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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共产党统治与中国文化传统

蒙特利尔“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发言(整理稿)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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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2日讯】各位朋友下午好!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贡献我本人关于评论中共文化的心得。我想当年中共九评苏修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今天,自己也被送上了审判席。不过我在这里希望能够给《大纪元》媒体提供一点建议,我希望你们每次主持这类会议的时候,都能给中国政府发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希望他们也能出席会议,要给他们辩护、反驳的机会。这就叫“反方在场”。当然,我知道他们不太会来的,但那是他们的问题,这个程序公正还是需要强调的。你们也可以把邀请信同时送到网络上。

我今天主要跟诸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对九评的简要评价。第二、说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说说“伟大、光荣、正确”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质,特别是说说说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大纪元》推出九评系列文章,其政治上的意义和文化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开端,它表明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思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对中共的看法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党也可能犯错误,但党自己能改正错误,因此党更伟大”。搞不清楚,这个逻辑我现在也搞不清楚。第二个阶段,叫“第二种忠诚”,就是改革,党和毛主席都是好的,问题是个别的,要帮助党改正错误,以便使党更好地统治我们。从反右到后来的改革开放,都基本上是在这种思路上搞的。第三阶段,就是在整体上反思和否定党文化。我不认为这个起点是今天开始的,事实上在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清醒的思想。特别是六四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上了这种政治转折。从张志新到胡石根代表了这种进步。张志新、吴?在死亡的时候都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到了胡石根,他在法庭上坦率地告诉法官:我就是要反对共产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声音,他说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常识。我想也许未来的人们不会明白,为什么“反对共产党”就是最严重的犯罪。当然,大纪元的系列评论仍有开创性价值,它的反思把胡石根的宣言提高到了一个理论的高度。一种公共舆论的广度。当然,象中共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因此我开玩笑说自己的评论是十评。我的意思是,这应该是一个起点,以后应该有十评、十一评,一直到一万评——当然,我不希望真搞那么久,那对中国人太不公平了。

我今天重点想谈一谈中共“伟大光荣正确”这一经典政治口号。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自己夸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这是应该羞愧的。但是,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自夸,却丝毫没有反省,这几乎是骇人听闻的。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自负为它各种反人类暴行提供了思想根据,它使罪恶行也成为伟大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种意识形态的疯狂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根源。第一,就是西方18、19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膨胀起来的理性疯狂,它认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在这世界上建立人间天堂。而人类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统治人民完成这一使命。第二、人性的自负。骄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产主义运动把人的骄傲和人性中各种恶的部分充分动员起来,并放大到全社会。问题在于,由于没有人是伟光正的,因此,这种骄傲必须通过强迫其他人谦卑来实现。换句话说,一个人、一个组织如果要证明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就必须把别人、别的组织妖魔化,才能证明自己,并且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的利益谋财害命、践踏他人的尊严。第三、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圣人君子说。中国文化相信在我们这些两足动物里存在一些完美无缺的动物标本,他们德配天地,御风而行、神机妙算、奉天承运。用今天的话说,有一批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由于他们伟大光荣正确,因此他们有义务和能力统治我们,而且据说本来人家还不愿意,人家统治我们是不得以的—— 不跟我们玩,我们得多可怜啊。其次就是善恶二元论,即把好人说得跟神似的,坏人坏得让人食肉寝皮。如果说“所以要执政”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动机的话,善恶二元论戳穿了圣人君子说的心理动机。有圣人就必须有百姓对应,而有君子必须有小人对应。由于人的普遍局限性,每个人都自认为自己是君子,而别人是小人。从逻辑上说,因根本没有圣人君子,因此,为了成为圣人君子,就只能进行否定性的努力,就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我们看到,把别人糟蹋为小人是圣人君子存在唯一的道路,这就是党文化的实质,也是中国文化对党文化的重大贡献。

有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能理解。这些朋友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外来敌人,而中国文化是好的。这话是我不能同意的,就象今天中共总把自己的事情归因于外部势力的阴谋和影响一样,这种反应也是一种骄傲。我们必须看到中共文化在中国本土上的精神资源,同时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精神结构对中共文化的认同。我们不能仅仅把自己心中的那个毛泽东说成是毒害的结果,这是一个不能找到终点的循环论证。负责任的想法是正视自己的心中之贼,同时重视中国文化与中共统治的巨大相关性。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说,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个幽灵游荡了整个世界,为什么只在你这个地方,只在中国扎下根来。你得反省。它怎么没在美国和加拿大找到毛泽东?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世纪苏联东欧纷纷走出共产统治的时候,江泽民主义却成功地“与时俱进”了呢?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共的野蛮统治作为唯一的原因(苏共不野蛮吗),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心灵结构、特别是人对人是狼这种普遍的心灵状态,都从语言和行动上表露无疑。因此我主张中共批判必须同时是文化批判和法律批判,否则,这种批判会让我们产生同样一种“伟大光荣正确”的感觉。只不过是用我们的伟大光荣正确否定另外一种伟大光荣正确。这是必须警惕的。

有记者问我,你第一眼看到九评有什么感想。我说,第一,这是一件好事,早就该有人做这个工作了。第二,我希望不要用中共的方法反对中共,因此我希望新的九评在话语方式上彻底告别旧的九评。我很高兴我看见了这种努力。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对基督教信仰的重视,也跟我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反思有关。当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中国教会首先站出来反对,因为教会当然认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有局限性的人不可能在此岸世界建立人间天堂——人建天堂的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地狱。我们都是从那个地狱里逃出来的。

2004年即将过去了,“九评”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年终总结。让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把这样的讨论会开到中国大陆去。我仍然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

谢谢大家!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原载《议报》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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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2 2: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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