山人海,听说有500多人没有票,可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不允许超员,过道一律不准坐人。北京的部分学员把票让给了新学员,交票时,双方眼里含着热泪,边上的人也热泪盈眶。开课了,没有票的学员就守在体育馆门口的广场上。这样的锲而不舍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他们破例打开了旁边的一个馆,接了一个同步录像的电视机,让余下的学员进去听课。

“广州第五期盛况空前……有一天,学员很早就到了,在体育馆大门通往大厅的沿途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中间让开一条通道,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直等老师来。老师来了,大家簇拥着老师向老师表达敬意,大家从内心发出来的对老师的崇敬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他们问学员,你们老师是什么人?这场景从未见过,体育馆大场面不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样地虔诚。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广州第五期”便是法轮功54期学习班中的最后一期,开设于1994年年底。到那时为止,全国各地大约共有十万以内的人次参加了法轮功的学习班。

看过以上那篇文章的片段,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的事情:虽然从95年起,法轮功停止了学习班的开设,但仅仅靠着参加过学习班的人自己拎着录音机在公园里建起来的义务教功炼功点,法轮功的学炼人数在几年之中便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发展到了7千万到1个亿之多。

据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的法轮功炼功点共有2万8千多个。这个数据也许准确,也许不准确。但从当时的一些照片和录像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大都会还是小乡镇,不论是公园里还是马路旁,或多或少的闭目练习法轮功的人群已经成了中国大地清晨里的一道特有而平常的风景。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法轮功书籍的畅销。首发于95年初的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在96年分别被《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等报纸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从国营新华书店到遍地开花的个体小书摊,各种法轮功书籍和炼功音像资料随处可见。在盗版风盛行、盗版现象防不胜防的中国大陆,那一个时期靠印制和销售法轮功盗版书籍发财的也不在少数。

不管怎么说,法轮功的修炼人众在几年之内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大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习炼法轮功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中共党员。

对于法轮功的迅速传播,李洪志先生1999年5月2日上午在澳洲悉尼Darling`Harbour的国际会议中心会见《澳洲新报》、《自立快报》、《亚洲周刊》、中华电视公司等中文媒体的记者时,说了这样一段开场白:

“我做这件事是教人向善,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对国家的法令、政治从来也不干涉。我在书中也明确这样规定了。因为我教大家做好人嘛,那做好人呢,就必须得在任何一个场合中都是一个好人,不是说你在这个场合是好人,换一个场合你就不是好人了,那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无愧于社会,也对得起所有学大法的人,包括没有学大法的人。我们只能给社会带来好处,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麻烦。这不只是体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在任何一个社会场合中、形式下我们都要这样做。实践证明,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学习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一点在各地区能够和我们接触的,有一定了解的,基本上是公认的。当然,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和媒体接触,因为在中国对气功有‘三不’政策,就是‘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没有经过什么宣传,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去做。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象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传的,不是我叫他们这样传的,而是他们自己感受非常好了去告诉别人,然后这些学员通过自身的感受再告诉别人;然后别人觉得好了,再告诉他亲戚、朋友,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这不是我要他们做的,是这些人他们自己感觉好了,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所以这胜于媒体,胜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说教、说理。因为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受益,所以使来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真正地把身体健康起来,从思想上升华上来,真正地做一个好人。学员当中有许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有许多是科学家,有许多是博士、硕士,特别是在美国那个环境下,有很多,不下几千人,那都是拿几个学位的。这些人不聪明吗?他们非常聪明。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分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当然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整个这件事情,做为我来讲,我是对得起人、对得起社会的,我也是本着这样一个目的在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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