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莉雅报导)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人们在纪念六四的同时，也对当年的这场运动进行了反思。这次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六四“幕后黑手”*
1980年代末，在学运开始的时候，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刘晓波是该校中文系的教师。他在学运开始之前因为对大陆知识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态度而被视为“反叛青年”。学运开始之后，刘晓波提前结束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回到北京，投身到学运之中，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他也是6月2号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六四之后，刘晓波被关押了二十一个月，随后又因为组织纪念六四周年活动和发表有关宣言而被拘禁和劳教三年。他的“民族虚无主义”与方励之的“全盘西化”以及苏晓康等人在“河殇”中提出的蓝色文明理论被中共高层称为六四事件的三大思想根源。
*访谈时电话被掐断*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刘晓波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首先针对有关六四事件是因为学生的过激行为导致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学运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的电话线至少两次被掐断，录音的质量也很差。
*政府应对六四血案负主要责任*
刘晓波说：“回头看这件事，第一点就是说，从这种法律的角度讲，或是从道义的角度讲，六四这件事情最后以悲惨的血案告终，主要责任是在政府身上。政府肯定不能用这种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学生的示威请愿活动，都是以和平的方式，他们的要求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主要是两项诉求，反腐败和争民主嘛。”
*知识精英做得不好*
刘晓波说，青年学生和市民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得很好，一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同时也能使这么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保持和平和理性。他认为做得不好的是精英这部分人。他说：“知识精英表现在三方面的匮乏。一个是经验不足。是突然起来的嘛，也没有谁组织。突然间学生就起来了。突发事件的经验不足。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思想资源也不足。你要是回过头来，看看当时这些六四精英发表的宣言、文章、口号，我今天看起来是有一种汗颜的感觉。第三个方面就是，经验不足就导致操作这种民间街头运动的技巧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没有更好的跟学生组织，包括学生、市民进行更好的协调。”
*精英阶层道义勇气不足*
刘晓波着重批评精英阶层在道义勇气上的不足。他说：“在运动高潮期，大家都纷纷出来，声援学生也好，直接加入运动也好。但是一当大恐怖降临的时候，首先逃跑的都是这些精英。而且你从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中，你也能看到，那些惨死在街头屠杀的，没有这些六四的风云人物，甚至连受点什么重伤的都没有。死伤者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学生和市民。这就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对比吧。”
*六四使政权道义合法性急剧流失*
对于六四事件不但没有促进中国的民主发展，反而使民主出现倒退的说法，刘晓波说，从高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层面上来看，六四事件之后，由于改革派被完全清洗，导致当时可能开始的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后来基本上就停顿下来了。但他认为，以鲜血为代价的六四还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说：“积极的成果，从反面来说，就是使大陆的百姓知道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个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急剧流失。”
刘晓波说，邓小平为了弥补政权的合法性，也为了挽救他作为改革者的个人声誉，他在六四之后很快就启动了经济改革，在政治上进行封闭的时候，更大限度的放开经济改革的措施。那些在六四事件中表现不佳的知识精英也因为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收买策略而受惠。
*六四带来“半吊子自由”*
这种经济改革也扩大了中国人在非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空间。刘晓波说，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人不可能获得在婚姻、旅行、户籍管制等方面这些所谓的“半吊子自由”。当局在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意识形态。
他说：“比如说，邓小平92年提出来‘三个有利’，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综合国力，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后来，江泽民又提出‘三个代表’，现在胡温又提出来‘新三民主义’，同时也把这种人权概念第一次写进宪法。我觉得这都是它不断在六四持续的压力下所做出的调整。”
*六四导致民间维权意识觉醒*
刘晓波认为，六四事件最为重要的一个正面遗产在于它导致了民间维权意识的觉醒。他说：“这个你可以对比79年民主墙的时候。当时，魏京生这些人被镇压之后，民主墙在北京甚至在高层都得到肯定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的整个状态，不说万马齐喑吧，也没有听到关注民主墙这些被陷入冤狱的人的声音。那么六四以后就不一样了。六四之后，民间持续地要求为六四平反、关注文字狱案件、政治案件的声音持续不断。”
刘晓波认为，六四之后，这些民间的压力，特别是六四之后诞生的“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要求还原历史真相、寻求正义的努力，使中国形成了“权力在官府，道义在民间’的大格局，而且这种民间的推动力对中国改革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
刘晓波说，在国际方面，六四事件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敌视民主、敌视自由、敌视人权的关注，从而开启了国际间对中国展开的人权外交。正是这种国内外的压力，促使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的提法做出了调整。
*袒露心路历程*
刘晓波对民主信念的追求导致他几次入狱，出狱之后被剥夺了著作权。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刘晓波向美国之音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说：“从八十年代开始，最初的出发点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诚实的人，就会产生冲突。那么，一旦产生冲突，你就会有一个选择。你是为了捍卫你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有尊严的人的立场呢，你还是向这个体制屈服、出卖自己的尊严，说假话？在这一点上，我的出发点是，争取吧，尽管做得不太好，力争做一个有尊严、诚实的人。另外，六四以后，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自己感到特别沉重，特别是想起那些死难者，那些亡灵以及那些亡灵的亲属、母亲，自己有一副比较愧疚的心理。就是说，这些亡灵一天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我的良心就会一天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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