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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怎能打开我的西藏﹖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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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6日讯】如果不是1998年元旦那一天﹐偶然而又命定地重读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在那芬芳﹑梦幻和啜泣之中﹐惊觉到某种使命﹐今天的唯色﹐也许仍然是一个摆不脱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女诗人﹐浪漫﹑轻盈而耽于幻想。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这位年轻的藏汉混血儿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责任和理想﹕“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

这种“非个人的秘密”﹐即一个高原民族千年文明的秘密。为了这个秘密﹐唯色告别了她过去“浅陋的艺术化的生活”﹐吟唱着“怎能打开我的西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行吟诗人漫长的旅程。在空明澄净的雪域诗国里﹐她撰写自己富于生命美学和宗教审美体验的诗文。

唯色有福了。她以自己清纯向善的悟性﹐奔向一片博大的精神天空﹐一块充满佛性慈悲的心灵家园。然而﹐唯色的灾难也由此而来﹐她的那些纯洁优美的诗文﹐不小心招惹了一个大汉族主义政权﹐在她的《西藏笔记》被全面查禁之后﹐她被当局要求做“检讨”和“过关”。当她拒绝违背一个佛教徒的良心去谴责达赖喇嘛时﹐原来即将升任《西藏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她﹐便遭受到一系列严厉惩罚﹕剥夺工作职位﹐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批准办理出国护照。这一切﹐从佛教的观点看﹐是权势者在给自己增加恶业﹐它将给唯色的修行带来善果。

温柔的声音阐释一个文明

在当代诗歌一片苍白﹐一味浮躁﹑琐碎﹑平庸和闲情之际﹐穿紫衣的歌手唯色点起褐色的梵香﹐面对佛像﹐“深深沉醉在一个幻象构成的美妙世界里”。这位两个文明的女儿—一个半汉半藏的解放军军官父亲和一个藏族农奴主女儿的爱情结晶﹐这位藏名意为“永恒的光辉”(茨仁维色)的才女﹐仿彿手攥隐隐发光的一把钥匙﹐急切地要打开一个奇异文明的大门。

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它包括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作为一种东方文明﹐西藏文明的基石和核心是佛教的信仰体系。

想要为这个罕见的文明做见证人﹐唯色紧紧抓住历史和今天之间的纽带。她风尘仆仆地朝圣﹐漫游﹐记录和采访。在具有神秘力量的八蚌寺﹐她秉烛阅读噶玛巴的传记。在德格印经院﹐她轻轻抚摸奇妙的印版而晕眩﹐并许下来世的承诺。在帕廓街旁的寺院﹐她和作罢法事的僧人一起清扫殿堂。———。

左手腕上套一串念珠﹐背包里装着经幡﹑隆达和桑﹐怀着一颗滚烫的心﹐唯色踏上迢迢转经路。有一首歌常在她耳边响起﹕“啊——﹐我要投奔那芬芳的部落﹐我要过上那芬芳的生活。”她含着泪﹐念诵着六字真言﹐跟随着一盏摇曳微弱火苗的酥油灯﹐和黑夜里走出来众多转经者—那同样渴望解脱﹑追求觉悟的众生﹐融入了另一种生活的芬芳气息里。

文明在《韦氏大辞典》中被定义为“教化的行为”﹐心灵敏感﹑渴望求知的唯色﹐在被汉化很多年之后﹐终于被藏民族的文明所教化了。阅读世界屋脊那一块辽阔的绛红色地图﹐在描述地理的西藏的同时﹐唯色探索人文的西藏。凭着信仰的虔诚和知识的丰富﹐她用温柔的汉语﹐充满感情地讲故事﹐将西藏的神圣娓娓道来。

在《那一张张西藏的脸》里﹐她描绘藏人脸上的光芒﹐一种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美﹐“传达的是整个西藏的信息”。在《石头也会唱歌》中﹐她描写世界上最辉煌的玛尼堆—供奉在天地之间最美丽的西藏艺术。《书及梵刹》介绍桑耶寺的整体布局和佛教的宇宙观﹐也介绍“第二佛陀”—金刚乘之开山祖师莲花生﹐还有名刹塔尔寺地那棵长满佛像或文字的神奇之树。

在唯色笔下﹐那亘古永恒的西藏文明几乎无处不在—它在有关美丽蓝罂粟的古老传说里﹐在梵文和藏文经典有关香巴拉的指南书上﹐在混合着酥油﹑青稞与梵香的气味中﹔它在口耳相传的真言播扬﹑在花朵般的手印中涌动﹐在戴羌舞面具的人群跳跃﹐在伏藏师们静坐祈祷的偏狭洞穴中深藏﹐在鹰鹫云集的天葬场盘旋﹐在八廓街小摊的氆氌﹑卡垫﹑长刀﹑火镰﹑银杯﹑木碗﹑铜佛﹑唐卡﹑法号和白螺之中沧桑﹐在有着“火舌般的金色屋顶”的布达拉宫上辉煌。

带着对本族文明的深情和骄傲﹐用轻柔的语调说故事﹐唯色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藏文明的一位优秀记录者和阐释者。不管大汉帝国的统治者如何强行代表一个弱小民族﹐剥夺该民族对自我文明的阐释权﹐唯色—这位坚持自我表述的佛教徒﹐以致力于用“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威塞尔为榜样﹐把讲故事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她用动人的音调吟诵着﹕“在轮回之中永怀挚爱﹐在永无止境的转经路上实践这样一种使命﹕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

信仰即生活﹐信仰即命运

去西藏旅行在今天已经成为时髦﹐不少汉族和西方的作家﹑艺术家﹐热衷于去高原寻求创作灵感。但是﹐对唯色这样的西藏本土作家来说﹐他们的使命更为沉重。唯色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民间写作立场﹐不但要言说本民族和文化的光荣﹐展示本民族的审美精神﹐更要捍卫西藏文明的核心和基石—佛教信仰。于是﹐她的笔下出现不少有关信仰的动人故事。

例如﹐在《我读巴伽活佛》里﹐唯色介绍了巴楚仁波切这样一位禅修菩提心的“精神英雄”。当山谷中两个家族即将发生战事﹐巴楚就横躺在山径转弯处﹐为每个不得不跨过他的骑士祈祷﹐希望能平息他们暴力的情绪。结果﹐当地的流血争斗很神奇地平息了。唯色从巴伽活佛身上看到藏族社会的希望。

信仰即生活。在唯色的诗文中﹐宗教语言和现实生活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她“只有进了寺院才会重新快乐起来”﹐因此﹐寺院才是“我们生生世世的庇护之所”。她因此细致地描绘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物﹕酥油供灯﹐祥麟法轮四周的风铃﹑大佛慈祥的微笑﹐飘飘欲飞的袈裟﹐发黄的经书﹐前生往世的轮回之路﹐——。

令唯色诗歌充满轻逸之美的﹐是她经常使用指甲和羽毛等奇特意象﹐例如﹐“我多么想远走高飞|我和你﹐藏在云朵之中|唱着歌﹐孵着指甲|耐心地等待最初的恋人|”“指甲”这种为汉族读者不太熟悉的意象﹐与藏传佛教里佛的殊胜化身的秘密有关。唯色是认识现实并且承担现实的﹐但她在承担的同时﹐也寻求生活的快乐和丰富﹐仍然充满飞翔的梦幻﹐她的诗歌因此充盈而繁美﹐熠熠生辉。

在信仰中如此沉醉的唯色﹐很自然地﹐把西藏人心中的观世音化身—达赖喇嘛﹐作为最景仰的对象。她毫不忌讳地在《西藏笔记》中引用达赖喇嘛的语录﹐毫不客气地揭穿《北京有个金太阳》那首为汉人熟悉的歌曲﹐原本是歌颂“喇嘛的尊容”的。

在《丹增和他的儿子》一文中﹐她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原来的活佛﹑后来的政协主席丹增﹐在退休后带着儿子去了印度﹐回来向唯色展示了一张“朝圣照片”—父子俩和达赖喇嘛的合影。哽咽地分享丹增的喜悦﹐唯色把那张无比珍贵的照片﹐用文字记录下来﹕“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拥于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par
唯色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处份唯色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指责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

信仰即命运﹐这是唯色必须承受的命运。

被割裂的民族心怀痛楚

一条绵延的中印分界线﹐把西藏民族割裂为两半﹕中国西藏和流亡西藏。笔者曾在印度访问流亡藏人社区﹐深切体会了他们望眼欲穿的思乡之情﹐这些心灵煎熬的痛苦﹐表现在许多藏族流亡作家的诗文中。但是﹐身在中国西藏的藏人如何看海外藏人﹐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书面表达。

在北欧一隅撰写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笔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粗浅的文字﹐会被一些包括唯色在内的藏族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传阅。由于当局罪恶的新闻封锁﹐境内藏人想要多了解一点海外藏胞流亡的情况﹐竟然需要通过我这个流亡汉人的汉语书写。

对整个藏地版图情有独钟的唯色﹐常常以深情的目光﹐遥望那十几万走下雪山﹑集体流亡的藏人—她那血脉相连的同胞﹐并为他们唱起一首悲哀的流亡曲﹕“……那些念念不忘故乡的人恰恰是终生遭到放逐的人﹐他们心怀痛楚地混迹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却不难辨认﹐因为他们敞开的额头上铭刻着一种隐而不现的记号……”。

刻画西藏被人为割裂的痛楚﹐《尼玛次仁》是唯色作品中令笔者深感震动的一篇﹐也是被中共当局点名批判的一篇。此文被指责为﹕“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

该文中的主人公尼马次仁是著名的大昭寺的喇嘛﹐他于1999年受中国政府派遣﹐前往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中国当局的目的很清楚﹐他们要利用这个唯一身批袈裟的喇嘛现身说法﹐证明在共产党西藏是有人权的。

这位身份尴尬的“共产党喇嘛”(藏人称之为“加米喇嘛”)在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无地自容地面对几十张西藏流亡者“愤怒的面孔”。唯色细腻地描写尼马次仁下车后的心情﹕“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路的﹐但那显然是他三十二年的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烧灼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上浇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飞溅的油。是飞溅的滚烫的酥油。尼马次仁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飞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

更为深刻的无奈还在于﹐这位共产党喇嘛在离开挪威的那一瞬间﹐也产生了流亡的念头﹐但支撑他忍受羞愧回到北京的想法是﹕“假如藏人都走了﹐西藏留给谁呢﹖”唯色以如此真实的记录告诉汉语读者﹕尽管中国政府夸耀他们经济援藏的成勣﹐但西藏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却因为大汉族强行的“解放”和“援助”﹐而被无情地割裂和伤害了。

行吟诗人从幻想走向现实

刚在文坛冒出头角之时﹐唯色被评论者认为是“一位耽于幻想与幻象﹑沉溺于内心体验﹑才华纵横的诗人”﹐“是生长于这片古老高地上的超现实现象﹐超常的浪漫气质使她把梦幻美推向了极致。”这位以梦想为生的藏族才女﹐自称“我只是我内心的记录者”﹐她想要“变成介于祭司﹑巫师和游吟者之间的那种人”。

由于深爱一个文明和一个民族﹐原本耽于内心幻想的唯色﹐不可避免地要直面现实。早在《西藏笔记》里﹐她就揭露文革时代佛像砸碎﹑经书烧尽的劫难﹐记述近年来四川藏区色达五明佛学院被中国官方关闭捣毁﹑僧尼遭到驱逐的恶性事件﹐以及女尼流离失所的悲惨故事。

被赶出体制的唯色﹐更意识到自己关注人权的责任。最近﹐寄居北京的她战胜自己的恐惧﹐撰写长诗《西藏的秘密–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为被迫害的西藏政治犯歌吟。在诗中她自述说﹕“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唯色的经历告诉我们﹐文学的本质是反专制的﹐因为专制必须用谎言来掩盖真相﹐而文学却是必须有洞察力的。凡是要真实叙述西藏的作家﹐都不能不反抗专制﹐不能不用他们的审美活动做双重的见证—既是外在苦难现实的见证﹐也是一个民族内在心灵的见证。

这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的宿命。怀着一颗对美和苦难敏感的心﹐唯色会继续以她天马行空的潇洒姿态﹐用典雅的汉语真挚地歌吟﹐歌唱高原上那不可征服的信仰﹐歌唱西藏民族自由不羁的灵魂。

(原载《开放》杂志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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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6 1: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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