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发:反思民族主义

周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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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8日讯】(按照某种严格的定义,“民族主义”Nationalism、“爱国主义”Patriotism、“部族主义”Tribalism“种族主义”和Racism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几个概念。不过本文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在本文中这三个词是当作同义词使用的。)

前言

笔者在少年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时看了不少大陆(极左时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书,而香港又正处于殖民统治下,很自然萌生了一股痛恨帝国主义,渴望香港回归祖国之心。假如我那时已经进入大专,可能已成为“国粹派”一员了。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思想也逐渐改变。而近年来目睹民族主义在世界上重新抬头且对世界和平造成一定威胁,以及香港在九七回归前后突然多了很多“忽然爱国”的人,迫使我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并且藉本文发表一些否定我以往思想的见解。

* 民族主义的特点

笔者才疏学浅,不能全面、严格地描述民族主义,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个人见解。笔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与理性并无必然联系的对国家民族的“情”。经验告诉我们,“情”与“理”很多时是有冲突的,尤其当这种“情”是炽烈的。要顾全“情”往往便要牺牲“理”。而且“情”往往具有“排他性”,即若某人炽烈地爱甲(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他便不能又爱乙,而且当甲、乙发生冲突时,他必定倾向偏帮甲。因此可以说,除了“博爱”或墨子所说的“兼爱”外,但凡有“爱”,便必定存在一种“私心”,爱国也不例外。当然相对于“自私自利”来说,爱国是“公”的;但若相对于“爱世界”或“大同”思想,爱国又是一种“私心”了。如前所述,民族主义相对于爱自己、爱家庭、爱团体来说是非常“公”的,因此它又具有“道德性”,一个被断定为爱国的人也会获得正面的道德评价。相反,不爱国很多时被视为一种弥天大罪。

* 民族主义容易为统治者利用

正因为民族主义是与理性没有必然联系的私心,它便有一定的危险性。首先它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历史上有很不少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为了化人民的怨恨为支持,往往便乞灵于民族主义这一法宝。旧的不说,就说说共产主义崩溃前后各个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吧。本来共产党传统上是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的,因为共产党鼓吹的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正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相反。共产党又有所谓“工人无祖国”之说,在一次大战前夕,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第二国际”便曾号召各国工人不要支持他们的祖国发动战争。可是各国共产党真能做到“无祖国”吗?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苏联便曾为了国家利益而与死敌纳粹德国签订密约,共同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后来苏联在东欧扶植一个个共产国家还不是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避免遭西方围堵?中国若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怎可能在七十年代联合资本主义的美国对付苏联老大哥?自从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后情况又如何呢?很多共产党(或前共产党)为了生存可以说已将国际主义完全抛诸脑后,转而乞灵于民族主义了。塞尔维亚的社会党(前身为共产党)便是靠鼓动人民的民族情绪而继续维持其统治。至于中国,自开放改革以来积极走资,马列更加不灵光了。可是靠什么意识型态来维持“空前团结”呢?还不是民族主义?当西方国家频频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时,中共如何招架呢?当然说这是“反华大合奏”,如果说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反扑”,你想会容易挑起人民的情绪吗?

* 民族主义与战争

当民族主义为一些野心家或好战份子利用时,便很容易引发战争。上一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很复杂,但民族主义是最主要的因素。一次大战的发源地便是民族问题极度复杂的巴尔干半岛。纳粹德国之所以发动第二次大战便是为了扩大“优秀民族”的生存空间。日本侵略中国若不是为了“宏扬国威”和建立霸业,难道是要协助国民党剿共不成?共产主义虽曾令西方大为恐慌,可是它不曾引致世界大战(虽然曾引发一些地区战争,如韩战、越战,以及核战危机,如古巴导弹危机)。如今共产主义在全球溃退,民族主义重新抬头,世界和平却仍不甚乐观。近十年世界上的两个人间地狱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因何打起仗来了?还不是民族问题?且看索马里这个“典范”。索马里其实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全国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却分为六大部族。就因为分属不同部族,彼此积不相容,乃至大打出手,弄至民不聊生、饿殍满野,引致全球关注。你能想像有一天“中环人”种族歧视“西环人”并且爆发“中西环大战”,需要国际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平息干戈吗?索马里的情况其实就与此相差无几。民族主义不但曾引致战争,还曾引致无数民族冲突、屠杀、种族歧视等等人间悲剧、丑剧。

* 狂热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狂热的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它的非理性造成下述一些祸害。人们常说狂热的爱情是盲目的,其实狂热爱国又何尝不盲目?因何会盲目呢?因为实在爱国爱得太痴了,因而凡是国家的便不分青红皂白都认为是好的。笔者曾听闻当年香港大专的“国粹派”在文革时期竟然是支持“四人帮”的,在1976年当有人告诉他们四人帮已被捕时,他们有些人的即时反应是质问对方是否造谣。现在想来真是有点幼稚可笑。但这其实不仅是香港“国粹派”的问题,而是很多人的问题。若果狂热爱国不容易令人盲目,何以在文革时期有这么多人做这么多愚蠢可笑的事。

统治者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往往会把统治家族的利益、执政党的利益,或甚至只是执政党内某个当权派的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于是爱国成了爱党、爱党的当权派,或甚至爱党当权派的领袖。这就造成一种丑恶的局面:党(或当权派或其领袖)篡夺了国家的地位。可是这容易觉察吗?对于盲目爱国者来说是很难的,否则他们便不“盲”了。而当权派是有可能倒台的,新的当权派对旧的又必大张挞伐,于是这就造成一个更丑恶的局面:爱国变为了“看风驶舵”,谁当权便谁等于国家,便要爱谁。且看看本港的“国粹派”吧。据说在文革时期,“国粹派”热烈拥护四人帮。四人帮说要批邓,他们便骂他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四人帮垮台了,走资派积极走资,他们当然称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试问这种“爱国”还有价值吗?

当民族主义发展至“至高境界”时,还可能造成以下的“逻辑思维”–由于只有中国的才是好的,西方的东西我们全都要打倒,诸如人权民主、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工程、模糊逻辑、人工智能、光导纤维、航天科技等等全都应抛弃,代之以三纲五常、忠君爱国、奇门遁甲、五行术数、风水算命、易经八卦、喃磨问米、夜叉游鬼、阿弥陀佛。(对不起,“佛”不是中国的,而是源自印度的。)请不要以为我在讲天方夜谭,当年义和团不就是这样的吗?新中国不是把义和团运动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吗?这不是笑话,是“哭话”。

* 民族主义的道德性

民族主义还有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使爱国成了一种“武器”。笔者清楚记得在我幼年时的香港是这样的:上流社会一片崇洋风,中下流社会一般忌谈中国,谈“共”色变。一些年青人甚至说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笔者在升中之前甚至不知谁是毛泽东(但知道谁是亨利八世,因小学要读英国历史)。但在临近九七时,不知怎的香港“忽然”多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新移民)?不知怎的很多人“忽然”爱国起来了?很多曾担任亲英派多年,被中共称为殖民地政府“孤臣孽子”的人物,不知怎的摇身一变成了“爱国爱港”力量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当然只有蠢材才会认真寻找答案。我只能说在临近九七和回归以后,香港多了很多爱国的人,而且爱国成了一件廉价的法宝,可以用来打击一切被打为不爱国的政敌。争取民主?民主人权是西方的东西,你追求它便是不爱国,你被打成不爱国还不罪大恶极?(比黑社会还大罪,因为据说某些黑社会组织也是“爱国”的)。

当民族主义的道德性和排他性一起“升华”时,它便会获得一种更危险的“真理性”。一个爱国成狂的狂徒往往具有一种“圣战者心态”,视他的目标为一场“圣战”。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多元便必定有分歧,如何解决分歧?理智的人会说一人让一步,可是“圣战者”是绝不肯接受这一套的。他们的心态是唯我独尊,不是我死便是我亡,绝不妥协,妥协便是不爱国。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恩怨为何纠缠那么久?波斯尼亚交战三方为何无数次订立了停火协议而仍然停不了火?那便是各方的“圣战者”不肯罢休的结果。由此可见极端民族主义可以令一群人何等蛮不讲理,何等冥顽不灵。

* 民族主义并非唯一值得推崇的价值

但是民族主义也曾发挥过好的功效。八年抗战时若人人都不爱国,今天我们岂不个个成为萝卜头脚下的支那猪?没错,民族主义在鼓舞弱小民族、分裂民族争取独立、统一时确曾起过积极的功效。但是民族主义是唯一能起此功效的精神力量吗?我认为不。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仔兼打汉奸?除了因为我们要维护中国领土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爱自由、爱我们的尊严。在凶残的异族统治铁蹄下,我们绝无人权、自由、民主可言,因此我们要反抗。相反如果入侵者为我们带来自由、尊严我们还要反对他们吗?当然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请看看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例子。根据当年报导,柬埔寨人宁可选择在一个越南扶植的“柬奸”政府下生活,也不希望原来统治他们的赤柬“光”复祖国。当时我还年少,实在不明白为何柬埔寨人这么“没廉耻”,但是后来当我认识了赤柬统治时期的“德政”后,我便全然明白了。(当然越南入侵者也绝什么非善男信女,但比起赤柬那群“生番”来说,他们毕竟像人多了。)柬埔寨的例子告诉我们,世事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也并非唯一值得推崇的价值,其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公德心也是值得我们追求的,而且这些价值的优点是,它们是建基于理性的普世价值,超越了一家一国的范围。

几年前日本有一个名叫“东史郎”的人出版了一本揭露当年日本皇军暴行的书。东史郎的行为便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以及对正义原则的追求,超越了狭缢的民族主义。这就是把正义原则置于民族荣辱或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请注意,东史郎是在遭受日本国内极右势力的谩骂乃至死亡恐吓的情况下出版这本书的,这一点更显出他的伟大人格。当我们中国人为此事拍手叫好之际,我们有否想过我们自己又是否有这种胸襟呢?假如有一天有中国学者著书揭露中国统治者入侵或统治少数民族或邻国的暴行,我们能像东史郎以及他在国内的支持者那样“帮理不帮亲”吗?

当然我不是要全盘否定民族主义。所谓“人非草木,谁属无情”,人不是光靠理性生活的。但是现在讲的不是儿女私情,而是国家大事,我们最好还是倚靠理性的力量。而且请勿忘记,现代物质文明就是建立于是讲理性的科学上的。其实不但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是如此。今天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自由民主的假设是什么?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每个人有能力且有权利为自己的命运或福祉作出决定。我认为民族主义是危险的东西,绝不能利用它来煽动人民的感情,否则将为人类带来无穷灾难。

很多中国人都说成吉思汗是大英雄,为中国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可是我要“帮理不帮亲”,当我想到花剌子模以及俄罗斯、东欧诸国那些惨遭蒙古铁蹄屠杀的人(包括妇女儿童)时,我实在很难有什么“民族自豪感”(而事实上今天蒙古国的人压根儿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成吉思汗只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跟中国人无干)。我还记得当伊朗的什叶派在伊朗革命成功后,曾一度扬言要恢复上古时代波斯帝国的版图。如果明天中国说要恢复大清帝国的版图,蒙古说要恢复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希腊说要恢复阿历山大帝国版图,意大利说要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法国说要恢复查理曼帝国的版图,俄罗斯说要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我们的地球会变成怎样?

野心家磨拳擦掌,圣战者群氓乱舞。
理性者痛哭流涕,众苍生饱受煎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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