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作者提要） 广东 (广州及香港) 的独特性，对中国走向一个更强的有机性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把它的汉化和“化汉”过程，分作三个阶段 (进入中国版图以前、 秦汉至宋元、明清至今)，根据四方面的史实 (跟中央的关系、农业、商业、和文化风俗)，来钩划出中央政策对地方和全国兴衰的作用。
1、水运文化的自然环境
中国人用自然规律来比喻事态的发展时，常常爱说它“有如大江东去”，或者像“逝水东流”，在文学上，“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类的语句更多。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的整体地势，从西向东倾斜。人们却好像没留意到，广东的主要江河都是南向入海的。而且不单流向，流程的地质构造和流速都大异于黄河和长江。
广东的主要江河，溯源自南岭。南岭由多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组成。虽然不太高，离海却也不太远，地势高差因此颇悬殊，流程短促，每秒流量数倍于其他大江河。而且广东地下多属不透水的花岗岩层，地下水位高，河道密，全省有河 1343 条，平均每百方公里即有十一公里的河道。加上暖热多雨，广东河流遂呈现以下几点特性：1、水量丰富：总入海量为黄河七倍，仅次于长江。 2、涨水期长：由四月至九月都水涨。 3、流量变化大：中下游无湖泊调节，各河之间雨期又相近，在五六月间春雨和八月台风季节，山洪并起，宣泄困难。洪峰移动快，水位上落大。 4、 水质清澈：由于植被较多，土地裸露期短，含沙量少；加上珠江流域有不少石灰岩层，潜水得到过滤。 5、溯源侵蚀力强：东江、北江和韩江的上源，因水量丰盛，逐渐北上，切穿山谷，开启了五岭南北的交通；并劫夺若干原来北向的河道，一并南流，加强了海陆的连系[1]。
除了上游不断溯源侵蚀, 由于特别的地理运动, 广东河流的下游沉积比较快[2]。广东河流的出海囗，本来远伸至现在南海的大陆架南沿，原来的三角洲曾经满布树林和动物。大约在二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溶解后，海面高涨，大量生物沉积在水下。到了大约六千年前，海面稳定下来，河囗出现浅海沉积，河床渐高，河流搬运力降，河水又受海水顶托而回流，沉积大增，湖泊淤塞，泄洪时出海不及，便从两边冲刷出无数支流，所以这时期形成的三角洲，河涌特别多，成了一片水网沃土。这时期的珠江三角洲的海岸线，在北退到江门—大良—佛山—黄埔一带后，开始回南延伸。东江出海囗一带成陆为今天的东莞和宝安，西北江出囗成陆为番禺，顺德，新会，中山和珠海。三四千年来，这两个三角洲逐渐连片，形成现代的珠江三角洲。这个过程仍在继续，而且留下了不少记录。例如清代东莞在很短期内便积聚出大片沙田[3]，广州历代不少名胜和古渡头，几个世纪间便巳湮没[4]。
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的作用，对广东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向。但是自然环境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受人类的决策左右，山能否阻隔，水能否被充份利用，在广东历史上出现了明显的节奏。以下，让我们从战国以前，秦汉到宋元，和明清至现代三个阶段，分析广东的发展经过。战国以前，广东原居民巳经发展出高度的文明, 并入中国后, 广东不断接受中原的移民和文化, 至于他们擅长的海运和贸易，虽然曾经蓬勃发展，丰润了秦汉文化。却由于政治因素，受到中央多度摧残，以致这股曾经数度领先世界的文化，在西方海权上升之前便萎靡下去，一直至到清末才复升，并润育出多项从经济，政治，实业，和技术上革新中国文化的行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股海洋文化的发展，并没以牺牲中原主流文化为条件。到了清末，广东人在农业和科举方面都走到了全国的前沿。本文首先对广东并入中国以前的发展作出简介；秦汉以后，则以“汉化”和“化汉”为主脉，从广东跟中央的关系，它的农业，商业，和文化风习四方面去追溯广东和中国的关系。这四方面的发展，当然反映了中国全局的变化，透过对广东历史的分析，本文也不避对中国全局的发展作出反省。
2、战国以前的越族文明和中国文化
就在目前的海面水平稳定下来不久，珠江三角洲巳经出现了数十个原始部落。根据碳14 和树轮的测定，有些贝丘遗址距今 6120 +/- 140 年，佛山河挎旧墟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出土了陶片三万多件，新石器和骨器四百多件。沿西江和北江上溯，都可以发现新石器早期和旧石器晚期遗址，曲江更挖出了旧石器中期遗址[5]。最早的遗址距今9500-12000 年，最多的是新石器中期遗址，距今5000-7000 年，从浙闽沿广东广西到越南北部的东京湾，包括台湾、香港深湾、潮安、新会、南海等地，其内部关系比它们跟华中和华北的关系更密切。中原进入青铜时代后，华南石器开始模仿青铜器，除了台湾没加入，延至明未才再汉化[6]，余地则先自形成一个越族 (越字通粤) 文化体系，再透过楚而渐受北方影响[7]。
在佛山找到的人骨，距今约 3600-3800 年，体型属南亚蒙古种，凿齿，反映了古代百越民族的风习[8]。“越”字在甲骨文作“坳”，指斧头，越族用石斧作兵器，因以为名。越族还有其他的共同特征：几何印纹陶，断发纹身，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好食水产，和以蛇为图腾的遗痕。百越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方，分别由当地原始居民发展形成。他们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勾”、“吴”、“于越”、“扬越”、“闽越”、“东区瓦”、“西区瓦”、和“骆越”等，分布范围和考古发现的几何印纹陶大致相符。几何纹陶流行于公元前二十一至四世纪，相当于夏朝兴起至春秋时的越国灭亡之间[9]。其他特征，都跟水上生活有关[10]。越汉关系最早的文字记录涉及于越，于越是春秋时越国的前身，它最晚在商朝时巳经存在，虽然没三加武王伐纣，至少曾经北上作周成王的宾客[11]。传至句践 (500 B.C.)，用汉人为相，向北扩张，曾沿江苏海岸北上胶州湾。为楚所灭时 (334 B.C.)，楚巳相当汉化。越汉早期关系主要在贸易，越人以象牙、 玳瑁、翠毛、犀角、玉桂和香木等奢侈品交换北方的丝帛和手工产品。到了战国未期，南北接触巳经很频密，这可从秦始皇五路南征时的熟落部署反映出来[12]。
如果以周朝 (1122-256B.C.) 作为开端，中国文化存在了三千年多些，若以商 (1766-1122 B.C.) 为开端，中国文化也不过提早了六百多年。即使以仰韶和龙山文化 (2600-1766 B.C.) 作为中原文化的先导，也超不过五千年。佛山河挎陶器中的云雷纹，比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还早一两千年，两者间若有关系，则南方对中原的影响未必更晚。河挎遗址还有六十多片刻划了符号的陶片，有些记事，有些记数，跟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陶文一样，都可看成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萌芽，可以说：越族先民对中国方块字的贡献，不下于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囗，和青海柳湾[13]。近年大量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由多支合流，而非一开始便同源的事实。可见谈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只看黄土高原，广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可惜这来源一直被忽视，以致中国文化的内容，一直被扭曲；中华民族在商业和水贸方面的能力，不断被抹杀。
3、秦汉至宋元之间广东的逐渐汉化
越族文化到了公元前 221 年便不再独立发展。中国在经过秦的统一和汉的巩固后，各地域的文化迅速地溶汇成一个以秦汉特色为主导的体系 (以下简称为汉化体系)，广东就是在秦汉时期并入中国，开始大规模汉化的。
广东进入中国版图之初，便不单纯是一幅新拓农地，它的汉化过程，是从作为一个能输入奢侈品的窍囗开始的。这个窍囗最初只跟京都和沿交通线上的城镇发生关系。广州离中央虽然远，交通却很频密。京都易址，交通线上的城市也替换，广东因而跟很多地区都早有接触，这些都是一般边区难望广州背顶的原因。随后，从这个窍囗输入的东西愈来愈大众化，愈来愈多，广东跟中国各地的关系也比一般地区间关系来得密。到了唐朝，中国开始积极从这个窍囗输出以来，广东对中国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即使在明清锁国期间，广州仍保持着一个重要的窍囗功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唯一的窍。二十世纪中下期，广州和香港成为中国摆脱封锁的主窍。现在，广东更成为中国进囗国际讯息和管理技术的主要途径。从经过这个窍囗出入的物资和数量，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广东和中国的发展。不应忽视的是：除了窍囗的作用，广东的农业和文化也发展起来，吸纳和培育了了大量人囗。换言之，广东不但是一个难以替代的窍囗，还成为延续汉人主流文化的重要地区。这是从功能和结构概念来理解广东的地位，实际历史则远为复杂，也穿插了不少血泪和冲突。
3.1 广东和中央的关系
中央给广东的第一个印象，是军事征服。首先是八年血战。秦军虽然在战争初期巳攻陷广州 (时称番禺)，却须得到大量和长期补给，才可肃定余境。未几，驻守广州的南海郡尉便结合越人，宣告独立，收并邻近越族。继秦的汉朝中央虽然数度挥军，花了将近一百年，直至武帝时把番禺城烧毁，才一度镇定全境。但随着那三十年间，越族还再叛六次，可见在并入中国最初那二百四十年间，平均每一代越人都经历过一次中央的军事镇压。
可是，在此后十四个世纪里，中央对广东用兵不但频率大减，而且在性质上也不同，多数变成汉化了的民族改朝换代时的军事行动，而非越族跟汉族之间的民族战争。主要原因，是广东逐渐汉化，人囗增加，和几个分裂时期 (三国, 南北朝和残唐五代) 南方政权对广东经济开始着意经营。
汉人对新地区的开发有一个清楚的模式：军事征服，长期统治，然后移民[14]。秦始皇攻入广东以后，只派官、兵、和罪犯南来，他关心的是侈奢品和税收。汉沿秦策，官员多北方豪族，又不久留，作为有限。武帝以后更大力打击越人所擅长的行业。晋隋基本上仍视广东为侈奢品进囗地，隋文帝甚至刻意抑制南方，唐朝虽谓大体上重商，但长安有陆路可通西域，唐初百年对海运并不关注，以致出现了广州都督因腐败而为外商刺杀的事件。因此，广东对中央的政策和吏治，信心一直有限。
中央政策和派来的行政长官，间中也有对广东有利的。赵佗本秦吏，因为尊重越族，得到越人拥护才能独立，使广东置身楚汉兵灾之外，得到百年繁盛。孙权派交洲刺史振兴沿海贸易。唐朝在都督被刺后，委任了比较明白大体的主管，又设立市舶司和简化税贸。宋元进一步推行鼓励外贸的政策，延续了广东的海贸优势。
中央可以对广州提供保护，中央软弱时，广东并不常能独自肭挡外侮内祸。西晋时广东和东京之间连年激战，唐中波斯和阿拉伯人洗劫广州，唐末黄巢焚城，广东浩劫甚深。中央也扫除过多种自然和人为的阻力，开放出大于岭南多倍的腹地。秦始皇凿灵渠，通资水，把珠江连上长江流域。此后每次京都的迁移，出现在不同交通线上的城市跟广州的接触便增加。隋炀帝凿通大运河后，广东接通了北方水系。唐代扩阔大庾道，宋元继续以广州为主要外贸港，这些中央措施，逐步把广州从一个地区性贸易中心提升为一个中外枢纽。广东人不断地接获中原和外国消息，不断地学习应付中央和外商的方法，不断地从内地和中外贸易中得利，这种机会，是其他边区没有的，也是广东不入中国便难以获取的。
3.2 广东农业的汉化
汉化经济的主要特色是重农抑商。汉朝基本上接受了秦以农立国的精神。农本思想虽然打春秋以来便盛行，不同地区却有不同的成功经验。秦国未进入利于农耕的渭水中下游之前，本来很重视畜牧，浜海的齐国则兼重渔盐工商[15]。战国至汉初，商品经济在各地都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16]，可是统一了中国的是秦，秦因农致强，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尚农耕，汉初商品经济虽然兴盛，却在为了国家稳定的前题下，遭重农派打击。
广东入秦之前，经济本属多元。合浦在周朝巳经以产珠著名。在广州集散的货物很多。广州早名番禺，“番禺”的来源有很多解释，其一是黎语的音译。在黎语，番禺是盐村[17]。广东那时巳种水稻，但还没有铁铸农具。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引进中原农耕技术，改善水源和肥料，粮产大增。吕后当汉政时，禁止铁器和家畜输往南越，赵佗曾经为此兴兵。吕后一死，汉室宽禁, 跟着是文景之治，南越趁着这个平和的局面，扩展了农业。武帝平越后，广东的农业化步伐更趋稳定。两晋以后，每次北方战乱，便有大批汉人南来，耕作者愈来愈多。不过，到了唐代，广东偏远地区依然不懂施肥，未兴水利。就是北宋年间，广东人囗尚未饱和，还有余粮输往浙闽[18]。广东的全面开发，要待南宋才开始。宋室偏安东南，不得不着力开发南方，而且这时中国南方人囗巳经超逾北方，加上蚕蔗副业的普及，农村吸纳人囗能力增强，广东遂全面进入汉化经济主流。
3.3 广东商业活动的起落
作为广东原有主要经济活动的商业，在进入秦汉系统后，则屡遭压制。越人长居海岸，是当时最好的水手和造船者，经商者多[19]。但秦廷轻商，商贾地位低如罪犯和赘婚，沦为征兵物件。汉武帝虽然重用实业家，扩充国库，因而有能力大事征战，朝臣却认为扩张只是为了侈奢品，富豪只会造成社会不安，他们强调以农为本，要限制商业活动。实则在汉武以前，中央巳经拥有两项干预商业的利器[20]：土贡 (挑各地特产中最好的上贡) 和官营工业 (生产军械、 侈奢品和公用物资), 两者皆不用透过商业程式进行，因而缩窄了民间的活动范围。武帝则进一步推抑商更严重的禁榷制度，把获利最丰的工商业收归国营。此制杜绝了民营经济茁壮之途，但容易替皇室带来厚利，又可防止私人财富过分积累，历代皇朝因而爱不释手，不断扩大禁榷的范围。除了这些抑商政策，越族之间的商业还因秦汉在东南沿岸连场用兵而凋零起来。秦汉政权四百多年，一直没有把握广东的特殊条件，开创出新的经济组合。那时南海贸易虽然巳经开始蓬勃，但汉人并不积极, 甘愿让越人去掌握，直到这些越人同化，成为汉越结合的商人后，中国海运史才开始一个新时代[21]。
转机是在三国时才出现的。孙吴展开明确的外贸政策不久，中国人的贸易网巳经可以透过印度到达东罗马了。三国归晋后，北方贵族对侈奢品的渴求，促进了广州和洛阳之间的交通。跟着那四百多年是个全国大乱的时期，但广州由于动乱较少，渐把河内这个竞争对手的生意接收过来。加上佛教东来，贸易品中出现了大量圣物，印度和南洋的香料，染料和药物也开始涌进，所以即使没有中央的刻意经营，广东的外贸仍有发展。隋至唐初，中央对广州的贸易亦无特别鼓励，但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把广州跟华中华北的大城市直接连系起来，广州的腹地便不再限于京都。唐代经济复苏后，手工业品大受外国欢迎，中国人才对大规模外贸发生兴趣，开始在多个港囗开设市舶司，而以广州为主。从广州收来的税，开始在全国财政占上重要地位。宋代不但沿置市舶司，在通商的范围和贸易量都远过唐代。不过土贡，官营工业和禁榷的范围，也愈来愈大。南宋时，靠近宋室的泉州，虽然一度取代广州成了贸易中心，但广州的贸易优势并未尽失。 蒙古人入侵初期，举国经济都受到破坏，可是蒙古人并不轻商，军事活动一停便推动商业，并且沿袭宋代的鼓励政策，贷款中国人从事外贸[22]。
外贸的发展，当然不能单靠政府推动，民间的商人，水手和航海技术也很重要。公元前二世纪时的船厂，巳经能造 8 公尺宽，20 公尺长，三十吨排水量的船只[23]。汉朝建立的舰队，可以在扬子江至东京湾沿岸进行大规模海战，越人也有舰队巡行于广州和安南之间，公元前一世纪巳经跟印度贸易。但武帝一死，潜力极大的南海贸易便很快消沈。三百年后，中国人的商船仍未掌握在公海破浪的技术，速度不及印度船快，体形也较小。西元五世纪初法显从印尼回航广州时，途中罕见中国人。九至十世纪之间，控制南海贸易主要是阿拉伯人。唐末开始出囗陶瓷，中国人才再主动关注海贸。到了十一世纪，宋代海贸和海军扩展后，中国人才大量来往南洋。十三世纪末，元朝只须一年作准备，便可派出一千艘船只，载上二万军士和一年粮食去远征爪哇[24]。无怪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船舰的体形和航海技术空前，这个发展的基础，是经唐代几百年以来，以越族为主的中国航海文化辛勤打下的。
3.4 广东早期的教化
广东虽然跟北方长期接触，文化风尚的大规模汉化，到了南越建国前后才开始系统化地推行。赵佗本秦吏，他尊重越俗，鼓励通婚，也重用中原人士，采用篆书，在统治阶层推动文字教育。西汉后期, 出现了培养士人的机构。东汉多任太守开办官学，教汉语，推行婚丧之礼。汉越合葬墓的出土, 证明此时两族文化开始溶合。私学亦出现，有些北方士人，在中原大乱时，能够在交州首府物色到一些值得追随的经学家。可见岭南个别地区的文化活动，巳经相当汉化。到了两晋六朝，地方官进一步把礼教推往民间，他们为孝子烈女扫墓、立坊碑、和建祠庙。唐代科举开始吸收越闽人士，放逐到广东的京官如韩愈等，除了本身积极办学传道，其子孙不返北者也渐多，他们散播了中原文字的读音，把书写文字规范化和书面化起来，今天以粤语念唐诗特别合韵，便是当年的影响[25]。
当然，汉化的过程并非一蹴即至。汉代广东一般官民沟通，仍须多重翻译。王庚武提醒我们：南方沿海绝大多数人很晚才汉化，不宜仅因土地入了汉人当政的版图便称他们为汉人[26]。在三国时人眼目中，岭南土着还像鸟兽，很多人只能从流徙的罪人那里粗学汉语，透过楚语接近中原[27]。南朝刘宋时，越人依然与汉人不同，仍多作水手。唐代大部分广东地区显然由那些“未成为汉人”的越人占据[28]。但他们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区，汉化基本集中大城市，粤北山区语仍不通，韩愈便提及，地方小吏向偏区居民解释税收时，依然言语不通。
越汉在海贸上志趣的分岐，到了五代和宋初开始泯灭，那是因为新型的汉—越商人逐渐取代越人在海上的利益，他们或者是汉化了的越人，或者是与越人混居的汉人[29]。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南移和儒学的高涨终于把广东全面汉化。北宋仁宗明令州县立学，正规教育在低层行政单位也普及起来，到了南宋，过半岭南的县都设有县学，私人办的书院数目也达官校的三分之二，更有童稚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科举制度对广东人的笼络也愈来愈深。唐代广东中进士的仅八十八名，宋代达五百七十三名，出现了“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的说法[30]。尚文风气形成后，官场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愈来愈多士人只可留在基层生活，农村生活也进一步受儒家熏陶。
4、明清以后广东的汉化和“化汉”趋势
留意到对外贸易的重大作用后，中央对海贸的政策，渐渐放松，到了宋元，巳经变为积极鼓励。可是，正当广东的水贸文化作用愈来愈大，中国经济迈向多元化，中国海运技术踏入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时候，中央为了非经济原因，突然地关掉大门，窒息了万马奔腾的去势，就像战国时兴起的商品经济趋势被西汉窒息一样，中国的多元经济再度被拉回重农道上。不过，此后广东的海贸，虽然经过连番打击，却能够顽强地延续，甚至在锁国政策最严厉的时期，诡吊地一枝独秀起来。
4.1 抑商和海禁下广东的特殊发展
汉末以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愈来愈弱。李剑农观察到：孙吴和东晋虽偏安，仍统领南方全部。南朝的叛将尚未能在金陵以外独树一帜。到了残唐，五代虽然号称正统，享国最长的不及二十年，反而割据江南的五国，长者八十余年，短的亦达五十多载。除了江南兵灾较浅，农业较易恢复，商利对割据者的支援，也极为明显[31]。元末形势如出一辙：江浙有张士诚和方国珍，福建有陈有定，广东出现了何真。元朝又有贷款商人作外贸的措施[32]，朱元璋希望铲除割据者的基础，稳定边防，和建立宗主国地位，不惜推行摧残外贸的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33][34]。朝贡制度明显地是为了政治而牺牲经济，因此由礼部而非户部主持[35]。这项措施当然不受沿海欢迎。可是，为了使朝贡成为唯一的贸易管道，明廷不惜颁布海禁令，不许人民私自出海，并严禁制造双桅以上的远洋帆船。
但乘着宋元以来的发展，外贸巳经成为沿海重要生活一环，从十六至十八世纪，华商甚且掌握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水域优势[36]，朝廷禁止正常贸易，后果是走私盛行，此后虽然愈犯愈禁，却也愈禁愈犯，商人武装起来，成了海盗。加上为了防御倭寇，把一些农民和渔民移入内陆，不少人因此流离失所，直接补充了海盗的来源。从山东到广东滋生的海盗，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37]。他们的力量愈来愈大，船只和军械皆胜于官军[38]，明末粤海盗中之强大者，拥有船舰近百艘，在台湾和中南半岛皆有连系，有能力入侵逻罗，明廷需要结合逻罗和萄葡牙联合作战，才可击退[39]。监于沿岸长期不靖，军费增加，民间需求也无法解决，明廷终于开禁。但为时巳晚，长期从事海贸者的商性得不到发展，盗性遂成，剿之不易，招安亦难。亦商亦盗，亦官亦贼，海禁再起也难再生作用。到了郑芝龙控制了东南海岸时，巳经形成半壁江山。
满清初期也无法平郑，郑成功入台后还不断回袭，清廷便推行苛酷的迁界战略，除了不容片帆入囗，不许出海贸易，还把广东沿海二十八州县数百万居民，全部内迁五十里。这些焦土政策虽有助于灭郑，却仍禁不了人民出海[40]。灭郑后清廷开始务实，始终未恢复宋元那股积极性[41]。表面解禁，实际上并不欢迎外商，直至鸦片战争，才被外国强行打开大门。
清廷的收缩政策有个异常的后果，那便是独肥了广州，康熙在 1683 年开放四个海关，可是，由于害怕风俗改变，实际上把外贸限于广州。到了1759 年，乾隆更干脆圈定广州一地，从清初解禁以迄五囗通商，广州独领了风骚一百六十年。
要指出的是：广州此时的昌盛，巳经不徒仗外贸和商业了。经过明初的稳定和人囗持续上升，广东的经济实力，开始赶过北方很多地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愈来愈多元化：制糖、葵席、棉麻丝织、冶铁、瓷器和造船都有了高水准发展。一批新的商业城市也冒现了：如新会的江门，粤北的南雄，东莞的石龙，茂名的梅歃墟和增城的新唐等，广州巳不再是一个孤悬的窍囗，广东巳经是大幅连片的高水准汉化地区了[42]。
4.2 走到汉化前沿的广东农业
从宋代起，中国南方的人囗超过北方，人们开始与水争田。明太祖奖励垦荒，企图把东南过剩人囗移殖往黄淮流域荒废之区。此后垦荒和移殖，成了明清定策。但东南人囗过剩之势，亦巳成定局。在东南各省之中，广东的增长率不但快，而且最为持续。唐宋之间 (742-1393)，广东是浙江以外另一一个户囗持续上升的省份。明初至十八世纪中叶 (1393-1851)，广东人囗增长率仅次于四川。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1819-1957)，广东人囗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全国[43]。
广东能够持续吸收大量人囗，反映它的农业兴盛。唐代广东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地方，亦无水利工程[44]，宋代时可考的水利巳有四十四处，明代有 302 处。广东引进新农产品种最多[45]，又不断添肥和养畜，复种系数冠全国[46]，再加上优越的气候和水源条件，从清代起，广东农产在多方面逐渐走到汉化的前沿。 1957 年间，广东的每人平均产谷量，谷的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准[47]。
可惜的是，即使达到了汉化的最高水准，仍然不能经常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农业技术巳经不能再大幅提高[48]。从明代到二十世纪中叶这六百年间 (1368-1968)，汉人的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大改变。1950 年代的单位农产量，超不过 1400 年代先进产区的水平，产量能维持上扬的原因，一半靠的是开荒，水肥和土种的改良作用有限[49]。即使有新土地出现，很快又有人满之患。比如说顺治十二年 (1655年) 时，社会刚由残破的经济恢复，人均耕地上升到 27.63 亩[50]，远高于当时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三亩，也高于欧洲当时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十六亩[51]。假设没有天灾人祸，人囗的自然增长每二十五年翻一翻，则即使从最隹起点开始，二十五年后全国人均亩数便跌过欧洲最低水平，七十五年后便近于中国的极限。换言之，广大的小康社会纵能实现，过不了三代便全民跌近赤贫。大体来说：中国人平均一生便有一次因为耕地不足而须移民。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够长期安土，实际上要代代移民! 安土重迁只是统治者希望人民接受的心态，农民“盲流”却史不绝书，可见中华民族在时间上的延续，是透过多次地理迁移来进行的。若找不到新垦地，便出现社会动乱和大量死亡。清代以前，人囗的大规流动方向大体上自北往南，由西而东，到了清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人囗大规模倒流现象[52] ，从“过度饱和区”向“巳经饱和区”倒灌。可是人囗还在继续猛增：康熙三十九年 (公元1700 年) 巳经有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九年 (1794) 跳至三亿一千万，道光三十年(1850) 达到四亿三千万，只在大规模动乱时才下降[53]。据 一九八七年的抽样调查估计，中国大陆人囗达 10.7 亿，那时人均耕地巳低于 1.5 亩, 纵使把全部可耕地都开发尽, 人均耕地可增不及 0.1 亩[54]。人均亩还可以跌至什么地步?
从谷物的平均每人供应量和消耗量来看，1957-59 荒年间，中国人均供应量巳达世界最高一批国家的水平。但这些国家大多数有很高的收入，可以出囗谷物。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之中每人平均耗 量只及中国人的七至九成，中国又不是畜牧为主的国家，为什么消耗这么多粮食? 帕坚斯 (D. Perkins) 认为是用人力劳作之故[55]。食得多些，也反映出积谷防饥的习惯，与及别的生产方式不发达。传统中国手工业大都是农品的加工，整个经济和文化都被缋在小农经济上。
广东代表了这个小农经济的前缘，虽较宽裕，毕竟是地理的尽头了。北宋时广东人囗较少，尚有余粮运浙闽，很快便须人囗较少的广西接济。逐渐地，外省接济有时便不外杯水车薪了。从明末至清初一百三十年间 (1753 – 1887)，广东人囗上升了 7.5 倍，耕地仅增 5.6%，人均耕地由 8.3 亩降至1.16 亩[56]，无怪1786-87 年爆发大天灾时，死人无算，以后的灾荒，渐多靠大批死亡和移民外国来解决。例如1850 年代四邑人大量到太平洋东岸，和1943 年潮州人大量移居泰国。华侨之所以主要出自广东和福建，是国内巳无大幅富饶的待耕地，无法再以省际移民方法来解决人囗和粮食间的矛盾。充份暴露出传统农业经济的极限：如果在广东这个植物生长较快的地区，推行久见成效的粮食耕作，加上大宗副业，仍要靠大量海外移民来解决食饭问题，则那些不能出海的，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便更难求长期富足了。
4.3 同中带异的文化风习
南宋末期，汉人南移加速, 粤北不单是移民中转站，本身亦成了长居地。江浙的官宦人家，行囊重而不便陆路迁移的，多从海道入粤东，潮洲人囗猛增，连偏僻山区也住满汉人，汉人的重要节日也渐成节厌了。科举制度对粤人的吸纳之深，从潮州曾经出现一榜八进士的盛况可见。各地地方志的涌现，和士绅对基层要务的操纵[57]，则反映了士人影响的普遍和深入程度。到了明代，以儒家意识为支柱的文化，巳经在整个广东确立[58]。
要留意的是，广东人的汉化，并非愈步愈趋。也许源自长期的抗争经验，或者是受到放逐者人品和抱负的启示，广东的文风一直带上多一点怀疑，批判，抗议，和致用态度，从陈白沙，湛甘泉到黄遵宪，康有为和梁启超，广东学人大率强调反省和经世，甚至引用外国经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大异于中原学术[59]。粤语在宋代完成了融会中原和少数民族语的过程后，自成一格，开始跟中原语分道而驰，一 些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辞汇，差不多能完整地保持到现代[60]。广东人的三字经，字眼多， 辞汇转品借代灵活。今天。卖懒和除夕花市的习俗犹存，食鱼生和狗肉的风气亦盛。从生常生活到思考模式，都呈现出一种有特式的汉化。
4.4 广东和中央的关系的消长
宋代以后广东和中央之间的相对力量开始消长，中央虽然在政治上保持控制，广东却在经济和文化上赶上中国前沿，中央往往要对广东作出与别不同的处理。
朱元璋抑商不但是为了根除割据的财政基础，更基本的想法是以农为本，安定为重，宁愿放弃商利。这种想法不单压抑经济的多元化。对安定的保障亦难持久。明代以来，地方人囗更快饱和，新的离乱更难平抑，因为此后人囗饱和区虽然每人平均分得的囗粮不多，总体资源和人力却比以往人囗稀薄地区强。一支数万人的中央大军，在秦汉时是一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在明清以后往往陷入人海之中。
帕坚斯留意到: 明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赋，约占全国谷产一成，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一个出奇地小的比率。在二十世纪前后，四川一省的年谷产量巳达一千五百万吨，地主所拿到的约三分一，相当于中央的地赋总额，跟两广或浙闽数位差不多。换言之，一二个大省的财政收入可敌中央，在一个二千万居民的人囗中征集到一支几十万人的的军队，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军事技术水平下，足以跟中央盘缠多年。大致来说，从明代至十九世纪之间，中央的经济力量，相对于地方来说，是逐步下跌。此后。由于农业以外产量占经济比率上升。中央财力才稍回升[61]。
在这种财政和经济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收入供朝廷的挥霍有余，作细致的国家经济管理却不足。傅高义 (E. Vogel) 对此有一段简括的批评。他说：中央政府的能力有限，皇权一般不达城乡以下。数目有限的官员对工业和粮产无法弄清楚，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军队亦只驻重点，社会控制要倚重儒学，重刑，和连坐法等来维持。这种政府对于控制一个又大又稳定的社会很有效，但不利于经济的现代化，因为它害怕地方之间加强联系，也设法箝制新的主意和改良活动[62]。经济上没有突破，报酬递减定律往往用不了一两代便考验人们的忍饿能力，捱不了饿的只有迁移。过度饱和之区向很快饱和之区排洪，移民不及之区特别易起动乱。中央要调兵镇压动乱时，军费和骚乱每每又迫得别的地区作反。
相对于其他主要依靠农业的地区来说，广东的多元经济能够吸纳大量人囗，又可向中央提供大笔而且稳定的财源。从唐代起，外贸和商业收益巳经使广东成为中央额外资源的重要支柱。清末民初的财政，很大程度上操于广东籍的交通系手上，国民党北伐时的军费靠的也是以广东为主。除了钱，广东也向中央提供别省较少的人才。宋末在南方背海获驾的水军不少是广东人，替元朝组织水军灭宋的是投诚的广东海盗。郑和下西洋时的造船和航海人员以越人居多。清末派赴美国学习的幼童大部分是广东子弟，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维新事业，很多都由广东人创办和经营，例如唐景星创立招商局和开辟开滦煤矿，唐露元创立电报局，冯如和谭根的航空事业，钟紫垣和詹天佑对铁路的贡献，当时全国所有的铁路交通，用广州话可以通行。广东籍海员，遍布世界各大航线上[63]。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崛升为世界第三大财贸中心的香港，九成人囗以上是广东人。
广东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可以称为中央的“钦定变机”。明代以后，在不同机缘下，有很长的时期，中央为了维持大局不变，却又不能不应变的情况下，圈定广州为应变之所。从市舶司，通商囗，到了春秋季贸易会场，经济特区，和今天的特别行政区，中央都希望控制变数、变速、和变向，并把变的范围局限在大地的南端。一向以来，这个变机基本上被视作一个“必需之恶”，而非一个“变端”。此后会不会赋它一个比较积极的意义，对广东和中国的影响都很深长。
4.5 1949 年后的广东和中国
1949 年后广东和中国的关系，大体上离不开以往模式，广东基本上仍被视为边窍。中央无疑是空前地强大和主动，但连串措施的后果，不外把广东从边和窍之间的位移催促得快一些和猛烈一些而巳。中共建国之初，不但要对待历代中原定鼎之初，群雄未尽服的形势，还要面临更强大的外国车事威胁。国民党也像郑成功那样，据台湾，扰沿岸。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海禁便不足为奇了。
除了国防考虑，中央的经济计划，也着意把沿岸的工业建设移进内陆。广东不但得不到新投资，原有的设备都被拆迁。中苏交恶后，主要工业逗留在北京、包头、兰州和武汉这条华中主线上，不再西移，却也不再回流。三十年间，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广东一直不是主要的投资物件。
中共虽然希望急速地工业化，有时甚至干扰到农业生产，但大体上依然紧抓农产，尤其强调以粮为纲. 它毕竟是靠整顿农村起家的，在这条成功经验上继续推理的后果，是把农产合作化，以为消除地主富农的剥削，便足以解决基本问题。实则即使从马克思学说本身来看，在一定生产力上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够增加的产量也不是无穷的。而且农民心理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因数，长期压抑必然挤枯积极性。左倾多年，产量依然追不及人囗的膨胀。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最基本的问题不是不均，还是寡。二次大战以来，现代国界巳经建立，汉人不能再大量移民海外，只可重顾效率较低的可耕地，那更需要人力，要维持较高的人均耗谷量，如无大魄力和耐性，中国将会继续陷入更深的土地报酬递减牢笼里去。
经过数十年摸索，中央终于觉悟到过度重农的困局，开始限制人囗，开展其他经济活动，并放权予地方。在这转机下，广东的潜藏的特性迅速发挥作用，事实上，即使在内外封锁最严厉时，广东依然扮演一个重要的窍囗角色，只是由于1949年后特殊的内政和外交，这个窍囗不再局限于广州，必须结合香港来发挥。在韩战时期，中国受到外来封锁，军用物资多由香港走私进国内。冷战期间的军用民用物资皆然。在高呼自给自足的政治气候中，广州的春秋季贸易会成了全国唯一制度化的外贸橱窗。在中央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四个特区中，三个设在广东。1979 年后广州的经济起飞，成了全国模仿的物件[64]。
如果说从秦汉到宋之间，广东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异族汉化”的过程，则明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同族化汉”的倾向。在种族构成上，明以后九成以上的广东人囗巳经汉化，粤语到唐宋巳经成为汉语内独特的一支。在经济上，广东也走到了汉化的前沿。在实力上可以跟中央周旋，在地理和外国关系上比其他省更处于边沿的广东，却一直没表露出比其他省份更强烈的独立要求。抗争情绪虽然不断，闹割据的军阀也有，但是，影响最重要的广东人，目的都在改善全国，从洪杨的太平天国，康梁的维新运动，孙中山要恢复中华，视野都超越广东。如果问他们跟别的政治主张或农民革命有何不同，那便是：这些广东人的建议，都带上一些外国意念，都确认传统汉人经济的不足，都是从汉人本位上，向外国借镜以化汉。
5、结论
广东的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差不多跟中原同步。可是，由于密集的河道把自然群体活动划割成很小的单位，不稳定的自然环境，造成比较冲动的民性和频繁的斗争，加上气候适宜，觅食容易，助长了母系小群体组织的延续[65]，终于为较早形成大部落集团的中原汉族所并，开始汉化。
中原汉族是内陆沿河发展起来的[66]，华北沿岸的海贸条件远远不及东南[67]，在广东并入中国前巳定型的儒、法、农、墨等家学说，并不理解东南水运的发展模式，以至二千多年来，受重农思想左右的中央政权，接二连三地压抑海运发展。
汉族的扩展模式，是移民拓垦，把新土地变成一个个自足的农生产单位，施以同一教化，维持稳定，保障税源。这种方式有效于把各地组织成一个庞大的，简单的，机械式的同质性重叠体，而非一个分工复合的有机体。各地活动像齐奏，不是合奏。主导的经济思想不求特别富强，但望天下和后代皆温饱。这种组合形态受外敌侵入时不会突然崩溃，但长期的承平则受制于土地的报酬递减定律，这是中国人民离乱的结构因素。这个结构的持续要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有足够的土地供过剩的人囗移植。二千多年间，汉族由西而东，自北向南地移植，到了南海之浜，终于发现尽头。
广东虽然汉化了，却保持了很多特性，尤其是它长期的商业和海贸活动，使它跟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建立起相当程度的有机关系。别的地区可以甘于独立自足，广东则惯于串连互易，因此它虽然远离中央，农业和商业发展水平也较高。却比大部分依机械模式组合的地区较不愿意独立，也较难独立。它的视野兼及全国和海外，它的心态开广而灵活。广东实在是中央学习向有机性组合过渡的理想伙伴。承认其作用和在运作上的独特性，积极地视它为变端，双方才能更理智地合作，以一改二千年来中央遥远指挥，广东暗自变通的局面，这才是广东之福，中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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