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脖子树:在正定一中的日子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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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0日讯】你见过干旱季节的禾苗吗﹖它的叶子枯黄萎缩﹐曲卷成一条条绳索。一阵干热风掠过﹐它被迫无可奈何地摇曳着﹐发出悉悉嗦嗦的叹息——

但是﹐禾苗毕竟是有生命力的。它带着求生的亢奋﹐紧紧抱定了心中的一点绿﹐拼命把自己的根须向土壤深处扎去。

那在土地上劳碌的农夫﹐用脊背对抗着烈日﹐不停地耕耘﹐他们从未放弃收获的希望﹐他们和禾苗一样焦急盼望雨水的降临。

这禾苗就是60年代初正定一中的学子﹐这农夫就是我们的老师。

1﹑饥饿中的学生

我的中学时代﹐正遇到国家经济困难。国家穷到连一天三餐也供应不上。只好关闭工厂﹐下放工人﹔收缩教育规模﹐减少招生人数。即使被录取的学生﹐也多数将粮食供应关系迁回农村﹐从自己家里带粮入伙。要知道﹐那时候农村里的人也在搞”低指标﹐瓜菜代”﹐吃”代食品”度日子。

每到星期日﹐同学们会从家里背来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通常是红薯干﹐把它们摆放到宿舍铺板下。每次饭后﹐抓一把红薯干﹐捏一小撮碱面放入茶缸里﹐全班的茶缸都摆放在一只蒸笼上﹐由值日生抬到伙房里﹐再注满清水。下一顿就又有香甜的蒸红薯干吃了。老是吃这东西会烧心﹐打个嗝也会从胃里冒酸水﹐大家倒是盼着吃上玉米面饼子换换口味。

几个连红薯干也背不来的同学﹐只好放弃读书的机会﹐象李培照﹐一个很有绘画才能的青年﹐在新生入学报到后就对我说﹕”我一家糠菜和在一起还不够吃﹐怎么能再分出一份粮食?这个学实在上不起﹐还是回乡顾生活要紧—–“李培照一去不复返﹐他只上了三天高中。

丁文华同学坚持了一年多﹐也是因为家庭困难被迫停学。临走我们都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告别话好。周成群说﹕“你要纪念这段日子的话﹐以后有了儿子﹐就取名叫‘背粮’吧﹗”

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张茂琴﹐喜欢唱歌跳舞﹐是个机灵活泼的姑娘。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变得面黄肌瘦﹐一阵风会把她吹倒似的。到了64年冬天﹐身体弱的好像连她的那件厚棉衣都扛不动了。她一直坚持学习﹐但不到毕业就病倒死了。到过她家的同学说﹕“她家挺惨的﹐要吃没吃﹐要用没用的﹐张茂琴被耗干了。”

在那些年﹐成天在脑子里挥斥不去的念头就是“想吃东西”。甚至打赌也与吃分不开。“我能把这个饼子三口吞下去﹐你敢不敢赌﹖”

初中班的两位小同学吵架。也是在分饼子的时候﹐一个饼子把旁边的一个黏去了大枣子那么大一块﹐拿到缺角饼子的同学正要说个长短﹐对方早把那多出的一块吞到肚子里﹐消灭了物证。两人吵到生活委员那里要求公断。

如果有同学私下塞给你一点什么吃的﹐那肯定说明你们之间友情不薄。记得王书进同学在宿舍请我吃一块红薯﹐我说﹕“不要”。他把那块红薯举到我面前﹐我第二声“不要”还没说完﹐口水夺口而出﹐在嘴角拖成一条线悠然坠地﹐当场出丑。既然装斯文装不成﹐索性一把抢过来﹐一口吞下一大截——

尽管饥饿很普遍。我还真没见过那一个被饿死。被撑死的事的确在正定师范发生过。一位学生的亲戚来校探望﹐临走留下不少花生﹑黑枣一类好东西。这位同学失去控制﹐吃下去太多﹐肚子胀起象只鼓﹐抬到医院里胃已被撑破﹐医生急救都来不及了。郑培和同学叙说得活龙活现﹐好象他当时在现场一样﹕“——-那肚皮胀的呀﹐象吹起来的气球﹐薄的透明。大夫看着怎么也救不活了﹐试着在肚皮上扎了一针。那气从针眼滋滋往外冒﹐这时候那学生从昏迷中清醒了﹐觉得疼痛减轻不少﹐就呻吟着说﹕‘大夫﹐再﹑再给扎一个孔吧﹗’”

尽管这个故事经过传播有加油添醋的地方。却使同学们得到有益的警告﹕再饿也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则有生命危险。

中学期间我创造了一生的吃饭记录。在石家庄火车站大桥街饭店﹐和陈文凯一起吃面条。二两粮票一碗的汤面﹐我一气吃了七碗。陈文凯比我个头小﹐肚皮却不小﹐也吃了七碗。十四只碗排满了一张桌子﹐惹得服务员直翻白眼。

2﹑怀念老师

当时的正定一中﹐也是名师荟萃的地方。他们学问精深﹐诲人不倦﹐深得同学敬重。这里有经验丰富﹑授业有方的冯平﹑高耀荣老师执物理化学教鞭。也有英气勃勃的年轻数学教师张宗魁﹑田庚老师。当年张﹑田二位是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皎皎者﹐大学刚毕业﹐就被正定一中抢来﹐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与他们相处﹐有一种亦师亦友的感觉。

语文老师陈守东刚参加工作就做我的班主任。我们50多人的学习生活﹐他都要操心。我的语文成绩还不坏﹐高中二年级还弄过全校征文比赛第一名。我向陈老师咨询未来我的专业方向时﹐陈老师推心置腹地说﹕“你的理工成绩也不错﹐你要选择理工专业﹐搞文没什么前途。”若干年后﹐我才明白陈老师的深意﹕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历来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他并不想在那是非之秋﹐让我进入是非之地﹐招惹一番是非。

张家书老师才气横溢。他在讲台上﹐尤如歌舞明星在舞台﹐一举手一投足都韵味十足。他的语言幽默﹐经常令人捧腹大笑。记得他模仿宇航员在太空中失重状态﹐索性在讲台上翩翩起舞﹐姿态优美飘逸﹐不亚于黄梅剧天仙配的七仙女下凡——听张家书老师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求知在轻松娱乐中。他教授的生物课﹐并不是我的专业﹐可我总是饶有兴味地听完他的全部课程。

张老师的才能还是多方面的﹐他的书法高超﹐他的作品参加过书法展览﹔他的组织能力强﹐头脑机敏﹐语言犀利﹐分析问题一针见血。他的家庭负担重﹐困难时期﹐全部工资拿来吃饭﹐多年买不起自行车﹐买不上手表。同学问他﹕“张老师﹐你的自行车呢﹖”“都在肚子里﹐都在肚子里呀﹗”张老师坦然地拍拍肚皮﹐大大方方地回答。

文化大革命中﹐一伙红卫兵蜂拥而至﹐来抄老师的家。张老师以一介文人﹐竟敢武力反抗﹐表现了张老师维护尊严﹑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的性格。结果他的腿当场被打断﹐并被用大抬筐送入监狱﹐随后被折磨而死——我得知张老师的这一悲惨下场﹐已是文化革命以后﹐一时惊愕竟让我说不出话来。今天我要想说的是﹕“张老师啊﹐象你这样具有刚强性格和多才遗传基因的人﹐却被社会淘汰﹐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基因组合里﹐不是只剩下懦弱和无能了么﹖为改善中华民族的素质﹐你也应该活着﹗”

3﹑得失尽在其中

正定一中学习空气浓厚﹐老师敬业﹐学生好学﹐教学质量在河北省名列榜首。学校升学率高。我们那时代﹐历年不低于80%﹐而石家庄市内的重点高中﹐最高才达40%左右。据我的观察﹐这里也并没有什么密不可宣的秘方﹐而在于学校坚持一些实实在在的治学方略﹕校领导注重提高师资水平﹐求贤若渴﹐广纳人才。那时候﹐整个社会讲阶级斗争﹐查家庭出身﹐左倾气氛日益严重。但是校领导还是能避免偏激﹐量才使用﹐组织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这是学校能保持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学生全部住宿﹐从早6﹕30起床﹐到晚上10﹕00熄灯﹐作息时间安排紧张有序。这虽然有点军事化味道﹐初入校新生还有点不大习惯。却能够有效利用时间。对于自制能力还不大强的中学生﹐无疑有很大益处。比起一般中学﹐正中的师生平均每天要多用功一个小时﹐长久积累下来﹐日久见功夫。笨鸟先飞﹐尚能争得先机﹐何况能进入正定一中的鸟儿﹐个个都多少带点灵气的。

不能说正定一中的教学就没有失败的地方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败在于政治课和哲学课的教学失败。60年代初﹐中共对外正展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慷慨激昂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接二连三地发表。每当中央电视台预告有重要文章发表时﹐全体同学聚集操场收听﹐郑重而庄严。在政治课上﹐老师的重头戏就是痛批赫鲁晓夫﹐比如赫鲁晓夫访美缓解东西方冷战状态是投降美帝﹕苏联工农业生产计算利润是复辟资本主义﹔对工人发奖金是腐蚀工人阶级等等。政治老师还有新鲜的东西﹕比如中国的经济困难也是苏修逼债造成的等等。老师们一付正气凛然的样子﹐批判得铿锵有力。一时间我们许多人都信服了。不幸的是我们中间一些信得真诚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成了阻力。问题在于当时的政治老师们把一些虽然被资本家采用﹑但又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措施﹐一律贴上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当成毒蛇猛兽加以挞伐﹐使人望而生畏。老师﹐你们误人子弟呀﹗

哲学的课程﹐也常令我感到陷入污泥而不能自拔﹐自相矛盾而难于圆其说。譬如唯物主义认识论讲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经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不断地去伪存真的过程﹐才能达到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认识从实践开始﹐又回到实践接收检验。如是循环﹐才能得到真理。但是当谈到毛泽东思想时﹐就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架式就是对毛说过的话﹐正说得话﹐和将来要说的话一概当作金科玉律﹐只有认真学习﹐坚决执行的义务﹔又如讲唯物史观﹐说群众创造历史。国际歌也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是革命歌曲“东方红”却赞颂“他是人民大救星”。

教授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客观原因。反倒支支吾吾为本来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政策辩护﹐例如说﹕大炼钢铁虽然砸碎了烧饭的铁锅﹐毁了一些山林树木﹐这只是现象﹐调动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这才是本质﹔经济暂时困难是现象﹐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是本质﹔大跃进出现了局部比例失调是现象﹐但是揭露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发展是本质——-马克思批判中世纪的哲学沦为神学的侍婢﹐那些唯心论哲学家一天到晚在用哲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伟大﹐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论天国的玫瑰花是什么颜色——我们的哲学在当时的作用﹐是用哲学名词﹐遮盖弊端﹐为尊者讳。其实﹐不管是锦上添花﹐还是遮羞盖丑﹐都不是哲学和政治学的本来功能。它们既然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有前后一致的逻辑概念和思辩规律。“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这才称得起是一门科学。

60年代初期﹐借着学毛著﹐掀起个人崇拜浪潮﹐鼓吹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化尖锐化﹐反对修正主义等等﹐只不过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预热活动。正定一中的政治哲学课程﹐给学生灌输了个人崇拜和错误的认识论。为未来文化大革命准备了一批缺乏科学判断﹐只知道“誓死捍卫”的红卫兵。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胡耀邦为了打破两个“凡是”对人民的思想禁锢﹐重新讨论判别真理的标准问题﹐批判了当时的糊涂老实人华国锋。我以为﹐包括老华在内﹐他的糊涂认识来由不止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让全国自上而下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宣传搞晕了。参加这个宣传造势运动的﹐除了报刊杂志电台﹐还有很权威的人士就是你们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尊。

四十年过去了﹐在今天评论过去﹐好处是有了后见之明。实际上﹐能认真接收后见之明的﹐仍然不失为聪明人。人们有时会重复地犯过去的错误。就是因为
没有后见之明。

以此作为庆祝母校诞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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