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4日讯】（接上文，台湾录音聼打小组根据即兴发言整理）
三、维权的宽度层面
同时，有些人他能不仅仅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有一种博爱的精神，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推广到对更多人权利的维护。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蒋彦永医生，他就是揭露SARS疫情的暴发，包括要求为天安门六四事件正名。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社会下，他这样做时要冒着相当的风险的。
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而丧失生命的。但是有很多人会像蒋彦永大夫一样，会站出来。包括蒋大夫今年上书两会，揭露六四屠杀案，这些方面都会冒着很大风险的。
我们经常会在个人利益和个人良知之间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可能对我利益方面造成影响。那么到底我是按照我良心行事，我去说这个话呢？还是我更看重我个人的利益，我不去说这个话呢？那么有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格非常的高尚。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如果我说了这句话，我会受到什么伤害？他们把这个问题能够反过来问，他们想的是：如果我不说这句话，那么别人会受到什么伤害？我想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吧，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别人的利益和安危，摆在自己的前面。
Ａ.探讨民主
在维权的长度和宽度层面呢，事实上，中国很多人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在最近网上有一个作家叫郑贻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恢复法轮功合法地位》。这篇文章可以说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言。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事说也说，可能风险不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说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海外的报纸上，有一些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权和对中国民主状况批评得非常尖锐的文章。但是呢，这些文章的作者却在大陆，比如说象刘晓波、余杰、东海一枭啊，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冒不冒风险呢？当然也冒风险，但是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民主这个事情，实际上中国政府自己也在说。只不过中国政府在谈到民主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正面去讲，它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人权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法制应该改善。”当然中国话嘛，这个话一讲，大家也都明白，既然要改善嘛，当然现在就是不完善了。
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人权法治的批评呢，他们是从反面去讲。中国政府说我们要改善，知识分子说你这儿不好，那儿做得不好，就是采用一种很激烈的批评的态度去讲。就是说，知识分子所谈的这个话题，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中国这方面确实是存在问题。
再有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他们要吸引外资，他们要维护一定的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的面子，所以说他故意地留一些非常著名的异议分子，这样可以给外界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能容忍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这样的假像，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比较开明，能够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的假像。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所谓的开明，所谓的宽容，只是针对那些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著名到全世界各地都有人知道，都有人在关注他们。那么你把这样的人抓起来的话，对中国的形象影响很大。所以说他对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就是采取不断找你谈话，叫你说话注意点，或者就说监视居住，却不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
Ｂ.探讨法轮功问题与探讨民主的不同
但是呢，知识分子为法轮功说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拿孙志刚这个案子打一个比方。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民愤很大，当时胡温的新政府就把打死孙志刚那些人绳之以法了。而且经过审判以后，还有人被判处了死刑。大陆SARS疫情爆发之后，把张文康跟孟学农都撤职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责任人时候，他不会威胁到政治的管治威权，不会威胁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打死孙志刚的这些人，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把他们换掉，不会对政府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反而对政府来讲有好处。。胡温把孟学农和张文康撤了之后，国内的网站一片叫好之声，他等于是给了民众一点政府逐渐走向开明的希望。
但法轮功不一样，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的。１９９９年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江泽民去开亚太经合会，他是亲自给各国元首递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９９年１０月份的时候，江泽民是第一个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说法轮功是“X教”。在２０００年９月份，纽约在开各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江泽民接受CBS的记者华莱士的采访时，公开的给法轮功造谣，说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镇压都是从江泽民那儿下来的。那么法轮功在抗争过程中，采用一种很有趣的做法，就是起诉他们。法轮功不仅起诉江泽民，他们起诉了很多人，包括罗干、李岚清、吴官正，这都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还有象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啊、现在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刘京啊等等，都是省部级的大员。
如果中国政府用处理孙志刚事件的做法处理法轮功问题，不是把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了吗，那么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你能不能把江泽民抓起来，把罗干、吴官正都抓起来？那么他们可能就考虑，这样做会给政府带来管制危机的问题，当然他们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了。所以，江泽民说法轮功涉及什么“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法轮功本来不是问题，是江泽民的镇压把法轮功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那么这个事情不是对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对江泽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江泽民打死那么多人，法轮功起诉你了，那么江就面临着一个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所以江泽民就很害怕，死死地抓住军委主席的位子不敢须臾放手，一秒钟都不敢放，因为他知道一放手，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
既然法轮功对于掌握中国实际上最高权力的江泽民这么敏感，那么谁要为法轮功说话，这方面就不象人权、民主啊，可以去谈,可以打擦边球,可以跟政府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在法轮功方面是毫无妥协余地的。我举个例子，在湖北省有一个我们大纪元的专栏作家叫杜导斌，他曾经在网上写过几十篇的文章，抨击中国的专制制度，抨击中国的民主现状，抨击中国的人权恶化，他都平安无事。什么时候出现危险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叫《良心不许我再沉默》。他把对法轮功的迫害罗列了一些，而且也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去制止这场迫害，结果他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公安局说他“越线了”。越了什么线呢？就是越了法轮功这个最敏感问题的线。
杜导斌被抓起来以后，他和刘荻的经历有类似之处，在公安局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公安给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检察院看了档案说证据不足给退回到公安局，就是检察院觉得杜导斌没有想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时候新华社就跳出来了。
新华社本来是个媒体，它不是司法机构，你又没有经过取证、质证，但是它就发了一篇社论，说杜导斌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宣传机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它对法轮功是非常严厉的，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Ｃ.走出“禁区之禁区”和“恐惧之恐惧”
大纪元还有一个专栏作家，很年轻的，今年才２１岁，叫杨银波。他就说他对于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公开呼吁，对社会底层的人也非常愿意接触，愿意去把他们的疾苦让很多人知道，但是他说，对法轮功问题我一直怀有一种“恐惧之恐惧”，因为法轮功是中国的“禁区之禁区”，民主可以算是一定程定的禁区，法轮功问题是禁区之禁区。
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说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法轮功问题保持一个距离的。但是经过法轮功这些年的和平抗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就是信仰“真、善、忍”。大家都知道，信仰这东西是具有排他性的。一般的信仰，像基督教、像佛教、像道教，都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比如说耶稣就说“我是唯一的真神”，释迦牟尼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般的宗教都是排斥其它别的信仰，排斥其它别的宗教。知识分子就用原来他们的观念去套法轮功，他们就说，法轮功万一以后，你们人数这么多，你们搞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怎么办？
有人就在网上说，我们不喜欢共产党，可是我们也不喜欢白莲教。但是，他们经过这四年的观察，他们发现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根本就不参与政治，这是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从法轮功四年的抗争中他们得到的一个答案，因为如果说是想参与政治的话，有任何一个世俗目的去追求的话，他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世俗的办法去瓦解你。
譬如说，我这个人，我是为了追求权力来信仰法轮功的，那政府他可以用更大的权力来对我进行招安，对吧？如果我是为了钱去修炼法轮功，当然法轮功根本就不牵扯钱的问题，那么政府他可以用更多的钱来对我进行收买。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点点世俗的追求，政府就可以从世俗的层面去打击你。但是就是说，法轮功四年的抗争，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人他们除了追求自己信仰自由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追求。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这个政府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机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生产，我们怎么样去丰富人的文化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知识分子他们看到法轮功这种非政治化、非世俗化这样的一个特点。
同时，对法轮功四年来的和平抗暴的这种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又非常钦佩。遍及中国这么多省市，遍布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他们都为了一句真话，不畏生死的去讲一句真话，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是感到非常佩服，所以后来有个作家叫刘晓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届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极其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这话说得很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维护法轮功的权力上，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中国的大地上站起来。比如说像余杰啊、像刘晓波啊、像杜导斌啊，东海一枭、郑贻春等等，有很多人吧，已经开始为法轮功公开讲话了。
他们为法轮功开公讲话可以说是走出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对民主啊，人权啊，你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的话，不会给你带来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危险，但是呢，几乎你为法轮功一讲话，你马上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挺身而出的话，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法轮功就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中国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因此而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高尚起来，他们真正在中国维权里头走出了一种恐惧，走出了一种困境。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可以说是愈来愈完整，比如说郑贻春先生他写的文章，他就提出不仅仅是要停止镇压，也不仅仅是要平反，他还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对法轮功这些受迫害的进行国家赔偿，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进行集体忏悔。
也就是说，他已经跳出了过去简简单单的平反跟停止镇压的层面，他们已经上升到另外一种层面，就是要求你赔偿，还要求你忏悔，因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够保证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因为象文革这样的灾难，中共都没有真正进行过忏悔。他们只是说文革这个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应该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应该往前看，等等等等。它都没有对文革进行过那么深刻的忏悔，很多人对文革的反思都是民间的。比如说郑义先生写的小说《枫》，包括象老鬼写的《血色黄昏》等等，很多伤痕文学他们都是民间层面的反思。政府不允许你反思文革，包括原来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人，叫做宋永毅，他跑到中国去收集文革的证据，后来就被中共逮捕了，因为各方的救援行动，被遣送回美国。
所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对老百姓进行过忏悔，你不进行忏悔的话，就等于说是一种忘却，让民族失去对历史的记忆，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历史的重演，对文革的忘却导致对今天法轮功迫害的重演。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政府进行忏悔的呼吁，就是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也好，包括民间一些人士也好，他们在维权运动中，他们克服了最大的恐惧，就是说他们在维权的宽度层面，能够推己及人，先考虑别人的安危和别人受到的迫害，并且大声疾呼。这些方面，知识分子也已经走得相当好，这是我讲维权的第二个层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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