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 (大纪元记者郭若、鹿青霜采访报道)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信息的掌握影响到不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中国大陆的信息封锁因去年对萨斯的掩盖引起中外人士的日益关注。海内外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网络。萧强先生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研究生院中国互联网项目的主任。他自一年前离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工作后，一直致力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和教学。
萧强简介：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六四时在美国攻读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六四”后，于6月8日抵达中国﹐给受难者家属送去美国各界人士的捐款。同年底加入在华盛顿特区的全美学自联。1991年到纽约加入中国人权组织﹐此后一直担任执行主任职务达十余年之久。萧强对中国人权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他是由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2001年度“麦克阿瑟奖”得主。
萧强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互联网，他对信息对中国未来影响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个侧面的回答。
**资讯封锁导致公共决策错误 害己害人
中国社会要想和平转型，从传统的集权社会转变成透明的公开民主法制社会的话，资讯自由是最关键的。中国社会毕竟不是六、七十年代那种社会结构了，那时候每个人完全是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人属于单位，街道、公社、大队，几乎没有任何横向的联系。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包括城乡流动等等，人际关系远远不是一个单位，一个街道可以固定的，那互联网的信息包括移动通讯的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相当深刻的变化，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所谓高联通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机构下，一种社会新的模式的变化，不管是政治上，文化上或者经济上，主要不是靠由上到下的力量主导，也不是靠广播性媒体的宣传。
中国社会今后的变化由下向上的推动力量要比过去强得多，资讯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是变动快、复杂的社会，所有的参与者越需要透明和公开的信息，不然这个社会不仅不稳定，而且各方面的决策会出现更加频繁的错误。最重要的后果当然是公共决策的错误，不仅不能够针对客观具体情况，也不能够反映有关人的利益，而且出了错误也不容易被纠正。
当然这不仅是个资讯的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法制的问题，但资讯在这里面是个很主要的部分。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度复杂而且变化非常迅速的社会。另外因为现在社会由下向上的推动力增强了，信息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增加了，不是说只有那些决策者知道事情就可以了，实际上那些决策者也没有那大的力量来控制整个社会。那就更需要整个社会有一种更透明和公开的机制。
掩盖事实的结果会导致重大的社会灾难，最明显的例子是去年Sars的传播。几乎每一项社会决策和公共决策都可以看出，没有公开和透明的信息，无论是对决策者或者对所有跟这个决策有关的人来说，都是负面的。
信息是如此的重要，中国的现状又如何呢？
**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手段：法律和政治的惩罚
中国网络与世界最基本的不同是政治权利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对整个网络作为一个媒介的控制。这些都使得中国网络在中国社会变化所起的作用跟南韩、台湾不一样，跟美国更不一样，同样的网络工具，同样的技术形式在中国有不同的应用和发展。
这个控制和中国政府在其它方面的社会控制是类似的，高技术只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方面。更多的却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惩罚，它在两方面构成这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最后的结果是让人们自我审查。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民大学，其实很多校园都一样，在电子公告网上发了个电子邮件，说明天上午市公安局要在学校的主机装监视软件，需要一个小时，特此公告。这里面当然有个技术成分——监视软件，实际上这个监视软件灵不灵，用不用都是其次的，重要的是这个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公告。一个人不断地接到这样的信息，便会觉得自己被监视了，于是每个人都会自己控制自己，不敢在学校的网络上讲其它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网络上无处不在，你到任何一个博客网站或论坛，上面除了写着中国的法律规定如何如何，还会直接告诉你，你的行为是在安全机关或者网络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你觉得你在透明的环境下，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会限制自己。
中国政府对网络主导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要保证政治权力的控制，一方面又要保证经济的发展，两方面都要实际上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在这些年里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长久来看这个平衡是达不到的，经济发展和网络发展要使得独裁和专制的权力越来越消弱，最后不得不变化。
但在短期内，会看到这个专制的控制还非常有效。他们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来控制网络，外界看到的是防火墙，包括一些监视性的网络技术控制，封锁，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在我看来它还不是主要的方面，更主要的方面是社会控制、政治控制。抓一些人只是最外围的信号，更多的还是用政治、法律、经济的力量，产生一种自我检查制度，使网民不敢或者不能把网络当作真正政治社会言论自由的工具。
中国的网民集中在城市，教育比较良好，社会地位属于白领或者中产阶级，这也决定了网络在中国社会的作用的一些特点，一方面网络已经对中国社会的社会舆论和信息传达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的人口所反映的兴趣和要求基本上只代表一个特定群体，而非中国社会的整体。
**中国特色：没有被封名单 象征性封锁黄赌网站
封锁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性、社会性的新闻，这是中国政府的传统做法。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封锁互联网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也是把防火墙设在总的关口，封锁经脉的很多网站。技术跟中国的一样，只是中国的比较庞大，但做法很不相同。
沙特封锁了很多色情的、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网站，你要去那些网站，他会告诉你这些网站是属于政府封锁的，所以你不能够访问。而中国政府从来不告诉你某个网站是法律不允许看的，这是一点。第二，中国被封锁的网站的单子从来没有人看过，但研究者去试试哪些被封锁了，发现主要是政治新闻。色情和赌博也违法，但对那些反而只是象征性的封锁，或者大部分不封锁，可见网络警察的主要工作并不在那些方面，这可能也是他们不愿意列出被封锁网站的原因。
封锁互联网是基于整个共产党的利益，不希望中国人看到它的宣传工具的报道。他们也知道绝对的封锁是做不到的，但还希望保持相对有效的封锁，只要没有足够多的人看到信息就可以了。象法轮功对迫害的正义声张、民主法制包括六四以及一些中共阶层不能让人民讨论的话题，不管是台湾独立、西藏问题，这种封锁我看都是宣传部门统一规定的。在一个透明的社会，事实是可以说出来的，如果你越是封锁某一类的信息，实际上你给了这类信息更大的分量。很多都是基本的事实，如果你去封锁的话，这个事实反而有了一定的颠覆力，而这个颠覆力实际上是封锁所给予的。
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做信息安全的人，了解到中国政府用了相当大的资源来封锁，这是他们所谓的无底洞。只要是安全方面的技术，有关方面会有相当大的预算，很多公司会竞争这些预算。从信息安全公司的广告上看看他们在研发什样的产品，向那些政府部门要资金，你就可以看到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物力。信息安全公司的产品目标，防治网络犯罪（包括造假、病毒等）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研发项目还是怎追踪、怎封锁所谓的“不良信息”。这跟其它国家很不一样。
**中国封网带来的矛盾
对于政府控制信息新闻自由的这些封锁，反响首先当然是负面的。互联网方面尤为特出，因为互联网就是骇客们出于一种对自由技术的追求，通过合作精神建立起来的一个共同资源，网络文化就是最恨这些封锁，你去看互联网上的骇客群体都对中国的网络封锁有相当大的反感，很多骇客会主动提供他们技术或者建议帮助突破网络封锁。
但是从大的商业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网络市场已经变成了高科技最重要的市场，一些大公司都想跟中国政府有一个好的关系，以便在中国打开市场，让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得到方展。封锁网络的技术很多都是这些高科技公司提供的，相信他们知道最后这些产品是干什用的。他们对中国的网络封锁三箴其口，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商业道德。
这个矛盾在网络公司特别突出，因为他们本身是网络文化兴起的一部分，他们对信息自由、流通本来是非常倡导的，现在在中国就面临非常突出的矛盾。很多公司的决策人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们不希望被限制，也不希望在限制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发展他们的公司，特别是当这些公司与整个网络文化的形象不符的时候，还有来自社会、股东的压力。
这个矛盾是因为这些网络公司不是那心甘情愿的接受中国的限制，也许现在他们不是中国网络封锁的反对力量，甚至是合作力量，长远上这个合作关系也是违反包括这些公司本身的利益的，所以中国政府的所谓管制并不稳固。
**突破大陆封网发展较大 作用潜移默化
在海外积极帮助中国网民绕过防火墙封锁的技术公司有动态网、无界，还有一些公司有经常的措施，比如代理。最近大陆使用这种技术的每天大约有十万访问人次。跟七千万网民比十万不是一个大数目，但如果考虑到这些人都是专门来看那些国内封锁的政治新闻的，不仅看，而且一定会传播，那十万用户也不算少，潜移默化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凡事的变化都需要一个临界点，十万还不是个临界点，可能需要三倍到五倍。临界点在我这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在中国上网的人，只要他想看他一定有办法看得到，总会有亲戚、朋友或者有网友能够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他。
十万是最近的数字，如果我没弄错，一两年前数字远远少于这个。增长比较大，但不算太快，最大的原因是网络的技术封锁。封锁与反封锁的力量在技术上一直是互相你来我往，一旦对方有了新的封锁措施，这边又发展出更为有效的反封锁措施。
互联网对信息言论自由的影响主要不在于有多少人看了这些信息，而在于人们通过互联网表达或传播了很多官方媒体很少能够这表达或者没有办法传播的信息。
江棉恒对中国电讯通讯企业的发展参与非常深。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另一个，同时是由政府主导的，在建设过程中同时对网络信息的封锁。任何一个在整个事物中参与的人一定是两方面兼有。
封锁互联网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是站不住脚，不会成功的。封网只是集权政治拒绝转变的一种恐惧和自我保护措施。让互联网成为一个言论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地方，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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